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无情还有情”，我们要把这句话应用到常燕生先生的身上，那是贴适不过的。燕生先生平日在众人的眼里，总是默默的、淡淡的，他不会大哭大笑，他更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这也许就是他一贯的书生气，而别的崇拜“生龙活虎”和“气象万千”的聪明自诩之士，却往往把他看成呆滞，甚至是呆到“呆若木鸡”的！这实在是只重外表不明内在价值的浅见。十余年来，据我静观默察，燕生先生是一位最多情而富灵机的哲人，他活泼泼的心志是与大自然的本体相通，时无古今，地无中外，都不会把他隔离起来；他深厚的热情，常是内蕴而不随便向外暴露，他总是默默地体会着咏味着把它当着一个大问题来看的。最近于他死后，检视他箧内遗存的残稿，我仔细地读了他的《原配赵娴清女士事略》《亡妻萧碧梧女士传》等类的悼亡文字，对于燕生先生的多情重义，更是增强了一层了解。他在十七岁上与赵女士结婚于太原，婚后彼此各住学校，虽居一城，相晤綦难，惟藉信函以通情愫。他们以其别字镌为“燕笺”和“鸾书”两个印章，押于信尾。后来燕生先生赴北京求学，通信更勤，积至百余封之多。二十一岁时，娴清夫人以产难卒，先生在京，哀痛万状。后即举其所致夫人信函悉焚墓前；而于此后一二年中，独时时作冥书，以焚化的方式，求达于已逝亡的夫人，其情致之绵缠哀婉，即此一端可知矣。民国九年夏历四月八日，为先生与娴清夫人结婚六周年纪念日，先生适在旅日途中，又有诗冥寄夫人曰：“昔年逢此日，萧鼓并门中，憔悴六年后，房□相对空；今我渡沧海，尘然适还东，羁愁寻旧思，归梦起前踪。岁月若为别，心期莫不同，何时成片寐，魂魄一相通？”先生时年二十三岁，最末两语，乃因他常欲苦求梦中一晤而迄不可得也。燕生先生在民国九年旧历八月十六日与继配萧碧梧女士结婚，这一段佳缘，完全是先生的父亲所促成，他当时本是无心续娶的。他于亡妻萧碧梧女士传中说：“初余与娴清婚后，彼此皆在童年，婉娈相依，日惟以情意相煦沫，期以久远，未尝知人世有死亡事；及客学京师，猝接噩报，若震雷惊霆之来袭，耳目滃然，出门天地异色，惘惘若梦寐。平居字念，以为人世交情之圆结，莫夫妇若，方其生时，指天画日，誓勿相忘，口沫未干，一朝身死而旋背之；世有节妇，而无贞夫，男子之情，尤薄于女子，余窃耻之。余之一身，将以上报老亲，中贯社会，背亲远群者不祥，余故不能以身殉所爱，然执义守身，度几乎中道。因以此意默持于心，未尝汲汲为续计，家人以此为余大忧。”后来由于先生之父母屡屡的劝导，才不便再行坚拒。随后先生既与萧碧梧女士结婚，女士才貌俱优，复极重感情，又使先生重陷于一种新的爱恋。惟此时先生家道业已中落，撑支为难，他为事业、理想及生活计，难与碧梧夫人同居一处，故时在别离忆念之中，而以信函诗歌为彼此之安慰。先生与娴清夫人的唱和之作，有《影鸾草》残稿，其与碧梧夫人者，则载于《第二梦痕集》残稿中。民国十八年先生留上海，办理中枢党务，碧梧夫人有诗两首寄之。其一云：“冻雪满城隈，鳞书久未来，游人征万里，愁思结千回。海上繁华梦，闺中辗转猜，前途慎调护，叔世忌高才！”这诗末二语，不幸竟成谶语，先生仅以五十盛年，亦随两位聪慧明丽的夫人后突作古人，既自知为“高才”而终无力慎其“调护”，我们偶咏及此，亦不免为之伤心一哭！当时先生答诗有：“定知和泪写，不欲向人传”之句，幽思绵绵，不祈人知，先生对于一般的深情，一生都是如此。碧梧夫人来归先生十六年，感情相契，帮助极大，所育子女甚多，竟于民国二十五年以体弱而病卒于太原。先生再度失偶，哀伤之深，可于次年所作《落花》一诗觇之。诗云：“十年长负看花时，每到花残始恨迟，却对坠英疑是梦，欲寻零粉已无脂。茫茫但有香成冢，落落空垂子满枝。日暮魂归诉漂泊，人间只有夜莺知。”民国二十六年抗战起后，先生由晋南下，溯江入蜀，自是即定居成都。二十七年端午，为碧梧夫人二周年忌日，先生命儿女辈出成都郭外，向天遥祭，而吊之以诗曰：“君去甫二年，恍如隔重世，欢踪与诀悲，了不人记忆；岂伊恩义薄，情恶心无绪！中年更事多，始识忧患味。我昔哭娴姊，少壮尚意气，影鸾一卷诗，情文颇兼挚；岂知廿载后，哭子已无泪？吟诗诗不成，惘惘但梦寐。君归非薄命，中寿福所致：生为太平民，不识离乱事，今日万生灵，逃死焉所避，回思鼙鼓鸣，葬子恰一岁。稚女君所欢，觅君早入地，不因尽室迁，焉得撄灾疠，保赤赖母慈，无母等生弃，我虽忝父责，对此还自愧。山城寄五口，生命悬天意，三月消息绝，不知尚存未？童稚亦何知，一忍遂屏掷，岂惟负新人，兼负托孤誓，我非大忍人，初志本有寄，蹉跎遂至今，窜迹迩魍魅。今日一尊酒，呼君君岂至，南国多旌旗，江湖虑失灵；不如御云风，倏尔到长治，阴阴相聚难，烂漫抚其睡，平生苦负君，身后仍相累，空传湘君怨，未免女媭詈。沉湘吾未能，但陨君山涕！”这首诗的沉痛、真挚，是充分地呈现出先生的深情与高洁来！

上面所述，不过是燕生先生的恋爱生活之一最小部分，然已够供我们从此“一粒”中，看出他整个的本质。我们与燕生先生相对的时候，尽管多半是沉默无语，但我们总容易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他有着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又往往是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譬如他是世家出身，他却颂赞平民本色；他深于文化学术的修养，他却提倡璞质的野化；他富于学问与思辨的兴趣，他却勉人不必空想空谈快去努力行动；他奔走国事并不断发表政论，他却自始至终不欲一干实际的政治；他深怜厚爱于他的父母妻儿，他却终年劳苦奔波于险恶的世途；他成年以来几乎随时都在困苦中度日，他却从不关心自己的金钱及享受的问题；他自奉俭薄，蔬食布衣，敝恶不堪，甚至有病亦往往强忍不用医药，但对于亲友同志，他总是特别关切，叫赶快就医，甚至助以金钱；至于两性问题，先生历来守身如玉（他于萧碧梧女士传中亦说：“余历年奔走南北，所交友朋，男女皆有之，未尝有丝毫涉于不端，海上繁华之地，狎邪之事甚易，余未尝有过问。”），但却从不会摆出道德家的面孔，炫耀自己，苛责他人。不特此也，他在抗战期中，有提倡跳舞的诗文，并于人所诟责的吉普女郎亦寄予同情，加以颂扬。在有些人看来，以为这是先生的戏谑之笔，实则他们不了解先生的伟大宽容的精神！他赞成的事，他本身并无要去染指的企图！总之，他虽未明白倡出“利己利人”的主张，但据我们看来，他在行为上，他总是“利人”的，甚至“利人”到“损己”的程度。

先生之死，一般同志都不期然而然地流涕痛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燕生先生的情感，好像在冥冥之中代表了一种不朽的理念，这种理念总是不断地隐微地叩击着众人的心弦，我们虽欲对他不发生感动的反响，如何可能呢？有同志谈到，说“燕生先生是一位近代圣人”。真是深知燕生先生的人，我想是没有人不同意这一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