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一生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自幼学习勤奋，在安庆师范学校，深受国文教师胡远浚的赏识。他爱好古典文学，曾先后发表过《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评中国文学变迁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和《古诗十九首考》等文，便崭露头角，引人注目。由于对《左传》一书，沉潜日久，引发了钻研先秦古史的兴趣，他又通过自学，对古文字学有了根底，便想把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出一条治学的新路。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他受到王国维的启迪，决心更加坚定。王国维所开《古史新证》一课，是把他自撰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论文加以增删而成，其特点在于，既根据文献材料，又用地下发掘出来的考古实物印证，这种从“二重证据法”得出的论断，给予徐先生的印象深刻、启发很大。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进一步把它大大发展了，这就是尽量利用各方面的科学知识，配合和围绕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这样做，在于体现历史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坚实，研究的科学性更加提高。

他从1929年起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长达8年之久。这个时期正是他精力旺盛的年代，他抓住时机，奋力前进，仅仅几年，他一系列的重要科研成果，就陆续公之于世了，他为学术界所公认，被称为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6页）。抗战爆发，他率家西迁四川，从此在四川扎下根来。50多年的辛勤，无论讲学著述，成绩斐然。兹就其科研成果，简述于下。

1.史学。其重点研究方向，又可分为先秦史、明清史、巴蜀史三方面。

古民族的社会生活状态及民族间的关系和发展，在古史研究上占有重要位置。旧史家缺乏这方面的理解和研究，常多浮光掠影之见，认为古代王朝全由同一民族所建立。徐先生早年所写的《殷周文化之蠡测》一文，就打破传统见解，指出殷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的文化，加以兴革，大为发展。殷、周在文化、生活习俗、器物形制方面大体相同，但在姓氏、亲族及历法分旬上相异。由于殷、周民族本不相同，因此势力冲突，后来日趋于激烈。他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文中，对殷、周形势作出分析，认为周自太王居岐山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一贯的国策。所谓文王受命之年，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外，别无他路可走。他在古史研究中，能够从实际出发，推陈出新，这只不过是众多的例子之一。他为搞清古代民族的史实真相，从“二十五史”的“志”“传”中广搜资料，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及现代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著述，也注意从中汲取营养。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可以从他写的《古代狩猎图象考》来作证明。他为了阐述古代民族的狩猎生活，广泛搜集有关资料，写成内容翔实、见解精到的论文，并利用各种文物资料，把狩猎场景复现出来，使人获得直观具体的生动形象，产生远非单靠文字描述所能收到的效果。他还写了对西南地区民族史极有创见的论文：《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他对“于中”“黔中”作出了新解释，并提出什么是“洞”的问题。他对历代弄不清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创新的解释，认为洞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由于理论、事实兼备，说服力极强，被专家学者推崇为极有学术价值的发现和收获。他还发表了《夏商之际民族之迁徙》《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娲的传说》《论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属称谓》《论殷代氏族的社会组织》《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等文，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探索古史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徐先生对古代工艺学及古器物学，都很有研究。他平日重视《考工记》《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著作的科技知识和成就，并对古器物的形制、用途与艺术特点，加以研究欣赏，表现出对工艺学特具专长。他写的《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就是一篇代表性的论文，既有科学原理的阐发，也反映古代实用技术的特色和制作水平。他还有《关于古铜器之艺术》《古井杂谈》等文，其中也涉及工艺学知识。他青年时期曾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学习，只是后来转向，未继续下去，他在1935年写有《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足见他的务实精神，在劳动技艺方面也有表现和发挥。

对文献学的精深造诣，也是助成徐先生古史研究登上高峰的条件。他于先秦文献，涉猎广，积累厚，又善于鉴别，运用熟练，因此推陈出新，创见往往“破壁而出”。例如他的《〈战国策〉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通过对《战国策》的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关苏秦事迹与史实不符。他根据《吕氏春秋·知度篇》中的“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的文句，参以其他佐证，作出论断：苏秦、张仪二人时代不同，苏秦要晚于张仪。苏秦实为燕行反间于齐，为齐发觉致死。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所记就与他的论断基本一致。他写的《〈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认为《左传》记事固然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必尽信；但其成书却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文献资料，保存了春秋以前相传的古史旧说，因此断言该书是研究春秋以前的古史必须参考的典籍。他还有《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和《九歌九辨考》等文，也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解析和判断史事的。

学无止境，向前迈进，永不停步，这是徐先生一生恪守的信条。新中国成立后，他急起直追，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新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首先他在社会经济方面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看法，他写《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认为牛耕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但秦的牛耕只限于关中一隅，未向各地推广，这是秦代国祚短促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又有《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一文，阐明春秋之前牛耕说不可信，牛耕乃始于战国时代的三晋，但尚未在民间推行；认为牛耕的普遍推行是从西汉时代赵过开始的。其次是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先后发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建设无疑付出过重大的努力。

徐先生研究先秦史，历时六七十年之久，掌握的史料至丰，利用多学科的科学知识，探索和解决了古史领域的许许多多难点和问题，晚年思考日臻成熟，形成了富有科学性和创新意义的完整体系。前几年国家教委下达了要他编写《先秦史》教科书的任务，他不顾老耄，欣然承担，还组织骨干，编辑《先秦人物资料汇编》，收罗人物九百多个，资料近百万字。后因重病，才停止进行。

徐先生对明清史也作出过显著的成绩。30年代初，他在北平史语所工作时曾不辞辛劳投身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编辑。做这项工作十分艰苦，要把一堆堆霉烂破碎的档案清理出来，必须经过去灰、铺平、分类、捆扎、处理剩余部分、裱褙、抄录副本等一系列程序，然后才能就选拣的档案，加以编辑。当时编成的《明清史料甲编》四本，第一本就是徐先生主持编辑的。本书内容为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康熙等时代稀有的珍贵文献。他以亲身清理和研究这些档案的心得经验，发表了《内阁大库的由来及其整理》和《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两文，由于记叙翔实，分析精当，虽历时半个多世纪，它对利用这些档案的指导性和参考作用依然存在，所以1986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清代档案》第一册（张伟仁主编），还是把他所写的这两篇文章重印出来。他还写有《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对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提供史实和佐证，也是很有价值的。

古文字的制作年代遥远，现代人要正确认识和了解它，是有一些困难的。他为了使这一专门之学能普及流传下来，直到晚年还雄心勃勃地推动后学继续努力，把火种传接下去。他除写了《怎样考释古文字》《怎样研究古文字》的文章，还自任主编，组织骨干编纂《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还计划续编《两周金文集释》《甲骨文字典》等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是国家的大型科研项目，他以老病之身，亦接受安排，出任主编。

徐先生治学十分重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割裂和片面性。他研究古文字学，第一，是要和古史结合起来，认为：“古文字实际上是古代史的史料。”反过来，又指明没有历史知识便难以了解文字制作的实际。他说：“今天研究古文字学，要打破旧框框，认真研究文字发生的社会情况、生产情况、生活条件、生产工具，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以后每一个时代，文字的发展，也要参考当时的这些条件。这样才能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第二，就古文字本身的研究来说，也要如同对待历史一样，必须要有发展的观点，即在联系中进行比较，决不能用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他说：“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字决不是孤立创造的，我们研究古文字，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相互联系。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他强调“研究古文字要注意这种变化的规律，把相互有关的字，意义相反的，偏旁相同的，字形相近的，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他对《说文》一书深有研究，但只主张以它为基础而不能为它所局限，更不许盲从。例如他解释“六书”便突破了许慎的旧说。他认为所谓“六书”，即是把造字的方法归纳为六种，它是产生于文字发展的成熟阶段，根据实际情况概括出来的原则，绝不是先有六条标准，然后根据它来造字。他并指出，讲六书应该分为三类：即象形、指事为一类，会意、形声为一类，转注、假借为一类。每一类的二者是互相补充的，不应该加以分割，例如以会意、形声一类来说，“戋”有小义。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纸之小者曰笺，木之小者曰栈，这些字都是从“戋”得声。这样的分析综合，言简意赅，明白易懂。他这种富有心得、不落前人窠臼的新颖见解，深受同行专家的重视，王力写信给他说：“六书说很有创见，为前人所不及。”顾颉刚也加以肯定说：“如此治学，然后可以直探造字本原，不为旧说所迷惘。”

徐先生投身科研工作，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成果，质量固然是第一流的，数量的丰富也是惊人的，粗略估计，他发表专著多部，论文120多篇，凡300余万言。学术界公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学术大师，是绝没有一点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