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生先生把这个心波之说，也同样来说明他的文学观。他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个人情感的工具，它的伟大与否，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伟大的情感，即是不拘于个体小我的圈子内面而能超出这个圈子者。人的情感如同无线电波，文学便是表现出来的波幅，如何长的电波能与长的电波相应。一个人的情感如果只限于自私自利，则他的作品出来，必只能供自己欣赏，不能唤起他人的共鸣。伟大的文学出于伟大的情感。文学家能以血与泪哀悯众生，视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即其作品出来才能激发他人的情感，唤起广大的共鸣。这样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不朽的，活的文学。”

这无异明白的说，凡是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情感的质要“真”，二是情感的量也要“大”。王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燕生先生极许此为见道之言，因为能以血书正见其“真”，而担荷人类罪恶的气概，非“大”何足语此？燕生先生又说：“人生许多矛盾冲突，都是由于我与我的交战而来，文学上的题材，不外是描写我与我的冲突矛盾。伟大的文学就是能舍弃了个体的小我而表现大我的情感；大我是与他人共同享有的，所以容易得他人的共鸣。”所谓共鸣，当然也就是心波的相感应罢了。

根据这个见地，所以燕生先生一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而主张集团主义的文学。他对于当代许多人士所领导的个人主义的文学风气，颇不谓然，他认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青年们有的沉醉到爱欲里去，有的迷恋到考据里去，有的拼命学起幽默来，有的堕入颓废的迷渊里去，这些都只是浅狭的个人趣味，对于国家民族的集团生活不特没有帮助，而且大有损害。例如近人所爱好推重的魏晋六朝五代明末等文学，带着个人主义的色彩极浓，而同时也正是民族衰微社会解体的时候，可见其中显然有其因果的关系。至于文学的风格与技巧，他主张要光明俊伟，朴素大方；以诗为例，时人所走的晦涩堆砌和雕琢字面的路子，认为正是走入魔道。因为本无真意境，才专门涂饰取巧，作字面上的游戏，这正是所谓“以艰深文其浅陋”的伎俩而已。燕生先生颇赏识《牡丹亭》与《红楼梦》，谓明清两代各只有一个文学家，一个是汤显祖，一个是曹雪芹。他说：“《牡丹亭》与《红楼梦》之卓立千古，只在其能用最精粹的自然之眼来解一情字耳。”因为文学之对人引起共鸣，真弄虚作假实实就在一个“情”字，换言之，集团主义文学的产生，尤其是要依靠心波相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