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与读书，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一般说读书，带有随意性，例如“开卷有益”“多识前言往行”之类，就体现出读书不及治学的要求那样严格。治学应有一定的对象和范围，追求预期的目标或目的，为了实现目的，往往还须得经历艰辛险阻，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马克思谈他治学的甘苦，一则说：“在科学面前，应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再则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

治学要有理想，但不能流为幻想。幻想的表现形式就是空谈不着实际。为了保证向治学所树立的目标迈步前进，不致见异思迁，中途停顿，或步入歧途，就须下定决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务实求真。怎样才能办到呢？我认为就要“脚踏实地”“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治学要脚踏实地，就是要凭证据，不说浮光掠影的空话，也不写“八股”式的文章。阅读书籍要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如需要调查访问，更要脚到、身到。治学的开步是积累知识，占有资料，必须勤而有恒，工作扎实，才能打好基础；有一些人总想找捷径，这个态度是不宜的。其次治学要联系实际，道理已被人谈得够多了。我现在只说明两点：一是书本知识无疑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客观实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书本知识也并不全等于客观实际，其中也常杂有谬误，正如孟轲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要从读书获益，就须严加甄别，善于选择，知识海洋广大无边，学者采获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要真实，要精粹，而不要空架子，开杂货店，这就是章学诚主张治学“善取不如善弃”的道理。二是搞社会科学，无论研究对象是古代还是外国，都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仅仅满足于发“思古之幽情”，或者夸述“海客谈瀛洲”之类的异闻，娱情开心，未为不可，但无益治学，徒然浪费精力和时光，正如范文澜同志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把自己关在禁闭室里，是不大可能对社会人群作出什么贡献的。明代张居正在政治改革上是颇有成就的，这和他注意实际的思想很有关系。他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追，金体乃现。……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要使学问精辟透彻，就要具备熟悉人情物理的本领，不联系实际就很难办到这一点。至于“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传了二千年，到今天还依然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研究学问主要是寻求规律性的东西，要实现目的本来也不大容易，至少须具备先决条件，如主观上严谨不苟，客观上则要立足于真凭实据之上。四川有俗话说：“二门口听炮响”“检着封皮就是信”，这是治学的大忌；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掌握特点，不致一般化，流为空谈。

治学首先需要积累知识，汇集资料，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经验。古代书籍有限，学者主要靠诵读，保存记忆，后来书籍增多，为了使用和保存，就经常抄书，历史上有不少学问家就是靠择要抄录，不断加工，最后才撰成传世之作的。南宋李焘经40多年的时间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共1063卷，所参考的文献实在太多，他就用特制的木橱，把搜集的资料按年月时次，藏放起来，取阅方便，有条不紊，大大提高了编书效率。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平日最喜抄书，不特享有盛名的《日知录》是从抄书中琢磨提炼而成的，还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巨著，征引浩繁，殚见洽闻，体现出他经世致用的抱负。清人俞正燮（字理初）通晓多方面的学问，所著《癸巳类稿》《存稿》为学术界所赞赏，他为了著述，抄满资料的簿册就有数十本之多。稍后一点的陈澧（字兰甫）著有《东塾读书记》，学有渊源，见解精湛，据说20世纪初年在香港有人看见他亲笔记录的纸片多达万张，足见他的著作，也是靠抄书有得而完成的。总之历代经得起考验的名著佳作，绝不是灵机一动，信笔一挥，就能侥幸撰成的。治学或科学研究，虽属脑力劳动，要想收获丰硕，也像农民在土地上耕耘一样，没有辛勤的努力，也是无望的。

治学的途径，我认为应该重视下述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