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籍浩瀚，研习国史如由“廿五史”及《通鉴》等书入手，依本书著者之意，以为其事扞隔甚多，恐难获得预期之效果。述其理由：“第一，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费；第二，这类书籍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第三，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籍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一言蔽之说，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据此，则本书之作，固钱穆所谓属于革新派而以宣传一种主张为其帜志者也。故著者言其著述之目的，乃在于“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

由于当前现实之思想斗争，以至兵争政争，立场既有不同，故本书出版之后，赞否之词亦大异其趣。然由纯学术之观点以从事于批判本书者，则以上海人文研究所所刊行之丁山先生批判一文，最为平正公允。丁氏以为本书确有后来居上之数种优点：（1）本书材料不是抄取杂志论文，或自坊间出版之通史，辗转传抄，伪以传伪，杂凑成篇，而是后人所必读之旧史料中，直接选录。又本书取古代材料译为现代语言，译笔亦称忠实。（2）近来编纂通史者，常犯考证学之弊，详古略今，显出头重脚轻，本书则不如此。（3）本书分期，划为三大阶段：第一，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成立（远古至秦）；第二，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至隋）；第三，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隋至清中叶）。此种政治经济兼顾之分期，显受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新历史之影响，亦可谓中国新史之尝试工作。（4）过去之史籍名著，苟非帝王家谱，即属贵族教科书，甚少注意为人民生活写照。即以时下通史专家而言，或注意政治人事之进退，或注意典章制度之沿革，当或空发其知今而不知古之策论，殊少能抓着古今人民生活而通观其变化者。本书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由经济基础论到历代的社会政治问题，斯实为吾人所应了解之中华人民史。

然著者既持阶级斗争之观念，而本书又适为一种宣传之工具，故其甚深之主观成见，往往亦造成偏激之理论，而于史实难以审合，斯则其显然之失也。丁山并就本书择举数事，以为须待商榷。

其一，就中国统治阶级者之出身，用以检讨秦汉以来之历史，隋唐以前，诚为封建社会，而宋元之后，吾人实当改称为官僚集团时代。历史之分期，应将秦汉至隋唐划为中古，宋元明划为近古；著者乃以隋唐为历史时代之分界，似为沿袭夏氏历史教科书史观之误。

其二，本书于秦、汉、唐、元、明各代之末，莫不大书特书“农民大起义”，此则不能不谓为寻得中国问题之根本。盖吾人由历史上观察及于现代社会，农工实为被压迫阶级，而士商则属于统治阶级。前者所谓“用力者役于人”，而后者则所谓“用心者役人”也。中国生产基础，全在农业；农业基础，则在土地与劳动时间。惟有所当知者：中国历代领导人民以反抗统治苛政者，绝少属于纯粹农夫。秦汉以来，一般革命者，大抵俱为社会上游食之徒，辄于衰乱之世，利用官逼民反之机会，以冀圆其称王称帝之梦而已，其实心为人民谋福利者，盖不数数睹也。吾人苟自人民立场言，此辈以暴易暴之野心家，岂值表彰？吾人所当赞诵者，实乃应为除暴安良之循吏，与夫舍身救世之豪侠也。农民本身，多如驯羊；孰执统治之鞭，彼则随顺其意而进，孰执屠刀，彼固向之乞命矣。中国农民由其千辛万苦之储蓄，以造就其微弱之私有财产观念，并于中产生基本的生产动力；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生命实赖此支柱而不绝，统治者纵不欲加意保护，似亦不必以尽行摧毁为快也。故每代之兴，先必重申“崇本抑末”之政策，虽间不免虚应故事，有名无实，然历史之告诉：凡能使农民得其安居乐业者，未有不能把握百年以上之统治权也！是以对于统治阶级似不必尽行仇恨而一律打倒，因时至今日，任何国家与民族皆尚未进步臻于不须统治者之可能也。本书对于历代革命性的破坏描写至为详尽，而于积极的政治建设，消极的经济建设，则叙述殊不着力。诸如西汉文景两帝之俭约，唐初贞观之治，皆能整饬吏治，藏富于民，由今视之，似应予以颂扬，不能以其为统治阶级，便隐其善而扬其恶也。

其三，关于民族对外问题，本书态度似亦失之偏畸。中国自来常受北来游牧蛮族之侵逼，如永嘉南渡，元魏饮马长江，靖康之难，蒙古灭宋后之贱视“南人”，吾族所受外来马蹄之**，其事岂鲜？而汉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灭突厥，明成祖之伐蒙古余裔，同为我族不胜塞外马蹄之长期压迫，乃取此攻势的防御，本书不宜动辄加以“对外侵略”之罪名。试观宋明两代，以其国力衰弱，不能贯彻攻势防御，即立刻遭受辽金之打击，甚至演出土木堡皇帝被掳之丑剧，可以知其消息。民族自卫，不能采取攻势，即不能良固封疆；是以唐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四夷”者，亦不过以吾族求取永久之安全保障而已，本书对之极多微词；如此史观，将不许吾族产生反侵略之英雄，宁不令人丧气乎？反之，本书不以塞外马队之南牧为侵略；甚至对于帝俄在清初以来对我之侵略，亦略而不言，不免使人有回护过深之感矣。

其四，本书对于孔学认识，既已轻浅，且又从而诬之。夫“仁民爱物”乃为孔子学说之中心（郭沫若著《孔墨之批判》，亦曾揭发孔子“人民本位”之理论），著者对此未有认识，乃于孔子思想行为，多予讥刺揶揄。如硬谓“孔子所谓天命就是君主专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厚诬前哲，诚属非是。盖孔子思想虽尚未能蝉蜕封建社会之躯壳，然其思想本体，乃以绝对整洁之精神，以建立其基于人民福利的政治主张，并无可以轻加非难之处。又黄宗羲“原君”之议论，明系导源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民本思想。著者但称孟子学说“颇有革命的意味”，而或赞“原君”为“透彻地发挥了民主主义”，持论未为公允。又理学二宗，陆王与程朱对立，前者属唯心派，而后者属唯物派。本书既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独于宋明理学，反对接近唯物论派的程朱学说，转而表彰陆王派的唯心论，无可讳言，对其所守立场，实为一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