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哀惋的呼吁，以至愤懑的抨击，政府当局抱定“笑骂由他，好官自为”的态度，尽可满不在乎的；但四川的保路风潮，却较之粤、湘、鄂几省都要来得更为激烈，他们不止用语言文字抗争，而且以行动表现，并表现得相当普遍化和深入化。换句话说，当时整个四川社会都深深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清政府的威信到此已难于维持，不复为人民所顾念的时候，一个268年的专制帝国，也就分崩离析，不可挽救倒下来了。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川汉铁路是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请准由川人筹款自办的。在计划中的这条路线，是由汉口经宜昌，万县，重庆而达成都。筑路基金由地方绅商认集股份。从三十一年开始，先由宜昌向西动工。因路线长，三峡工程艰巨，绅商认集之财力尚感不足，所以后来又有“租股”的名目，即是“每亩带征，以充路款”的办法。由此得来的款达千余万两，殆成大宗。不过这种零星凑集，是需要长期性的。加以绅商结党，互争权利，经营能力与组织方法也欠高明。以历时数年，成绩殊为不佳。故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颁布勘路查款办法，即已派员调查过川汉路办理的情形。《清史稿·交通志》云：“宣统三年，川路司出纳者亏倒路股百九十余万，川人宦京者甘大章等闻于上，查明饬追，徒托空言而已。”这亦是引起石长信请定干路、支路办法的论据。石长信在奏疏中，曾有好几点批评到川汉路商办之未善。例如他指责：

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账竟至数百万之多。

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

这实在也是事实。长信之疏上于宣统三年四月初七日，四日后邮传部复奏，即宣布国有政策。猝遽之情如此，可见盛宣怀欲遂行此一政策之积极。铁道国有之上论既布，关于如何收回之细办法，清廷依据度支部的主张订为：“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2]话虽如此说，事实上盛宣怀并未完全遵行，例如他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用川款开支，便显然是漠视川人权利的。盛宣怀等过分专断的作风，刺激起川人的反抗情绪，实在还要比实施国有政策的本题更为关系深重。因为国有之命初到川之时，川人并无反对之象征[3]。而所激发此次风潮的有力因素，我们要归之于五月初五时，端方与盛宣怀发给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歌电。歌电的主张，要把川汉铁路现存的及已用的款项，一律填给股票，不予发还。并且恫吓川人，要筹还则必复借外债，是要以川省财产来作抵押的，这是尤为引起川人恐怖及愤怒的地方。因为川人之意，主张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是与歌电不同的。王人文接歌电后，其初未加宣泄。不意端方见后极为不满。既不复王人文，另一方面电致宜昌李总理，问他见到致人文的歌电没有。李总理电诘成都公司，索阅此电，消息由此漏出，群情激愤。而十五日又有盛宣怀命令电局，不准代发有关路事之电，更是火上加油。接着借款合同原文也到了成都，于是遂有五月二十一日，绅商齐集铁路公司成立保路同志会的事。

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了大会，当时的情形据时任劝业道的周善培所追忆[4]：

是日余以劝业道莅会，众推颜楷主度，演说词极简，气极和，众中忽有一人太息而言曰：“四川亡矣！”言已而大哭，会众和之，声振瓦屋。监会警卒八人，皆弃其手棍，伏案而泣，历三十分不止，余乃起而慰众曰：“是非哭所能了，诸君宜想办法。”众始止哭，而问余以办法。余曰：“是必具呈求护院代奏耳。”众进欲上院。余曰：“且止，俟余先生谒护院后，再以电话约诸君。”乃驰以状白采帅[5]，允为接见；又以电话告会众。公司去督署可五里，众中多老人，皆步而往。至由督署厅事隘，不能容，皆亨立大堂檐下。当檐陈一案，采帅立其上；众先陈请求维持代奏意。采帅答之，如文所述[6]，众齐跪拜谢。有泣下者，又想列步归公司，无毫发喧杂，当时情形如此。王人文默察到民气的激愤，认为应该加以消导，不愿压抑；同时对于盛宣怀的修路借款合同，认为丧权祸国，甚不满意。因此与周善培密商，嘱其代草一疏，冀以平民间愤恨，消弭乱机。

在此我们对于这个借款合同有叙述之必要。粤汉、川汉两铁路，由于路长款巨，积年以来，变迁搁延，成功难期。宣统元年四月，督办该铁道大臣张之洞，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订粤汉、川汉铁道借款草约。预定借六百万镑，一为偿还美国合兴公司旧债，一为筑路湖北境内之川汉与鄂湘二省之粤汉二线；然未结正约而之洞弃世，事遂悬搁，然四国公使，以张之洞系代表国家所结之草约，不能无效为词，迭向外务部、邮传部要求速结正约。及宣怀入掌邮传部，即藉口“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题目，实行此二路之借款。他认为这样办，一方面既可解决对外交涉上的困难，另一方面还可以达到收归国有的目的。所以后来御史陈善同说：“石长信之请定干路支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复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生也。”这是很合事实的看法。这个《中英法德美汉粤川铁路借款合同》共为二十五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借款总额为六百万镑，利息为五厘；公债价格为百分之九十五，期限为四十年。

二 此借款使用之目的：一为赎回旧欠美国合兴公司之公偿二百五十万二千美元及利息等；一为建造自湖北武昌起至湖南宜章县之粤汉铁道，及建造自湖北省广水经襄阳荆门州至宜昌，估计约长一千二百华里；又由宜昌至四川夔州府止，估计约长六百华里（声明此路线，系抵补截去草合同上之荆门州至汉阳的支路）。

三 筑路工程，预计三年竣工。但宜昌至夔州工事较难，得稍延长，此契约盖印之日起，武昌、长沙、广水、宜昌四处，即时开工。

四 本借款之本息，以两湖之百货厘金、赈籴捐、盐捐等为担保。并不得以此再作他项债务之担保。

五 自借款第十一年起，无论何时，中国政府或偿还全部或一部，皆听其便；但未满十七年以前，则百镑债票，作百零二镑半兑还，十七年以后则照原额兑还。

六 若中国异日欲延长该铁道，须借外资。银行团之条件，比他资本家不昂贵时，则先与银行团协议。

七 筑造铁道工事及管理权，全归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政府自选英人一名，为粤汉铁道总工程师；自选德人一名，为建造广水至宜昌境内川汉铁道之总工程师；又自选美国人一名，为建造宜昌至夔州府境内川汉铁道之总工程师。工事竣工后，中国若未全还借款时，仍用欧美人为总工程师。

八 本借款四国银行平均分受。

王人文在其奏疏中，明白指出借款合同所不合理的地方，说是：“……合同第九款竟以两湖财政抵押也。即有抵押，则此六百万镑，勿论中国如何支用，虽以浮支滥费，皆我完全自有之权，非彼所得毫发预闻。不谓又与铁路之范围，又用彼之工程师督工；又由彼派经理人以购料；又由彼派查账人以监款。至于第十四款所列，随时所需之款，均必声明缘由，而查账员有可以认为不应开支之权；既用之款，查账员又有随时查看之权。夫款乃中国之厘税作抵借人之款，路乃中国以厘税抵外款自修之路；第九款之规定抵押厘税，既如彼其严重，我即不以修路；即以修路而用不得力之工程师；购不合算之材料；有不切实之支出，于彼银行何涉？……

“外人之狡猾，则如第十七款之三言自行选用，若以主权界我矣。而其下即紧接英国人一名，德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以定其国其人，而限制我不用他国他人。又如第十八款，邮传部铁路总局如欲在中国，或欲在外国招他人经理购买各项外洋材料，以为更觉合宜者，可以有权照办，惟用钱仍照上之所给该经理人等语，亦若以我以特权者。实则我国以厘税作抵押借得之款，乃并招人经理购买合宜之材料，亦仅非该银行特许，竟不得有此权。且犹必扣回用费，使我有两重用钱之负担，自不得不仍托银行所用之经理人包揽购买。就可以有权照办一语观之，则不止刻薄，直惨毒矣。最可骇怕者，则第二款小注云：此段路线，抵补截去之荆门州至汉阳支路数语。部臣会奏之解释，则谓删除以分支干界限，抵补乃为宜夔难工：而天下人之解释，则谓此乃划分地域，十余惨不忍闻所招瓜分之谣传，于此始合力以实践。臣初疑为过虑，反复思之：我删除汉荆支路六百里，于彼何损失？而乃必以宜夔六百里补之，苟非认此路为彼之路，则不得认删除为损失，即不得索宜夔为抵补。夺我两湖犹以未为足，必加入四川一节以补之，六百之里数相当，四川之咽喉已矣。……稍有识者，读此合同，无不痛哭流涕，以为落落二十五款，虽标目为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而借款二字，乃外人标以弄我之词，其实由送与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又加入四川省境内川汉铁路之合同。路者国家之土地，路不为我有，土地宁为国家所有？既索我九五扣，五厘息，又限我十七年，又质我两湖厘税，然后借款，而终明目张胆视我之路，为彼之路；夺我之权，为彼之权。较之许该国在两湖境内修路利害我不过问者，此则利全在彼，害全在我，名若自修，实则加酷！……”

此疏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出，疏入留中；六月初二日，人文又有据情代奏一疏。中称川人罗伦等二千四百余人上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载泽、盛宣怀等认为王人文存心反对，取悦川人，致使民间肆意要挟，于是王人文等遂受严旨的申斥。谕其严行禁止，傥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乱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人文得电愤甚，誓以去就事。一面告戒绅民勿行暴动，以是地方秩序尚得维持。未几，清廷命赵尔丰署川督代人文，人文因促其到任。赵尔丰由川边启程来成都，闰六月初一到任。人文则于七月初四日离蓉赴陕西，八月初一抵西安。陕抚钱能训出示军机处字寄，令在西安听候查办，传有逮问之议，迨九月初一陕变，人文始脱于祸。

赵尔丰就川督任后，绅民对于路事时有会议，各地保路同志会亦相继成立，风潮日在酝酿之中。川人时有要求撤换宜昌李总理之举，呈请赵尔丰代奏。及闰六月二十九日朝廷仍用李总理之电到蓉，于是便演成七月初一保路同志会宣布罢市的反抗。首由重庆、成都领等，学堂亦有罢课者。商民每家供着光绪帝的牌位，举哀号泣。南至邛崃、雅安，北迄顺庆、绵州，中部荣昌、隆昌一带，都以行动响应起来。各国领事，见势不佳，照会政府请设法保护。赵尔丰也恐怕惹出大乱来，遂与将军玉昆等联名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哪知朝廷仍然不准。端方与瑞澂早在闰六月二十三日已有主张“严重对付”的电奏[7]，至此端方乃进劾赵尔丰姑息养奸，败坏路事。清廷乃命端方自武昌带兵入川查办。又其时保路同志会派赴北京的代表刘树元，以为政府大臣多与盛宣怀一气，难有结果。乃图迳向摄政王载沣请愿，两次前往皆为门役所阻，乃跪在地字门外，等候载沣，拦舆递呈。被令交步军统领衙门讯究他，但当步军统领衙门把他释放后，他又向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上书，于是又受到押解回籍的处分。这两事都大动川民的公愤，因举代表前往督署，要求阻止端方入川。尔丰初本持和平态度，乃以容纳商民意见，被端方藉为攻劾口实，而朝意坚决，又难转圜，乃负气不愿过问；请愿的代表再四要求不退，乃将代表蒲殿俊（咨议局议长）、邓孝可（法部主事）、颜楷（股东会会长、翰林院编修）、罗伦、张澜、胡经等九人拘禁署中。人民相率至署，要求释放，人声鼎沸，秩序混乱。统领田征葵命卫兵开枪，击毙四十余人。这是七月十五日发生的事情，川局遂更趋恶化。

七月十五日赵尔丰拘捕请愿代表一事，是这次事变的一个最重要关键。赵尔丰在六月中到任之前所致王人文的号电，有“现在人心非若昔之愚昧”之语，基于路事，主和平解决是很显然的。其由和平转变为激烈，乃由外在的刺激的压力有以使然，亦是很容易了解的。身临其境的周善培于事后加以分析说：“综论季帅[8]始终，惟七月十五至九月初六之五十天中，为其改用激烈办法之时期；闰六月初一至七月十五，则由力主和平，而渐至不能坚持，以至改用激烈；自九月初六至十月初六，则由极端激烈，而渐悟激烈之非，以至极端和平，而解柄以受川人。其先所以不能坚持和平，以至转向激烈，则端方胁制于外，尹藩台摇撼于内也。其后之所悟为激烈之非，又返于和平，且毅然至于解柄而不惜者，一则愤端方先既责其姑息，后复参其激乱；一则怵大局之不可收拾；一则发现尹致端方谮毁之电。尹既主谋劝其逮捕诸绅，已又电端方谓其举动昏愦，此三者皆季帅所不能堪，遂激而纳吴璧华之言，解柄以对川人表示补过之意。其始终变换之因如此。”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之事发生后凡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随即电奏川人藉争路为名，希图独立。并发布自保商榷书，拥戴罗纶为首领，意在变乱，与路事无涉。政府令尔丰严饬新旧各军，相机剿办。时近省民团在保路同志会策动之下，与官兵到处交锋，多有杀伤，至此俨然入于军事时代。《清史稿·交通志》叙述当时四川的情形说：“川省温江等十余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每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新津、顿山[9]。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哗变，汶川县署被毁。”清政府正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之际，忽然又发生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川内情势，愈益严重；清政府乃又有授岑春煊为川督之命。初春煊奉命前往四川办理制抚事宜，已至武昌，颇主退还路款，和平解决。端方与湖北总督瑞澂，欲阻其往，议论多不和。赵尔丰更不欲他去，报告乱事已经平定。到了现在，春煊见大局岌岌，已无可为，遂称病乞假，潜回上海。

端方带领着湖北新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入川，早已有一个攫取川督地位的野心。是以其初附和朝廷旨意，讦责王人文、赵尔丰的和平态度，为庸懦无能。迨尔丰采用严厉办法，大川乱以后，他又反过来攻其操切愤事，清政府罢尔丰川督之职，命他署理；他于八月到达重庆，随之武昌变作，端方遂奏请释放拘留诸绅，藉以缓和人心。但为时太晚，效力甚微。端方进至资中，坐困其间，进退俱难。眼见四川光复之机迫在眉睫，欲从陆路逃往西安。乃以所部军变，与其弟端兢同被戕杀，时为十月初七日。

十月初七这一天，也是成都组立军政府宣布四川独立之日。自七月十五以后，赵尔丰的地位已十分危急。武昌革命爆发后，清廷显然大势已去，故尔丰内心也日益动摇惶惑。因纳官绅吴璧华、陈子立、邵明叔等之劝谏，在九月二十五日便将拘禁的代表以礼送出督署。继之复起独立之议，赵尔丰愿意解柄，还政权于咨议局。于是七日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举为都督，而以新军统制朱庆澜副之。时赵尔丰为了自身的安全，仍然拥有兵队。十月十八日，成都因点阅发生兵变，大肆劫掠，蒲、朱两人均行逃避，乃举尹昌衡、罗纶为正副都督。至十一月初三日赵尔丰被擒见杀，据邹鲁记叙其事实如下[10]：

当十月[11]初二日三更，成都军政府发紧急命令，派近卫陆军、同志各军，将旧督署围守。各街团防，一律严守栅栏。初三黎明，近卫军陶统领，由东大街督署后门攻进；同志会孙统领由打金街后门攻进；并由东门城楼上施放火炮，攻击督署，然后将赵尔丰擒获，由四军士挟解至旧皇城。军政府尹都督示赵之种种罪案。问诸军士：“可杀否？”众皆应曰：“可杀。”于是推出至致公堂下（明远楼侧）枭首。尹都督印率军队，交赵之首级传示各街。……当进攻时，赵之亲信，多未知悉，故并无大冲突。有赵之护卫数名，欲开炮轰击，民军已扑进，将炮夺获，故亦未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