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绵绵惙，光阴渺渺滋；因缘牵定业，泡影悟空虚！

——录民国十一年先生旧作《自有》之一

几天前已获知燕先生自蓉即来京沪的消息，私心非常喜慰，以为很快又得朝夕相见，在他温雅笃厚的精神笼罩之下，重新领受他的教益了；哪知突如其来的噩耗，竟证明这不过只是一个“空虚”的“泡影”呢？

昨天傍晚，黄欣周兄自外归来，愁惨地说：“一个最不幸的消息，听说成都有电报来，一通说常先生得了急病；另一通又说已经无救！”还不啻是晴空里的一个霹雳！当时内心难过到了一种矛盾的程度；一方面明知两度来电，消息必非无据；他方间又极盼望这是一种误传，不会有此伤心之事罢。晚饭后，急急前往海格路党部探询究竟，南京方面的电话正打过来了，谓四川省党部确有来电，燕生先生是今晨在华西壩新医院逝世的！这对于神经的再度打击，使我如失知觉，回来躺在**，一切景象，变得迷迷糊糊，幽暗的情绪，逐渐隐在心头，很久很久，才勉强入睡。今晨起床，报纸已送来了，展开《中华时报》，赫然见到燕生先生的遗容，瞿然心惊，还未及细阅文宇，热泪就已夺眶而出了，伤哉，此人格高尚，思想正确，学问渊深，才气敏瞻的我辈导师，竟不尽其才其性，中道撒手已去乎？

我现在提笔写此，想强力抑忍着自己的悲哀，但三番两次，热泪总还是淌流出来。我自信自己是不随便动感情的一人，入于中年，事变历练渐多，哀乐之情，总愿多用理性去排遣，或直以意志去承受，是不愿轻动感情的。所以虽于家人至戚之死，都渐能办到心境上的平静，不觉得过分的难过。可是这次对于燕生先生之死，激动得真是太厉害了，悲哀迷惘的情绪，如何也排解不开。第一，就团体说，国家说，甚至就人类社会说，此时此地，像燕生先生这样的人才，都是异常的需要；第二，燕生先生年龄不过四十九岁，身体又素来康强，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他要死的时候。这一点，连他本人也必然是从未想到的；然而他在昨晨竟然与世长辞了，这如何不是一个引来最大迷惘的遗憾呢？

燕生先生出身世家，天资聪敏，又极好学，不特所涉猎的学问范围最为广博，而且对于各种学问都常有精到的见解，并还笔之于书，是那么明确而有条理！他于史学是中西兼通，他擅长文学不分新旧，对科学有了解，对哲学具宿慧，故其生物史观的创论，虽仅粗发其诸，而体大思精的特色，固自不掩。他生平从事教育，又作政治活动，所撰政论文章，每一篇出，莫不脍炙人口，诚如李幼椿先生所言：“下笔万言，文不加点，而写出论段，乃如泰山不可动摇”，各方面都显出燕生先生的稀有的天才！

这些成就，在别人是惊异不置，而燕生先生却往往是沉默寡言，自觉□（因原稿模糊难以辨认，故阙，下同）然不足的。他在此次赴蓉之前，有一天还同我们谈起：“我的兴趣是在学问方面的，过去因种种牵制，使我不能专力于此，现在心中所蕴蓄的东西还不少，我要想在最近十年内，努力把它整理和写述出来，否则，再过十年，恐怕那时我的精力也成问题了。”在他心目中，只怕十年后的精力要衰，他哪里料到转瞬之间他根本连生命也失去呢？昊天梦梦，如何能忍此一哭！

燕生先生温雅笃实的人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是容易感觉的。他在青年党里，不畏苦难，力尽义务，任何场合，不言权利，还更是同志们共所周知的。他历年奔驰谷地，子女众多，家累极重，他全靠教书自活，常在艰苦中度日。但他默默地挣扎，口头绝少提及钱财问题，对于自己极端俭约的生活，也毫无不足的表示。他为追求自己的精神事业，好像根本忘记了物质享受的这一回事。他参加政党，从事部分的政治活动，虽似颇有兴趣于政治，实则他深深自知如他那样的人现在的政治是绝对干不下去的。因此在去秋他发表过《学人与政治》一文，间接表明了他的此种认识。今年四月政府改组，他之最初出任政务委员，继又转为国府委员，都不出于他的本意；因为他最顾大体，为了尊重团体的议决，他只好牺牲自己的意见，不能不勉为其难。五月廿日前后，我由川到京，与燕生先生同住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他当时已被选任为国府委员，饮食穿着仍然一如平素的俭陋，一度问到眷属撤不搬来南京的问题。他答应我：府委可以分配到一幢官邸，也有一部汽车，为生活方便计，家眷自以来此合住为宜；但参加政府，这于我只是一种暂局，搬家的耗费太大，京沪生活太高，今后难乎为继，我还是打算把家眷由华大教授宿舍迁出，在成都另租房屋。至于汽车，我也无此需要。以后仍将闭户研究学术，不过每两周到南京来开会一次罢了。那个时候有些报纸，对于参加政府的非国民党的党派人士，颇有渲染所谓“新贵”的豪阔的，若以燕生先生而论，无论他在外表或实质上的享受根本连一个记者都不如呢？

燕生先生生活的俭素，固然是代表读书人的本色；但他持有他思想上的特见，就是文化的发生，由质趋华，末流则不免萎衰腐朽之病；要□文化之利益，而避免它的缺点，就要保有一种野蛮人的素朴精神。否则，害起文化病来，民族或国家都将无可救药。他在十九年前所撰的《蛮人之出现》一文里说：“世纪末的人大抵沉溺于一种不能挣扎的悲观的心理之中，他们厌倦了一切，因为他们都已享受惯了，他们在理智上看得一切都不足尊重，而在下意识上却仍然觉得件件都可留恋。可留恋的实际如逝水一般将要去而不可复回了。这种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使常人徘徊于一种迟疑绝望之境，最是引起悲观厌世的根源。因此他们的哲理是怀疑派的哲学，他们的文学也只有呻吟讽刺的文学。这都是世纪末的表现。蛮人则不然，他们是新踏入世界的孺子，他们对于一切都没有享受过，他们怀有欣羡、愿欲和追求。在这种心理上建立起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有进取，有欢喜，有悲哀，常人则不但没有欢喜，也没有真实的悲哀，常人只有怅惘而蛮人则有悲哀，常人只有嘴角的叹息，而蛮人则有泪与笑，这是常人与蛮人最大的区别点。怅惘断送了常人，而泪与笑则掀动了蛮人的真实生活。”到近世，中国国力的不竞，由于民族的衰老，文化的烂熟，都是大病根，燕生先生主紧要以蛮人的精神热血，来作彻底的掀动，根本的改造，故他虽然是一位温良俭让、多才多艺的文人学者，他却勉于做一蛮人，以期达到救国救世的志愿，近年姜蕴刚同志在蓉倡导狂飙运动，其新野蛮主义的主张，就是渊源于此种思想。

燕生先生对于人生的了解极深，他在二十岁即沉酣于佛法的研究之中。以他那样喜用思想的人，又于二十岁及三十八岁时，两度丧其夫人，遭遇可谓不幸。但他从佛法中扬弃了那虚无冤灭的出世法，而接受了大乘佛教猛勇精进的精神，抱着“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的广大愿力来领导自己，因此虽处难堪之境，他却少有烦恼。他在十年前所作《无常与无我》一文中自白地说：“我至今是一个永久乐观的人，任何打击不能取消我的乐观态度。”他在这篇文字中，从生物学的见地，原原本本发表他对于人生或生死问题的见解。他认为人之为人，由时空关系上说，本是绵延而不孤立的。他说：

我们应该觉悟，所谓我与非我，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名词。我实在不过就是非我之一部，也就是大我。一个人从他的生理方面自始就连系于祖先，连系于民族，连系于全人类，连系于全物品，以至全宇宙。从心理方面他也是接受了同时代人类及过去无数代祖先的思想范畴，一个人的生理形态都是在未生以前先天就已固定了的，他只能在出世以后改变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还多半是环境迫他如此，不是他能绝对自主的。

说到这里，人就可以不必慨叹于什么人生无常的问题。所谓无常，不过是指暂时存在于宇宙演化过程上的这一小我而言，小我是时时变化的，时时无常的，然而从全宇宙整个观点看来，所谓无常也就是有常，一个人形的我死了，无数细胞形的我就登时分化出来，整个宇宙是不增不减。

燕生先生从另一观点，又指出宇宙亦是一个大无常，因为整个宇宙不过就是一个运动，质料是从运动中显现出来的，没有运动就没有质料。运动若离了质料，本身也就非常非我，所以整个的宇宙也是非常非我。因此他提醒我们：

如果觉悟了这些道理，则大可以不必为此一刹那间无常的小我慨叹忧伤，因为我不过是整个宇宙进化中的一个最小的阶级，在全宇宙的演化过程中，我又算得什么？我的一切幸不幸又算得什么？……宇宙既然不过是一些相对的运动，宇宙的性能必须在一定坐标之前才能显现，这坐标便是我，没有我便没有了宇宙，所以宇宙与我实为一物，我即是宇宙的创造者。我由宇宙创造而又创造宇宙。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因之，无常亦即是真常，无我亦即是有我。我有我所以存在于宇宙间的价值，自我出现以后纷乱无序的宇宙才有了创造秩序的主人翁，才有了新秩序，才从黑漆一团变成了有条有理。我即是天地三界十□万灵的真主宰，意志自由毕竟还是可能的。整个宇宙的进化也不过就是一个我的进化，一个意志的进化，一种从小我到大我，从无意志到有意志，从变动意志到能动意志的进化。也就是一种“生之跃进”。我们要作全宇宙的主人也在我自己，并不是不可能的。所需要者只在我对于“生之跃进”的伟大的决心。一粒原子的储能可以毁灭全世界，所惜者人不能发挥这种储能到最高度而已。

他看宇宙人生阅历，能由怀疑到信仰，由否定到肯定，这是他所以能永久乐观的理据。他更进一步明白讲示我们：

所有这些说法都还不过是第二乘的说法，实际上一落思想语言的圈套已经落了下乘，真正的人生是行动，不是思想语言。无论何种思想语言都是民族已经衰老后的产物。一切大思想家都是民族衰老时代的产儿。……一切研究人生，哀叹人生，吟号人生的思想、语言、文字，都是民族衰老后的表现，文化成熟后的成果，生之战斗厌倦后的反省。一个真正的人生意味是在战斗、冲突、把握、受用的现实中身体力行出来，而不是在徘徊、追忆、观赏□□的空想中置身事外所能得到的。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由这些话，我们可以断然看出：燕先生的乐观，乃是具有豁达的精神，而非植基于迷恋贪欲的立场；他认为小我的人生，出于宇宙，复归于宇宙。他今天之死，他已对国家对社会尽够了他的道义上的责任，他应该是无所不足的。而我们今天听到他的辞世的消息，以忧伤感慨，欷歔哭泣哀悼他的身世，这也许正是他所不欲的罢？他是提倡集团主义，以艰苦卓绝的行动来救国救世的人，然则纪念燕生先生的正当方法，我们后死的同志，必以努力完成志业的表现，实在是责无旁贷了！燕生先生是在上月十七日离沪飞川，我们在刚刚一个月后的成都《新中国日报》上看到一篇《恢复国民的自信力》的社论，我们一察文笔内容说相信还是燕生先生的手笔。他认为救国之道仍在“自尊自信，乐观奋进”。因此他向中国舆论界的同人建议：“是多奖人善，多纪人功，多表彰光明的方面，以恢复中国国民的自信力；互相诋毁，使中国无一完人，是国民集团自杀的蠢举动”，真正是他向来一贯的仁慈恺悌的态度。隔两日他的病势就恶化了，这篇文章恐怕就是他最后的遗言了，语重心长，发人善根。本党同志目击当前国是，追溯艰难缔造的创党经过，能不更有一种深厚的省思与奋勉吗？呜呼，燕生先生今竟死矣，数十年来忧国忘家舍己为群，无一椽之居，无一亩之植，闭目存想，华大教授宿舍之中惟破书数架，遗孤满室，无以为养，无以为教，我辈后死者又将何以酬先生之志而善尽本身之责？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