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约和通与专有颇相类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有重博尚通的传统，时代不同，社会变了，学术文化日益发达，人的精力有限，不能不重视分工，所以专家纷起，而前人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话，就不再有人理会了。到今天，保藏下来的书籍实在太多，譬如我国的北京图书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所藏达数百万册，甚至突破千万大关，数量这样浩大，教“生年不满百”的人究竟怎样去读才行！所以读书治学，既要选定一个方向和范围，也要讲求一些“删繁就简，屏纤存巨，蠲粗治精，舍虚就实之法”（清末人徐仁铸语），庶使劳动有效，不致白费时光。宋代印刷术大行以来，书籍迅速增多，一些学者感到难以全面照顾，便提出了要精不要博的主张。黄庭坚说：“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清代戴震更讲得确切，认为：“学贵精，不贵博。吾学不务博也，故凡守一说之确者当终身不易。”又说：“知得十件而不都到地，不如知一件却到地。”清代流行的考证学，西方传来的各门各类的科学，其特色都是重专家的。现行的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虽以“博”“硕”作名称，实际是向一门学问钻进去，以求达到“专”的目的。提倡的结果，大势所趋，显然又倒向另一个极端，其表现是：文理科隔绝，互不通气，把本来统一完整的知识文化加以割裂肢解，会导致形成片面的观点，偏枯的人生，看来这种教育模式也还是存在问题的。我国学者历来有不少人主张把博与约（或者通与专）的关系结合起来，有重点地掌握，不宜只顾一头。例如：

荀子：“以浅持博，是大儒者也。”

刘勰：“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于心力矣。”

胡宏：“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

杨慎：“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

黄宗羲：“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章学诚：“学欲其博，守欲其约。”

以上诸家都认为处理博与约的关系问题，不可使之对立。但是要办到由广博达到精约的地步应先具备两种功夫：一是要辨别真伪是非，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尤为重要的是须办到“善取莫如善弃”。二是明系统，知类例，提纲挈领，乃能举重若轻，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就在掌握驾驭得法。所以治学知识面广，材料多，不当视为障碍，而且还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必要有利条件，关键在于有无识别和掌握使用的能力。

末了，略谈谈读书法的问题。苏轼读《汉书》用过所谓“八面法”。《汉书》篇幅很大，记事繁复，不易了解全局、抓住纲要，他就从头到末每读一遍，选定一个史事项目作为参考对象，这样反复多次就把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完全弄清楚了。在研究某一问题或某个方面时，要有目的地搜寻相关的资料，要某书某文中有所发现，就要寻根究底——搜索下去，逐步扩大和深入，最后就可弄清底蕴了，我姑名此曰“猎犬搜山法”。

我还要强调一下所谓“分类读书法”。这种读书法的主要精神是有计划地按比例进行。在自己的治学方向和目标确定之后，就须在它的指引下，从事研习，对阅读书籍不妨分为四类，视轻重缓急，分别对待。一是研究类，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必须集中精力，反复磨砺，务期取得满意的成果，所费的时间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二是浏览类，方面要广，不嫌五花八门，进度要快，阅览时的思想情绪也宜生动活泼，着重观其会通，揽其大要，涉猎既丰，视野扩大，既可培养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亦易引发灵感，给自己的专业创发新见解。所费时间约占百分之三四十。三是欣赏类，在于消烦释滞，娱乐身心，对喜爱的名篇佳作，不妨来个缓诵低吟，心神领会，吸取美的享受，消除疲劳，振奋或调适精神。阅读这类作品的时间约费百分之十。四是工具类书，在学术文化极其发达的今天，知识浩瀚像海洋，工具书就是漂洋过海的船筏，没有它是不行的。工具书种类很多，有类书、丛书、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目录、索引等，我们倘能熟练地经常使用它们，就算是掌握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便可稳步顺利前进，大大提高研究水平，对实现自己预期的治学目标和目的就不啻更有一重保障了。

（原载《固原师专学报》第12卷4期，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