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君毅先生终于学成归国了，来到了当时政治中心的北京。虽然清廷已被推翻，政体已为民国，但是在现实面前，全国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军阀统治之下，官场仍弥漫着贪污腐化的浊流，从哪里去建立“民主法制”？先生的一腔热忱无从施展，内心不仅失去了初归国时那种欲有一番作为的兴致，还隐隐地泛起了沉痛的失望。在毕业前一年，他就与帝大同学王兆荣（字宏实，四川秀山人）、陈启修（字豹隐，四川三台人）等组织丙辰学社，并筹办《学艺》杂志，经常翻译日、德小说，并撰写了不少的时论和诗词在上面发表。回国之后，君毅先生又竭力促成《学艺》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面对目睹的种种弊端，他写出了《试论今日白种人的天下》一文，大声疾呼：

国人必须奋发图强，只要中国努力刷新政治，振兴教育、实业，亦可立足世界，不至久落欧美之后。试看全球，岂容白种人独步天下！

然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与在清皇朝统治时并没什么不同。虽为时不长，但君毅先生已深刻认识到官僚政治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历来士人读书的目的都在于做官，做了官不悉民情空谈治国，凭一己之臆想发号施令，甚至倒行逆施，贻害苍生；或因人设位，官署林立，叠梁架屋，尸位素餐；或持偏见，各立门户，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只谋取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或明知当政者的决策错误，却唯唯诺诺，以保个人禄位；甚至蝇营狗苟，利用权势贪污舞弊，坑害人民。而这种“升官发财”却成为官场中人人所艳羡追逐的目标。当时他写给吴虞的信中曾说：

初到此间，万物皆有沉寂之感，而人事则有不安之象。……作伪偷惰，无收拾事物之气力。满人之亡，亡于驻防饱食无事，故能力消亡。中国之衰，似源于政治之腐败，而尤以作官为最甚。一行作官，则利益多而劳力少。中国之最能销磨能力而利益最多者无如作官，且无须能力，故天下趋之若鹜。于是社会日益堕落，而国事遂败坏于冥冥之中矣。

他目击时政腐败，正气不伸，当时的确给他精神上巨大的压力，不但促成他成为一个针砭官僚政治的实践者；也看清了此时侈谈推行“民主法制”无疑是不现实的，终于寻求到了：只有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教育，只有由培养出大批得力人才，才能担当起改造社会，振兴国运的重任的答案。

君毅先生后来又曾到英、德两国游学考察，广识政要，并不是他没有机会条件去步入官僚行列；如其后四川军政当局，有当时的讨贼联军总司令熊克武欲聘为高等顾问，省军务督理杨森欲延请为教育厅长，俱被先生辞谢。并且在后来的年代里，也曾有过被推上段祺瑞执政府的法制局参事、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芜湖船政处长等职位短暂经历；但他从未认为那是自己人生的定位，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退回到清苦的教育岗位上，耻于去作唯利是图的官僚。1917年9月先生就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特约讲师，稍后，还兼任法专校的教务长。从此，吴君毅便从事高等政法教育，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