王恩洋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一生勤奋，作风朴实，舍己为人，以苦为乐。他著作等身，成书40余种[2]，自应归入知识分子之列，但他过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乡恂恂，与田夫野老不异；道途奔适，与走卒贩夫无殊。”给予别人的印象，既平凡又特殊；他曾自称“大志凡夫”，显然就有这种性质的含义。

1919年3月他去了北京。当时许多青年都向往勤工俭学的旅法活动，他一度进过法文专修学校，必然也有这种愿望。李大钊、王光祈等倡办工读互助团，由于资金有限，只成立了三个组就宣告满员；他便约集同志，另立互助团的第四组。他每日步行十余里前往北京大学听课，其余一半时间从事劳动。次年初，天津学生因外交事件爆发了示威运动，遭到镇压，又激起了广大北京学生呼应声援。当局出动军警，大肆拘捕，达二千余人，驱入天安门内，再拣择首要40名，其中就有王恩洋。后经起诉定罪，处以徒刑四月。他在狱中，起初颇有自豪之感，后见同辈“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且至互相轻侮，于是感想纷呈，认为立志救国应有牺牲精神，要坚持这种精神又须首先要有学问作基础；光凭冲动，或出风头，是难以济事的。他在狱中写古诗多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当他出狱时，工读互助团各组都已奄奄一息。他便自任第四组组长，新筹资金，实行工商兼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还附售文具用品。他认为办互助团的目的本非谋利，乃是通过这一组织，团结有志之士，造就理想经验兼备的人才。他工作学习十分努力，除统筹全组事务外，每日和大家一样劳动四五小时，并要远远赶到北大听课。但由于种种原因，结局还是负债累累，被迫停业关门。

1920年下学期，他在北大哲学系旁听的是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前者由马叙伦讲《庄子》和“宋儒学案”，后者由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哲学”。本期安排先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对生活衣食住行等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梁漱溟指出西方、中国、印度各别具有着重解决上述三方面人生问题的倾向；并谓其主要成就，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法。他的讲题主旨，以中、印文化无可非议，其病在于早熟。西方文化正兴盛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惟其弊病亦日渐暴露。自长远视之，这种文化对于人类是否能带来真正幸福，还是很有疑问。他主张中国当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漱溟的意见，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难以遽下结论。惟恩洋先生认这是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习儒学，并经梁漱溟的引导，到南京就学于佛学大师欧阳渐（字竟无）之门。

过去有一种公认：欧阳渐有两大弟子，风格迥异。一是吕澄（字秋逸），思想冷隽，治学精严；一是王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恩洋先生志切救世，热情充沛，尤喜亲近社会下层人民。他布衣蔬食，安于淡泊，出门远行，背包挂伞，独来独往，不计危苦；对人对事，凡情之所至，理之所安，一身任之，能终其守。例如他23岁开始素食，初不是由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是出于理性抉择。他在《自述》中说：“互助团分散之日，偿屠户肉债30余元，彼感激，送来肉10斤，全体大食两餐，余因厌弃肉食，遂发心素食，永断荤腥。”1940年初冬，他从南充起程，前往江津谒欧阳大师，只身徒步，日行百余里。在他的《南游记》中留有一段记录：“初六日，过八塘，日落如在山顶，下山犹十余里矣。山路曲折，两崖峻绝，别饶幽致。俄林间风动，草木有声，暮云忽起，遮蔽星月。余心随境以入寂，渺然若丧乎我者。继而林木怒号，风力加急，飘举衣袖，余驭风而行焉。斯时精神倍增，脚力益健，仰见天空，忽夜月如钩，破云而出。余亦心光怒发，念六度万行，一切智智[3]，趣之何难，直往而已。继复万象森罗，转觉心意两忘，无取无往。始觉精进之功，寂照不二之旨。既至八塘，余乐未歇。中夜风云顿作，大雨如盆倾也。”一般人畏避的遭遇，却当作喜乐之事来欣赏，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如此。

1927年他回到家里，一面从事著述，又办起龟山书房，教育子弟青年。办事深感经费缺乏，可是意外之财突然送上门了。原来侨居南洋西里伯岛的黄连科，四处打听，要向他提供赠款。黄君原籍福建泉州，初作小商贩，后成小康，因精神创伤，悲观厌世，屡欲自杀。由于读了恩洋先生的论著，疑结开解，思想复常，始重获生趣，所以发愿要扶持先生的事业。此后恩洋先生出版著作、为龟山书房置产修建，种种开支，都靠黄君的捐款。直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们的通讯才中断了。抗战结束，恩洋先生把设在内江的东方文教研究院，迁往成都，改为学院，扩大招生。草创伊始，颇感经费不足，便通讯联系，期得黄君再予支持。后来黄君回信来了，他说：“日军侵占南洋，我倾家**产，日食维艰，现已无能为力了！”恩洋先生得知此情，不胜悲悯：他多方张罗，凑集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恩洋先生赠过我一首诗，寓教勉之意。我认为也正是他人品风度的自我写照。诗曰：

不羡崔巍不厌卑，随缘饮啄息柴扉。

春风桃李离离好，冰雪梅花也自辉。

（原载《文史散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10月编印）

[1]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册》第80页载王恩洋（1896—1964年）为四川苍溪人，有误；据王恩洋撰《五十自述》及李豫川《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居士的一生》（原载香港《内明》1992年第224期），应为南充市集风场人。

[2] 其著作论述研究儒佛学术者为多。言儒学者主要为《论语义疏》《大学新疏》《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学中兴论》《儒学大义》等。言佛学则有：《〈大乘起信论〉料简》《佛学概论》《佛学通释》《摄大乘论疏》《法相学》《心经通释》《瑜伽师地论疏》《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瑜伽力种性品疏》《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金刚经释论》《佛说无垢称经释》等。此外尚有《人生学》《世间论》《新人生哲学》《人生哲学与佛学》《王国维先生之思想》；又有《评〈新惟识论〉之思想》及《〈新理学〉评论》，乃论熊十力、冯友兰二人之新著也。

[3] 见《五十自述》印本，原文如此，疑有误字，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