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清宣统三年（辛亥）的四川保路风潮，是盛宣怀的铁道国有政策所激起的反动。至于铁道国有政策实施，又是渊源于外力的侵逼。自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战胜俄国以后，威望激增，加入世界帝国主义的队伍之中，以其有近水楼阁的利便，很想执着中国问题的牛耳。于是尽力与西方列强调整关系，合以谋我。故1905年有日英同盟的改定；1907年有日法协约及日俄协约之成立；1908年亦有日美照会的宣布。当时美国眼见日俄两国，在满蒙各地进行侵略计划最为积极；因此列强提出“满蒙中立案”，欲加牵掣，但结果无成，反而促进日俄二国于1910年再次缔结协约。美国无法，乃转变态度，乃采一种联合投资政策。此时中国政府因为要粉饰新政，需钱甚亟，所以也特别欢迎。于是便在“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大好题目之下，大借外债。在辛亥这一年的春夏几个月中，就骤增二万万元之多；其最著者为：三月十七日成立的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币制借款一千万镑，即合一万万元；同月二十四日成立的日本铁道公债一千万元；此外又是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六百万镑，合六千万元。

当时清政府的行政首脑就是贪而且蠢的庆亲王奕劻，主持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度支部大臣载泽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盛宣怀在当时是以办新政的有干才而飞黄腾达大发其财的人。他为了投合皇族内阁的心理，一面既可巩固政权，一面又能扩充私囊，遂因御史石长信之奏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在表面上他的论据当然亦是振振有词的，他上清帝的奏疏说：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划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准，辄请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从；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1]。于是国有的上谕，就在四月十一日发布出来；起用端方以候补侍郎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道大臣。盛宣怀并于同月二十二日与英、美、德、四银行签订川汉、粤汉借款之约。

在清季，由于政府的贪庸，以及丧权辱国，在国民心里早已推卸信仰；如今滥借外债，自然又会引起全国士民的不满。不过英、美、德、法四国的币制借款，同日本的铁道借款，尚与民间无直接的利害。现在清廷宣布了铁道国有政策，又借一笔川汉、粤汉铁道借款，忽然单方面的撤销已经批准的商办权利，自然不免有大风潮起来反抗。原来汉粤铁道曾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后由人民争回，政府划归商办。川汉铁路亦于光绪二十九年由川督锡良请准川人筹款自办，盖清末各列强皆以借款为饵，以为伸张势力，施行侵略之实。故光绪帝至此纳御史黄昌年之言，而首许粤汉铁路应由粤、湘、鄂三省集股兴修，用以保护利权。《清史稿·交通志》云：“自明诏严禁借债修路，而商部复有限制借款之条，各省人士亦以外人谋我之亟，咸谋铁路自办，以杜外患。鉴外债受亏之钜，争欲招集股款，自保路权，此为官办改为商办之由来也。”但是商民的力量，除广东等省较为充足外，如川、湘等省，股本实难招足，因此在川、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盐捐、房捐等办法。粤省早已修筑，川汉铁路宜万一段亦已开工；一旦忽然取消商办，收归国有，把权利送给外国，牺牲各地商民的利益，焉有不生反响之理呢！当时不特地方绅商大声疾呼，力图反抗，而且留京的各省官商也是一致行动；不徒国内反对，国外的侨民也指斥政府措施的不善，共同加以声讨。例如日本留学界援助商民，主张“路存与存，国亡与亡”之说；美洲粤侨开会集议，语尤愤激。一则曰：“政府借债筑路，名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自弃其人民以与各国，乱命万难盲从。”再则曰：“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劫夺商路，格杀勿论。”这“格杀勿论”四个字，本是清廷用以威压人民的反抗而下的命令，现在民间也以为言，可见愤懑到甚么程度了。

在这民情激昂的时间，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在北京，曾一度出面调停，提出折中的办法；但是清廷昏庸，盛宣怀意在把持，不予容纳，丝毫无效。其另一结果，就是四川的风潮便越闹越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