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书为著者所用于南京中大之教本，几经修改，网罗极富，举凡王国维、罗振玉等之于古史方面之贡献，以及近年来金文、甲骨、碑阙、封泥、简牍等之发现与考定等类材料，均为其尽量吸收与应用，可谓详博矣。

著者于其《自序》中，尝申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云：“高中与大学普通科之国史，以说明古今各方面之重要潮流，示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演进构成之真相为主。可寻之国史远其炎黄，近迄廿祺，纷纭繁复，不可殚论，而其荦荦大者，亦不过数十端：如唐虞三代为封建时代，视中央政府更易增损之国之多寡、王朝与诸侯天泽之谱及关系之疏密，诸侯叛服影响王朝地位之大小，即可窥见封建制度之实际，而五代之史，如网之有纲矣。东周为列国时代，强国代天子为政于天下，历史之重心，不在王室而在列国，故诸侯制度，多模拟王朝，礼乐刑政自诸侯出，平戎御狄，兴灭继绝，聘问盟会，攻战吞灭，开疆拓土，合纵连横，皆列国事而非周室事。人才则诸侯盛于天子，学术则私学盛于官学，历史则侯国详于王朝，而马迁、刘向、班固之所慨叹者，皆可取之以解释时代精神矣。秦汉隋唐为统一时代，故内则经济富庶，物力充盛，国都之宏伟，宫殿之壮丽，交通之发展，帝王之靡费，皆反映社会之富力；外则国威远扬，冠带百蛮，疆土之开拓，夷狄之款贡，文化之传播，商贾之懋迁，亦随国势而繁隆；余如方域之区处，官吏之分职，应统一之需要而规划，帝王之权力，学者之思想，亦多与统一之国势相应，而四朝之史，无不通矣。又如外戚之祸，与西京相终始，东京复益之宦官，详戚宦之祸，则两汉之史明矣，隋唐之政制显矣。五代十国，多唐室节镇之流裔，统论唐五代之方镇，则蝉蜕之迹见矣。推之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变迁，典制文物之隆污，学术宗教盛衰，苟论其大而忽其细，亦皆可执简驭繁，以表现其演进构成之总相。”缪氏本此见地，以成其书，分为四编：首编导论，略述史学之通义及国史之民族年代与地理；次编历代史略，以说明各时代之潮流为主旨；三编政治制度；四编学术文化与宗教。每编分门论述，自太古以迄最近。说明今日各种现象之所由，及其蜕变之所以。凡所叙述，先通其大，标立节目。次就一己涉猎之正史、《通鉴》《通考》与百家传记之书，旁及中东时彦论著，扼要汇录。其所征引，多因仍旧文，而采录最多者，则为顾氏《日知录》，赵氏《廿二史札记》及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三书。

著者立言态度，乃本传统儒家明经通史之方法，以讲微言大义。其言历史功用，奉则知几之说为圭臬曰：“古来言史之功用，未有如子玄之深切著明者。夫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据行事，仍人道，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居于新史学最为发达之今日，其议或失抱隘矣。又本书之被非难者亦有数事：是古观念过甚，对于尧舜之禅让，大禹之治水，信之太坚，曲为之说，致有过情失实之弊，又如以《周礼》为西周典籍，以《汤誓》《牧誓》代表当时之誓师词，信《礼记》中之“子曰”真为孔子之言，信墨子之教果为夏道之传衍等是之一也。本书杂引书文，繁遝若类史论，其书体乃于史料集与著作，两皆非是，二也。又间有于所称引之文，不以为然，而本身论断亦欠明决，而失之含糊者，如引《日知录》论共和事，三也。又本书以共和纪元，形同累辞，徒乱人意，四也（参《清华学报》八卷，一期，田义生评本书一文）。至著者主张我国种族定名，应表以切当之词，谓“中华民国”宜改为“大黄中华夏民国”，即属迂阔之一例也。

本书共已刊行三册，仅及第二编隋章五代章而止，约八十余万言。抗战后著者又有《中国通史要略》之作，分为三册，计十二章。第一册迄汉末，第二册迄元末，第三册迄民国。著者述其编纂《要略》一书之宗旨及用心所在曰：“史为人事之记录，人事之演进，虽无前定之原则，就已陈之迹而察之，又若有端绪问寻，撰述历史，首在寻得此端绪，一也。史文叙述，其事实皆有客观的存在，言史者惟当以事实为依归，实事求是，不宜先怀成见，尤忌向壁虚造，务求所言合乎人心之公，绝不能稍逞一人之私，二也。营阿房建章之宫者，张千门而立万户，若寻丈之基，止宜筑为环堵之产屋，大小殊则其制异也。十数万言之课本，断不能事事求备，要在别择史迹之重轻，著其大而忽其细，必有所舍，乃能有所显，三也。”以是《要略》《纲要》二书，宗旨虽同，而面目则异：《纲要》之史略政治学术，各自为篇，《要略》则每章成一完全之单位，义取纵贯，此不同者一；《纲要》体如读史要录，征引颇详，《要略》则文多镕铸，仅著大凡，此不同者二；《纲要》多考订史实，辨析异说，《要略》则惟直叙正义，凡钩索困难者，概付缺如，此不同者三。盖《要略》篇幅之大事删削，著者本在求其适于教课之用，此体例自不（得）不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