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志《沟洫》，于东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后，漕鞔仰给，天下经费所出，江南诸府田赋，恒较他处特重。

邱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盖苏州一府七县，其恳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而三吴又不啻财赋之渊薮。

江南财赋甲天下，而三吴财赋之渊薮也。三代以旋，号称具区，而贡赋恒当天下三分之一。（《常熟水论》）

直隶之苏、常、松，浙江之嘉、湖、杭，约其土地虽无一省之多，计其赋税实为天下之半。（《治平全书》卷六引宏治七年给事中请治水疏）

惟本区为稼穑之地，财赋所生，视乎水利之治否。

三吴稼穑之地，民之富贫，视水利之治与否？治则民佚乐而恒足，否则民劳苦而恒贫。（《常熟水论》）

故其水利之兴废，实关系国计之盈缩也。

夫三江之通塞，系太湖之利病；太湖之利病，系浙西之丰歉；浙西之丰歉；系国计之盈缩，未可置之度外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东南自宋以降，水利虽已渐兴。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然有明一代，三吴水灾迭见，溺人伤稼，史上多有。

洪武……八年……十二月，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俱水。……永乐……二年六月，苏、松、嘉、湖四府俱水。……景泰……五年……七月，苏、松……大水。……天顺……五年七月，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弘治……七年七月，苏、常、镇三府，潮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正德……五年……十一月，苏、常、镇三府水。……十二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水。……万历……三年……九月……苏、松、常、镇四府俱水。……七年五月，松、常大水。……十年……七月，苏、松六州县潮溢，坏田禾十万顷，溺死者二万人。……十九年六月，苏、松大水，溺人数万。七月……苏、松、常……滨海潮溢，伤稼淹人。（《明史·五行志》）

且水溢易泄，旱亦不免。

江南……大抵民恃田亩为生，田资灌溉为急；且虽东南号称水乡，而水溢易泄，旱暵难支，夏秋之间，经旬不雨，则土坼而苗伤矣。滨河低田，犹可戽水济用；高仰之地，力无所施，往往三农坐困。（《浙江通志》卷五二引清雍正上谕）洪武……四年……常州……旱。……永乐十三年……苏州……旱。……弘治……十六年……苏、松、常、镇夏秋旱。……正德……七年……苏、松、常、镇……旱。……嘉靖……九年……苏、松旱。……万历……十七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为平陆。（《明史·五行志》）

故水利废弛之时，高低两区皆困。

纵浦横塘，废而不治，而江海之潮，久不上浦，沙土植物苦燥，而高区坐困矣。诸潮之水，潴而不泄，积而潦之极，数致反坏淤土，稚苗苦淹，而低区受害矣。（《常熟水论》）

民不聊生，景象奇惨。

正德戊寅、己卯，嘉靖乙未、丁酉及前年之水，往往庐舍漂没，生民转死，户口大减。……嘉靖二十二年之旱，穿井河底，亢民有至三四里外取汲者。所种花豆，悉皆憔悴。明年复大旱，寸草不生。生民转死，不可胜计。（《常熟水论》）

不特国课无法征收。

比年以来，三吴国课不登，生民凋瘵，帑无御急之储，廪乏救荒之粟。有司奉命征逋，民有破产不足偿，则鬻子女；而又不足，则身膏捶楚，继之以死，而事不办，有司往往以殿获谴。（《常熟水论》）

而民之强者，更至驱迫走险，时起干戈。

常熟一邑，岁有水旱之灾，国课不登，遗逋逮并，民迫饥寒，弱者流死，狡者盗窃，强者摽掠。况邑滨大江，诱以鱼盐之利，饥寒之民求斯须无死所者，咸往从之。虽斧锧相寻，终弗可止，一或激变，为祸无极。往往假为风涛，窃弄干戈，残贼生民，屡辱官师讨击，大臣镇守，经费巨万，屠戮生灵。此皆朝廷之赤子也。（《常熟水论》）

故明代屡治三吴水利，动机虽重在国课，然为民生计，亦势难置之度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