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者在北京大学教授通史之讲义，屡经改订而成。前有引论一文，洋洋万言，述其认知国史之心得，极有价值，读者不当忽略。

著者谓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一曰传统派（即记诵派），二曰革新派（即宣传派），三曰科学派（即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革新派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三派各有其长短得失。而我国新通史之制作，则在利用积存之丰富历史材料，以正确揭示今日时代所需要之历史知识，亦如往代历史不断随时代之迁变而有改写之必要也。例如《尚书》为最初之史书；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次有《左传》，网罗尤详，则为编年史之进步；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显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社会之团体性而崭然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而复生通史之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制作，为以制度作骨干之通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的新史之再现；又次有郑樵《通志》之《廿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体裁者，不胜枚举。盖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之叙述。观其相互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惟自由南宋以后，乃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则因中经元清两代异族不欲国人治史之束缚而衰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为何？著者观之，将为自《尚书》之下迄于《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且必须具备两种条件：（1）须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2）须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通史之制作，即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也。

本书共分八编，总四十六章。一为上古三代，二为春秋战国，三为秦汉，四为魏晋南北朝，五为隋唐五代，六为两宋，七为元明，八为清代。至其内容所重，则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中层之干柱。其于史上之轻重先后，著者称其并，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只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先秦战国），彼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察其如何演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彼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察其如何演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两晋），彼又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察其如何演变。盖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也。

本书积理甚富，创见特多，略去常谈，指点扼要，足觇著者之好学深思，非只钞纂陈文，泛泛言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