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是一位忠诚于所事的教育家，他一生固守教育岗位达70多年，及门桃李，遍于全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建设人才。他1916年卒业安庆师范学校后，就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活，先后教过两个小学（安庆师范附小、庐江小学），两任家庭教师（桐城方家、上海李家），又教过两个中学（合肥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执教的大学则有八个之多（上海复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其中尤以在四川大学最久，自1937年起，迄于逝世，长达55年。徐先生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熏陶的人，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气度和修养，他在事业有所建树之后，不特母教难忘，就是清节堂及育正小学的执事和教师，也是经常感念不置的。至于受益特深的教师，他归功于胡远浚、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先生，认为他能叩开学术殿堂的大门，是和他们诱掖指引分不开的。也应该指出：从他孩提时起，艰难的身世就磨砺着他，使他养成吃苦耐劳和朴实谦谨的生活作风，所以他一生在科学研究上以至在教书育人上，也都表现出这种特色。他写文章不发空议论，言之有物，富有新义；教育学生青年，也从不夸夸其谈，而是以身示范，诚意相感。他善于运用教学相长的原则，不断积累学识经验并把它们推广出去。他以科研取得的成果，提高教学质量；又在教学实践中领会时代社会的信息，用来检验和校正科学研究的方向，使学用相结合，培养起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的能力。他是对祖国历史文化深有素养的学者，他认为学生学习历史，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厚热忱，他们有了这种品德，才能保证他们取得的科研能力发挥最佳效益而不致滑入歧途。

他向学生传授科学研究的方法时说，科学是严肃认真的，不能侥幸求成，首先是要抱定勤苦学习的决心，在学习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要盲从，食古不化；同时又要打好坚固的基础，不能只找捷径，渴望速成，至于弄虚作假，更不容许。他常常引述陈寅恪的话来告诫学生说：“你还未把基本的资料弄清楚，就急于去发表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所以他指导学生搞科研、写论文，强调两点：第一是认真，不可轻率；其次，也不要畏难苟安，趑趄不前。正确的态度，首先要树立信心，不怕失败，通过试写，获取经验。他谈自己的写作体会说，读书不要刻板死记，要多动脑筋，善于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就围绕着它去尽可能地广泛阅览、搜集有关资料，就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反复思考，理出头绪，判定真伪是非，然后才下结论，写成文章。经过这样的程序写出来的东西，便会增强逻辑性，而避免疏漏和减少片面性。当学生在学习中有了什么问题来和他谈论时，他总是加以鼓励，让他们抓住主题，查阅资料，继续思考，形成纲要，动手去写；撰写成文之后，他又尽心指点或予修改。他不厌其烦的引导关切，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效地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

徐先生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最久，任系主任历时亦长。既任重而劳多，又尚公以从人，深受师生敬爱，是不足为异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服务热情高涨，打破常规，参加社会活动，承担繁多公职。“十年浩劫”剥夺了他劳动的权利，更可惜的是糟蹋了他献身人民事业的黄金难换的最佳光阴。但他一经松绑，站立起来之后，便不顾年迈，不顾健康，仍如既往，继续奋进。他指导培养着一批批的先秦史、古文字学及考古学等门类的研究生；教育部还要他主持先秦史进修班，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委托他代培研究生，他都尽心竭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顾一身之危，而以广育英才为无上快乐。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教育家的高尚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