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者在北平各大学多年讲授之教本，原名《中国通史讲义》；现列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已出四册，止于元界。据叙录所言，本书在其体裁、取材及文字三方面，固皆具有特见。

本书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史之本义，兼使读者得以与本书互相参校。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变迁，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次之以制度，制度为一代典则，不仅观其因革损益，及政治良窳，实欲藉以测其影响于社会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读史本以二者为基础。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期以著学术之渊源，思想之变迁，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终之以生计，以为读史意义，根本在此。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至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经即史。至说经偏于考据，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且远古所谓三皇五帝之事，所得材料既渺，故遂毋宁付之阙如，亦窃比司马光不作《通鉴前纪》之意。至秦以后，制度文化一贯，约而分之，则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各为一时代，共厘为五卷。

取材方面，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著者以今人重视野史，而本书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自唐修《晋书》，李延寿修《南北史》，多取琐闻小记，宋人欧、宋之于《新唐》，司马之于《通鉴》，采摭杂史，多至数百余种，此后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闻，沈括身在朝列，所纪宋事不实，遂为洪迈纠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时地与人，则互相违忤，莫可究诘，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著者又谓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然其所以足贵者，亦只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补证史阙，至于行实，恐其虚美。故以金石为旁证则可，若以金石为主，则著者以为稍过。他如实物及各种新发现，亦皆仅足为史证。盖著者特重正史，以为果能细读正史，亦可获得新发现与新材料也。

至于文字方面，著者以为纪古事而用今文，亦犹之乎纪今事而用古文，皆属不当。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有所错杂。追述古事，原文不当更易；若夫制度，更难以今文释之。故其全书行文，均与近代文字距离较远。

总而观之，本书对于民族消长，生计盈绌，纪之独详，是其最大特色。至于取材之必据正史，文字之必用古文，当待有所讨论。然其所集正史之材料俱能提挈纲要，分类钞集，凡政治、社会、文物之大端，无不条举胪列，读者苟加披览，便可一目了然，实真本书之特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