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和研究西夏历史，首先必须知道，现在到底还有哪些有关西夏的史料？如今，西夏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文献，二是考古文物。我们先谈谈西夏的历史文献。

西夏建国后，也效法中原封建王朝亦设官修史。1151年，夏仁宗时就以著名学者、灵州人斡道冲担任蕃汉教授，并从此就世掌西夏国史。1161年，西夏设立了翰林学士院，曾命学士焦景颜、王佥修撰“实录”。据载，在西夏灭亡前夕，夏臣罗世昌还撰写出《夏国世次》二十卷。这说明在西夏是有着完备国史修撰制度的；以此类推，在当时必定还有其他的历史著述传世。1227年西夏政权崩溃时，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在战火中就曾抢救过西夏的图书文籍并加以保藏就是一个明证。所以说西夏王朝的历史文献，本来应该是相当丰富的。因出于上述的历史偏见，元顺帝至正三年修成《辽》《金》《宋》三史，独未编修西夏史。只是在“三史”中各以很少篇幅专载西夏史实，如116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纪》1卷；135卷的《金史》也只有《西夏传》1卷，连在正史中最以卷帙浩繁见称的《宋史》，多至496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两卷，这便失去把当时存留较多的西夏史料，编成一部纪传体专著的机会。从此有关西夏的史料零落散失，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好在宋朝史学还算发达，对当时各政权之间使聘交往或战防用兵之事，也间有论述。其关西夏者则有孙巽（或作苏氏）《夏国枢要》二卷，刘温润《西夏须知》一卷，范仲淹《西夏堡砦》一卷，曾公亮《武经总要》的前集中撰有《西蕃地理》一卷，任颛《治戎精要编》，游师雄《元祐分疆录》，曾巩在《隆平集》中也有《西夏传》，王称《西夏事略》（即《东都事略》中之《西夏传》），及佚名《赵元昊事实》《西夏事宜》《契丹夏州事迹》《西夏杂记》等。但大多数散佚不存，无以参证。这样，便形成令人遗憾的事实：西夏灭亡了，连记载它的文献资料，除了上述丁点遗留之外，大部分都湮灭不存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注重考据学，接着又由经学转向史学。许多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才开始搜集残余，点滴补缀，极其辛勤地编撰出多种西夏专史问世；但同样不幸的是，这类稿本也散失不少。现今流传于世，比较重要的还有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但只有稿本，没有印书。其余成书的有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民国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经过他们的努力，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逐渐有着具体明确的内容，而不再是若存若亡、若明若昧的了，这无疑是他们的功绩。但因受时代条件的局限，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都采取了封建主义的传统史学观点、方法和体例。考据上也有疏略抵触之处，无论从内容或形式说，都难以适合今天学习上的需要。

1968年苏联克恰诺夫撰有《西夏史纲》一书。1975年香港出版了林旅芝的《西夏史》；197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夏简史》；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夏史稿》。后两书在写作观点和立场上作了重大的改正，对近年来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都较为重视，充实了西夏史的内容，提高了科学性，有利于正在开展中的西夏史研究工作。

其次我们再来看西夏的考古文物。

考古文物是直观的史料，对认识和研究历史大有帮助。例如银川市区的承天寺塔、贺兰山东麓的拜寺口双塔，迄今巍然存在；还有区域广阔的西夏皇陵等，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使我们能对西夏的一些情况有更直观的了解。19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埋藏在地下的西夏文物和遗址也多有发现，这无疑会增强对西夏历史的理解。这类文物资料内容丰富，难以一一加以叙述。现拟就西夏文（元代人叫它“河西字”）的产生、流行、消亡和“复活”的过程中作一鸟瞰式的检查。相信这对于西夏史和西夏研究都是大有补益的。

1036年（夏景宗广运三年）西夏颁布新制夏字，从此它就广为推行，并翻译出各种汉籍及佛教经典，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保存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西夏提供了很大方便。

西夏灭亡后直到元世，西夏文字仍在很多地方流行使用，在元成宗大德二年，宣政司还雕印了夏文佛经。在宣化民间也印有夏文《法华经》及诗歌作品，日本僧人曾把它传至日本。大德六年至元仁宗皇庆元年的10年间，杭州路的大万寿寺就印过西夏文的藏经五次，经板计三千六百二十卷，印了三十多藏，分别保存于西北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1345年，即元至正五年，居庸关过街塔洞壁六体，由夏、汉、藏、梵、回鹘、八思巴蒙文六种文字组成的刻石完工。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高王观世音经》，亦是西夏文的石刻，大家绝不会想到，它竟是明太祖洪武五年，即相隔西夏灭亡已经快一百五十年的时候才刻成的。当然，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所发现的两座刻有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的石刻经幢，竟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时的党项人所制，算起来离西夏灭国更达二百七十五年之遥。它可能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最晚使用的西夏文字。但仅就此，我们也可从中看出，这古老的西夏文化也是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西方，欧洲人开始对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的关注，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但直到1870年，英国人韦利亚还把居庸关六体刻石中的西夏文字误认为是女真小字。1895年法国出版的《蒙古金石图录》收有居庸关石刻，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和沙畹才对韦利亚所认为的女真小字发生怀疑，认为其是西夏文字。同年英国人巴赛尔根据两枚西夏文钱、十枚西夏铸汉文钱，并参照现保存于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汉、夏文对译，考释出了46个西夏字。其后，法国人莫利瑟1900年在北京得到西夏文译的《妙法莲花经》残本三卷，研究出一百多个字，并从中得知了一些语法现象。但是，在《妙法莲花经》上早就存留有汉字注释，据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最早试行解读的乃应该是中国人。

过去一向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对湮没已久的西夏文字的发现考定是欧洲人开头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根据我们所查出的可信资料，得知西夏文的发现和考定，最早还是中国人。

早在1804年，张澍（字介侯）在家乡甘肃武威城内的清泰寺，就发现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碑阳面就是西夏字。他是个关心西夏史事的学者，曾著有《西夏姓氏录》一书，从这就可肯定，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碑上有一面就是西夏字的。还有，在1827年由尚初龄编著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引山西洪洞人刘清园的说法，他从西夏钱币和“感应碑”也早读破了西夏文字。就从《吉金所见录》的成书时间算起，也比法国人德维利亚要早70年。西夏文字虽初步被认识了一些，但材料究竟不多。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今内蒙古哈拉浩特（黑城）发掘出了大量的西夏文物，虽然全被其窃运至俄，因为这次发掘所得的文物中就有多部夏文字典，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研究是极有帮助的，于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西夏学的研究，也掀起了不小的热潮。罗福成、罗福苌兄弟是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字，并卓有成就的学者；王静如教授著《西夏研究》三本，奠立了宏观基础；后起之秀更脱颖而出。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再来对西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无疑更会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将有助我们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