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君毅先生在北京已经三年了。他平日喜交游，重友谊，加以文采斐然，故一时往来的朋辈多系当世贤达，如高一涵、陈独秀、沈钧儒、梁希、李伯申、潘大道诸人。其时，他居住的刑部街住宅，常常成为众人各抒己见，议论时政的地方。在众多的人群之中，他特别对陈独秀有良好的观感。当年7月11日，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他在写给吴虞的信中说：“陈独秀敢言敢行，其主持之《每周评论》议论精辟，叙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对五四运动时期反封建、反迷信、倡民主、崇科学的主张颇表赞同。并又将吴虞的著名论文《吃人的礼教》交给大家传观，后由《新青年》发表。

“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历来教育工作者引以为乐事的。教育旨在使学生明理、成才，担当起对人类社会的责任。作为一个教育家，爱护青年使之健康成长，那是很自然的。吴君毅先生由从事教育时起，都把与青年学生打交道引以为乐。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君毅先生看到了爱国青年学生勃发的热情，向旧势力斗争的决心，使他更加坚定了青年才是中国的希望的认识，下面这几件事就足以显现出对青年人的一贯爱护。

那是1926年，先生已应当时四川政界领袖张澜（字表方，南充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邀，回川筹建成都大学后的事了。在建校初期招生时，发现一考生答卷优良，却因家贫而无力入学。为此君毅先生特亲往查询，了解情况后，主动向该生表示其入学费用由他负担，方使该生乃得入学。一年后，该生因家庭生活难以维持，又请求休学一年，君毅先生悯其境遇，乃与叶石荪教授，共同赠款资助，使该生终于完成学业。再者，1986年12月12日《成都晚报》曾以《师道颂》为题记叙成都科技大学徐荣中教授义务辅导支边青年王进等自学成才，赞其善举；其实，徐教授亦系君毅先生早年发现，加以赏识，培植成材者。可见先生品格之伟大，使优良传统得以历久不衰，持续下去。

其后发生的一件事那是更能说明先生的深明大义了。1928年，四川军阀奉行蒋介石的指示，大搞清党反共的政策，在成都制造了“二一六”惨案，捕杀革命师生达10余人之多，其内就有成大6个学生。其间君毅先生和校长张澜四出奔走呼吁，奋力营救而未获结果，张澜校长因此愤而通电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各校均呈现出一派阴森可怖的气氛，人人都感到自危。当年10月，中共川西地下党委在策动广汉起义时，成都川军当局察知后甚为恐慌，连连派军队到各校搜捕“嫌疑分子”。一日，生物系助教张荣禄仓皇提一个中式皮箱到办公室对君毅先生说：“此箱是在生物系办公室发现的。”当下开箱检视，发现内有红墨水抄写的广汉起义文件一束，列有中共地下党员30余人的名单数张。先生一见，知道既然这出现在校内，肯定是革命的青年学生所为。当时也不顾及个人安危，立即在办公室内点起火来将名单焚毁。这种临危不惧的行为，消除了一场血腥的惨祸，也正是他爱护学生的真挚深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