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特权崩溃，平民势力升进，此为唐宋之际社会演进的主流。此一主流之光明面，为阶级之刬除，脱瀹陈腐，焕发新猷，使民族之混凝进于一体，文教之普及愈益深透，皆无容疑者；惟亦有其黑暗面，社会蜕变之际，旧文化不复适应新世态，理想沉冥，混乱矛盾，行尸走肉，一团黑漆，此又不啻开启出民烦苦之新绪：譬犹河泻龙门，历高而下，行于平陆不无溉注之利，然泥沙瓦砾，包摄随来，及其壅溃，且成新患，则固为彰著之事实矣。是以吾国中世末期以下之历史，其社会病态显露，有可得而论列者：

（一）政治理想之卑

唐末五代之混乱，属于军事变态，固无理想之足云，可以置而不论。入于宋世，已为平宁一统之局矣，然其病根蹯伏，实未厘革，不过刀兵之后，人口大减，稍获苏息，暂聊其生而已；迨养息日久，丁户激增，耕地渐蹙，而乱机又有形成之势。宋太祖之得国，由于军士拥戴，非有深仁厚泽，素结于人民，又时无世家大族，以为政权之支柱。明鉴于五季以来，武夫桀骜，常存侥幸，文人贪鄙，素乏忠耿，皇室高悬，益懔孤危，自策安全，务求其工。故厉行集权，密布法网，惴惴焉惟政权之是保，以防一切可能之异图。盖宋立国之政治理想及其统治方法，乃持道家精神而又参以法家之术者，是以自始富于消极的牵掣之特色，本无忌于有所作为，而亦惟恐其臣其民之能有所作为也。太祖时有司木官，以积材不整齐，上请截之，太祖即批其奏曰：“截你爷头！”道家之术以不齐为齐，是以斥之也。[232]赵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乃许登对；又置大甕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则焚去。[233]此虽或出于揽权固位之心，亦镇以无为之意。太宗尝闻汴水辇运卒有贸易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致损折可矣。”吕蒙正对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234]真宗之名相为李沆、王旦，李沆尝谓：“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235]旦亦不喜事，“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236]此见宋初君臣为治之态度也。遵法慎变，则官吏安于故常；清静无为，则社会流于放任。而其归趋，则在牢持专制主义，以谋统治基础之安固无摇而已。惟宋之专制主义，乃以阴柔绵密之方式出之，常能因应推移，有使人不易觉察者。如真宗耻于澶渊之盟，乃纳王钦若之说，假造天书，以愚臣民[237]，于是祥瑞沓来，东封西祀，举国若狂。[238]其妄诞可笑，识者未始无人而莫敢谏；王旦心知其非，迫于帝意，亦不能不勉强附和，然至临殁，深为悔恨，遗命削发披缁以殓。[239]于此乃见宋政猜忍之本质，而表面之宽大徒烟幕耳。其时政府赖以沟通民间者厥惟科举一途，然由科举以致仕官，时君亦仅宠以虚荣，縻以禄食，使不为我害而有以制人之意多，未欲即付以治平之实权。观宋代相权之削弱，既远不逮唐[240]，而百僚有官无事，乃别为差遣治之[241]，故使错综复杂，以术相制，则知宋用其臣而未始信之。故其武臣不特威惠素著之武臣，如王德用[242]、狄青[243]之流，举不见容；即文臣之杰出者，亦辄见忌，如赵昌言之遣平蜀乱，太宗疑之而止；[244]杜衍、富弼能得民心，朝引以为忧[245]，皆非偶然。至若朝廷立法，诸如文武二柄不专付一人，而枢密院又与兵部互相牵制[246]，台谏之渐混为一，加强地位专以纠绳外朝[247]，两制不许至宰相居第[248]，设通判以分诸州之权[249]，以及官吏之间，伺察极严[250]，种种防维，不难知其用意。此种心理既使统治机构难健全，不能发生充足之行政效能，而重本轻末，居中驭外之集权政策，又行之过度，至欲天下之务，咸集朝廷[251]，朝廷之权，又操于君主之一手，于是上下之间，失其平衡，地方不治，殆属必然。欧阳修尝论此一弊象曰：

三代之盛时地方万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余以建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其大法而使守之，则其大体盖简如此。诸侯大小国盖数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训农练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则其于众务，何其繁也！今自京师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职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县之吏奉行而已。是举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体，则为繁矣。其州县大小，邑闾田井，训农练卒，一夫以上略无制度，其于众务，何其忽而简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简则力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遗，制民以浅则防其僻，渐民以深则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简其当繁而繁其可简，务其浅而忽其深。故为国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252]

其针砭时弊，深中肯綮。《宋朝事实》卷九谓：“五代任官，凡曹椽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致皆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故天下优浑之言，多以长官为笑。”[253]则其弊承自五代，宋初犹然也。欧阳修尝自言：“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情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254]又谷城为汉上富县，乃三十年始得一良令。修撰《狄栗墓志铭》曰：“时予为乾德令，尝至其县，与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识廉吏者，而长老之民所记才一人，而继之者今君也。问其一人者，曰张及也。推及之岁至于君，盖三十余年，是谓一世矣。呜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择乎？”[255]此类事实皆见宋初基层政治之败坏不堪。盖由中世转入近世，阶级消灭，组织分解，社会松懈，一盘散沙，而帝室高踞上位，握权自固，匪特堂深簾远，日渐远离人民，易蹈专横腐败之失，且集权过甚，于上形成庞大之官僚集团，又因受君主分化统治政策的影响，权利之争，党潮辄起，而才不下聚，基础浮摇，既无裨于治，徒增加负担，转成国计民生之赘累矣。

（二）国计民生之困

宋室既不欲再有特贵势力之出现，然使其权者，难以并吝其财；留此一罅，以为尾闾，遂有不得不尔之势。太祖得位，即抱夺权予富之政策，故其于杯酒释兵权之一幕中，明告石守信等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之忧，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舞，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56]又太祖伐江南，尝许以使相之位，及彬事平还朝，太祖吝不欲予，及赐钱二十万，彬退而自解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积金钱耳。”[257]是君以利啖臣，臣亦以利自安，则知政治理想之消沉为何如也！由此用心，设官置兵，非以治民卫国，惟事羁縻，以图暂安。其时养兵之弊尤著，凡遇水旱饥疫，人民无养，则以召募代替济卹，故兵数激增；太祖开宝时为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时为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时为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时更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自后始略减。[258]兵冗费繁，国库难胜，故陈襄《论冗兵札子》谓：“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59]然所费虽多，并不得兵之用。欧阳修尝论其弊曰：

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260]

兵既骄堕，无裨于战阵，一有外患则赖岁币买和。真宗景德元年，澶渊结盟，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记许币之情形曰：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是利用被赏尤厚。

此例一开，仁宗时岁赐西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复对辽岁增银绢各十万。此后每岁耗于赂夷者总计为七十五万五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有《宋郊礼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合而观之，政府开支如是浩繁，焉得不事聚敛？掊克之极，民生艰困，则强凌智诈，兼并益烈。盖宋室对于社会奸豪有力之家，既采放任之态度，而本身又非苛征不足维持，此一基本困难从中为祟，则宋代所行一切保民护农之政，诸如栽种桑柘，农事指导，制造农具，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土，置官劝农，兴修水利，以及设置仓储等事[261]，虽尝为法甚备，提倡甚力，然亦仅成消极救济之性质，对于大势所趋之经济恶澜固无挽回之效力也。苏舜钦于仁宗宝元元年上疏有言：“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262]则上下交困甚明。政府之苛征暴敛，既使人民不安其生，遂如叶適之所云：“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慵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263]惟社会之动**不安，实深妨于统治，政府欲事弥缝，消灭危机，则冗官冗兵，殆有不得已之苦衷。如刘敞所撰《策问》云：

唐时岁举进士，至烦矣，然所取不过三四十人；今国家间四岁乃一举进士，只简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议者甚疾此。欲倣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夫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264]

一种困惑之情跃然纸上，乃有事实之指据，而非无病之呻吟。宋世辽夏二国，虎视北疆，不断招邀汉人，于宋威胁至大。如元昊之叛，使西北困敝者十余年；其倚为谋主以祸中国者，则为中国失志士人张元、吴昊也。[265]此一事件，时人归罪取士过严，其后殿试因之不再黜落。[266]此见宋之厚禄养士，乃迫于不得不然之情势。苏轼《东坡志林》卷五论“游士失职之祸”，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略见于史传者人数颇重，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轼对此自为之解曰：

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始皇）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轼之此言，虽论古事，其着眼则未始不在宋世。轼持道家观点，主因其势而治之，不以变更法制，彻底改造为然，认为此乃自速其亡之道；盖显为王安石之变法而发。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67]由苏文二人之语，观其会通，实有见于当世社会之不安因素，承认秀杰人才之优越地位，以维持一“稍安而不即亡”之局面，盖为宋室统治谋，非不忠智，然就国家民族之生命整体言，其为因循苟且，暂救燃眉之策，则无容讳言也。宋世社会有此矛盾错杂之性质，遂演为恶性循环之现象，即统治阶级虽用尽掊克敛财之方法，犹恶国用不足，牢笼秀杰人才之术之未备；而在被统治之民间，困于重赋，难自振拔，浮动流亡，衰殆莫保。《大学》所云“财聚则民散”，正是之谓也。

（三）社会风俗之陋

中国社会风俗至于五代，达于堕落之顶点；于时贪盗**杀，视为寻常，人命微贱，犬豕无殊。时人挣扎求活之不暇，遂于道义廉耻，未遑顾及。欧阳修撰《五代史》，于《家人》及《诸臣》《死事》《一行》《王世》等列传，皆痛斥当时风俗上之绝灭伦理，丧失廉耻。此意发之于《新五代史》者尤为激切，其言曰：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68]

按冯道历事四姓十君，窃位于篡弑武人之间，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诸主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故欧阳修骂之如此。夫礼仪教化之倡导，本属士人之责，惟唐末五代为武人盗贼之时代，士人偷生其间，以苟得为荣，苟免为幸，殊不足以语此。盖士人出路，寄于科举，为文求仕，志在温饱，学无根柢，素忘义命，加以污俗浸染，行为每**检逾闲，不复知有领导社会之责任。此辈贪冒之人，统治者虽召用之，仍不免乎内心之轻贱。故欧阳修曰：

古之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之礼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礼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见礼于上。……后世之士则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谓干利而进尔，虽有爵禄之设而日为之防，以革进之滥者。下之视其上也，以谓虽自重，上孰我知，不自进则不能以达。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轻。呜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269]

是以科举取士，名虽重之，内实轻视，既官其人，又复防之，上下相猜，其情不固。所以然者，治国临民，非有理想，为君者保位，为臣者邀利，各图其私，而无光明大公之目标，以激举世人心之向趋故也。《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于板，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复以《儒行篇》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阁门，辞日给之。则时君亦已知其弊而有意于士风之转移矣。仁宗尝读《贞观政要》，有感于明通经义之重要，曰：“人臣须是知书，宰相尤须有学也。”杨安国对曰：“汉儒多引经决大事，宰相必通一经。”帝谓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务通经，但用一时之艺，苟取富贵。盖进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显位，所以不劝也。”[270]按经术之可贵，以其发明道德之本义，并揭示高远之理想，足以促起社会人生之精神向上。至于当时士人之所醉心，则为凭文辞以逐禄利，安于现实，耽于嗜欲，如是则养成柔靡浮奢之风，使人心陷溺，无以自拔。仁宗之中叶，此种流风，披靡当世，极为显著。举例言之：

其一，浪漫浮华。

一时人心既多持浅薄之功利思想，至士人之生活亦往往纵情肆欲，流于浪漫浮华。宋翔凤引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柳永词后论云：

慢词盖起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竟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一时动听，散布四方。[271]

按柳永好为**冶讴歌之曲，盛行于世，尝为《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是一生潦倒，惟与儇薄子纵游娼馆酒楼，终以成就其平民文学家之地位，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也。柳永之行为，堪为浪漫派之一代表，其脱落不羁，此犹本为平民。其后徽宗之好为微行[272]，不仅为性格转薄之表现，亦因北宋世风大变，贵族与平民久泯，整个社会浸溢新风，自由活泼，少所拘检，故徽宗以皇帝之尊，受其感染，亦遂动情于此种之浪漫生活也。又北宋中叶，奢风大盛。沈括《梦溪笔谈》记石曼卿之在蔡河下曲，与一豪家为邻，日闻笙歌，其豪姓李，方二十岁，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尝赴邀宴，《笔谈》述其情况云：

曼卿即衫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各令择五品。……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273]

此一懵然愚呆之豪主，奉养如此，可见其时尚华奢之风。[274]

其二，浇薄诈伪。

元献（晏殊）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雕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驰骏马出郊，登高冢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们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279]

又沈括《梦溪笔谈》记有士人招摇一例，亦颇见时风之虚薄。如云：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卒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280]

其尤甚者，乃至攘窃他人文章，以欺世盗名，并献之朝廷以得官者。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宋子京》云：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据上所述，其时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甚可惊。盖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挈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整理后记：

在跟随先生学习宋史期间的1986年春，有幸获读先生赐示的手书未刊稿《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依稀记得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旧稿。学生习读时，随手抄录了一份以备学习之资，但偷懒作了许多省略，特别是在注文内容中，只是在省略处作了提示以备后查，或注明起讫，或标明起自，或只标省略号。前询托先生长子杨泽泉世兄查找这部遗稿，但遍寻不得，遗稿或已不复存在。如果真如此，则这份很不完美的抄本竟成孤本，也是一幸。原稿未注明作于何时，从引用当代人的著述来看，均是20世纪上半期的出版物或是那时发表的，时间最晚者为1948年。故而推测这篇宏文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48年左右。罗志田教授研究认为，这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可能就是先生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这是可信的，如此则本文初稿的撰写时间应在1937年左右。

今次整理，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对少数正文中的省略，酌情予以补录。对注文内容中省略的部分，根据抄录所作的提示予以补上，不再说明。对抄本中只标有省略号而没有起止提示的，根据正文内容文意补录，并加以说明，以承担误补之责。

第二，文中所引古籍，原稿均没有注明版本，现今也难以一一判定所据版本。整理时，除明显的缺漏误字外，均依抄本照录，不作改动。核对史料时，尽量用可信度高的专业出版社的出版物为准，未一一注明。

第三，原稿引用的国内外近现代人的撰著，包括原注页码，仍旧照录。在注文中以“整理者按”名义作了如下补充说明：国内学者的著作注明该著的初版时间或论文的发表时间；国外学者的译著，注明汉译本的出版时间，尽可能注明该著的初刊发表或出版时间。部分引文原标有页码，今无法找到原版一一核对，故而注明引用内容之章节以备查证。

第四，原稿本为繁体，1986年抄录时改为简体，此乃学生之过。又，当时抄录和这次整理中，限于水平，都可能出现有失先生原意的错误，一切均由学生负责，也希望有识者不吝指教。参加整理的，有研究生姜袅、詹美群等同学，王瑞来、王果二先生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抄录整理者：刘复生

2014年2月

[1] 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起，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为时凡285年。此言三百年者，以文化演变本无截然之界限，述见始末因果，时多涉及，约举共大数耳。

[2]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出版）卷三，近古卷第二章，有《平民社会之低落》一节，其近古之时限即本文所谓之近世。陈氏以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遂谓平民地位低落，实属误论。盖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就平民地位言，实为升进而非低落，说详下文。整理者按：陈氏此书，上册由世界书局1935年初版，下册1937年初版。

[3] 莫尔干《古代社会》第二篇第二章有云：“就已经叙述过的人类经验看来……”按莫氏所谓近世社会，乃指希腊罗马以下之社会，以示有别于以氏族为中心之上古社会也。整理者按：引文抄录时所省，今据1935年译本补录如下：“如前所述，人类之经验，在政府上只是发展了两种企图。（这里所说的企图，含有科学的意义。）这两种企图，全是属于社会之明确的有系统的组织：第一种组织，即发生最古之社会组织，其基础建筑在氏族、胞族及部族的上面；第二种组织，即发生最迟之政治组织，其基础建筑在领土及财产的上面。在第一企图之下，便成立了氏族社会，氏族社会里面的政府，经过人民对于氏族及部族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个人的关系。在第二企图之下，便创立了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里面的政治，经过人民对于领土——市镇、郡与国家——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领土的关系。这两种企图，就其性质而论，确有根本的差异。前者属于古代社会，后者属于近世社会。”又，《古代社会》最早的中译本为1929年（上）、1930年（下）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3年再版。1935年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有少许修改。其后则有1957年和1981年两种译本。著者H.Morgan，前两种译本作“莫尔甘”，后两种译本作“摩尔根”，20世纪30年代在一般论著中也写作“莫尔干”，不详先生所引何种译本。

[4] 《晋书》卷四八《段灼传》。清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亦云：“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宏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5]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并参同书卷六五《王导传》。

[6]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列传·柳冲传》。

[8]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考一》。

[9]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11]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按《氏族志》成书，凡一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

[12] 《姓氏录》为书，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高宗自为序，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等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见《新唐书·高俭传》及王溥《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13]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及《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4] 卢从愿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时称允当。宇文融有恨于从愿，尝密奏其广占良田，玄宗以为不廉，欲因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见《旧唐书》卷一百及《新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又《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附《崔琳传》云：“玄宗每命相，皆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瓯，会太子入，帝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即中，且赐酒。’太子曰：‘非崔琳、卢从愿乎？’帝曰：‘然。’赐太子酒。时两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数矣，以族大，恐附丽者众，卒不用。”

[15] 唐宋虽引科举，然恩荫入仕，其途仍宽泛。魏玄同于高宗时为吏部侍郎，尝上书言选举之政曰：“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龄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见《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16]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条，按唐高祖之立国，对于隋末起义群雄，则持敌意，力加诛夷；而颇优容自隋廷来归之臣僚，虽罪迹彰著者亦然；此盖高祖出身西魏周隋以来之关陇贵臣集团，实有甚浓密之阶级或团体意识也。

[1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谓：“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远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并参同书卷一二《齐制典籖之权太重》及《江左世族无功臣》诸条。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1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14页。整理者按：陈氏该著初版为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

[19] 武曌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卒于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624-705）。永徽六年册立为后，时年三十二；显庆五年高宗委以政事，其后渐为所制，时年三十七；弘道元年高宗崩后，大权咸集于曌，时年六十；天授元年，革唐为周，时年六十七。盖曌称制七年，称帝十五年，前后专国达四十六年之久。

[2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53～57页。

[22] 参《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传》。

[23]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24]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序》。

[2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宦官多闽广人》。

[26] 参桑原骘藏《隋唐时代住居中国之西域人考》，及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册第一章总序（三）《隋唐之民族》。整理者按：桑原氏上文载其《东洋文明史论略》，初版于1934年；蓝氏《隋唐五代史》初版于1946年，重庆，商务印书馆。

[27]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通谱》。

[28]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29]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李辅国传》。

[3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五《财婚》。

[31] 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第三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婚娶”。整理者按：张氏该著初版于1911年，商务印书馆。

[32] 《隋书》卷三《高祖纪下》，开皇十六年六月，制工商不得仕进。《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亦谓：“工商杂类，无预仕伍。”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卷二三，记武后久视元年十月，张易之侍宴禁中，招蜀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侍，韦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预此会。”此皆见工商地位不及农人也。

[33] （注文原缺）参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1～13页。整理者按：黄氏是书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34]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都官”条，原注云：“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长，命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

[35] 《旧唐书》卷一九上《高丽传》云：“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值，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

[36] 《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云：“（仁贵）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问曰：‘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

[37] 王谠《唐语林》卷二云：“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皆甚众。”《新唐书》卷八三《诸公主列传》，谓安乐公主与长宁安定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同书卷七《顺宗纪》云：“禁岭南黔中福建，掠买人为奴婢。”又《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云：“关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之徒被丹书之辱。”

[38]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大顺二年四月二十日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返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

[39] 《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云：“后（张）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及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太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

[40] 宋敏求《唐大诏令》卷一〇九《禁约下·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俗，夙习为常，适然不怪。”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1]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

[42] 《新唐书》卷一九四《阳城传》云：“（道）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3] 以上俱见《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44]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云：“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饎。”同书卷四八《百官志》云：“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

[45] 《新唐书》卷一一〇《冯盎传》：冯盎大败“罗、窦诸洞獠”后，“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九八《马周传》载，马周颇受帝厚遇，曾得赐“奴婢什物”。卷一〇四《张易之、昌宗传》，易之、昌宗兄弟得武后幸，得赐“奴婢”。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6] 《新唐书》卷八八《裴寂传》载裴寂曾“率家僮”破山羌，卷一三三《郭虔巏》载虔巏奏破突厥中“家奴八人有战功”，又见《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整理者按：《新唐书》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7] 势家蓄奴，朝廷虽亦明令限制数目，然未见彻底实行。《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列传》、卷一一〇《李谨行传》、卷一三七《郭子仪传》载：太平公主、李谨行、郭子仪等均有数量巨大之“家童”。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8]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会昌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间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或闻洪、潭管内，人数倍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处，计必不少。”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9] 参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第一节（七）“贱民阶级之解放运动”。整理者按：黄氏该著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50]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之四云：“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是惟谋反，谋叛，谋大逆三大事，奴婢始有告主之权；然法律虽如此规定，其在家承平之时，奴即以谋反逆之事告者，官官相护，奴受罪者多。《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附《谟传》：“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谟引律固争，卒论庆死。”又《通鉴》。整理者按：《新唐书》注文内容据文意补；《通鉴》注文内容原缺。

[51]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5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载《唐登科记总目》，高祖时岁取进士不过六七人，太宗时岁取最少为四人，如贞观元年，最多为二十四人，如贞观十八年，余则每岁大体数人至十数人耳。

[5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54] 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八引《秦中记》：“进士杏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人被罚。”

[55]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詠杂记》：“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亦谓：“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

[56]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云：“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按曲江在长安城东南为游乐之胜地。

[57] 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类云：“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北梦琐言》卷一亦记此文。

[58] 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新唐书》卷一一二及《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

[5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引。

[60] 王定保：《唐摭言》卷九《恶得及第》。

[61] 《新唐书》卷一七九《舒元舆传》。

[62]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谓德裕耻与诸生同乡贡，不喜科试。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其言曰：“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德裕出赵郡李氏，所言正是代表当世门阀之见解。

[63]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体忠信之资，履谦恭之操，藏器则未尝自伐，虚心而所应必诚。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自叔叶浇诈，兹道浸微，争尚文辞，互相矜衒。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摈于乡闾。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64]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6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

[66] 宋代入仕之途，朝官子弟多由恩荫，此仍如唐制，惟恩荫远不逮进士及第之荣贵。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二《李宗谔传》载宗谔耻以父（昉）任为官，独由乡举以进士。其行为适与李德裕之耻以进士为官者相反，足觇世风之变，前后迥异矣。

[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68]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69]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本纪二》《太祖皇帝二》。

[70]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7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二《祖宗圣训·太宗》引《渑水燕谈录》。

[7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73] 抑权势，进孤寒，为宋室所一贯注意，不徒科举，保任亦然。《渑水燕谈录》卷一云：“仁宗朝，院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问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

[74]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并分见刘昌诗《芦浦年记》卷三、《能改斋漫录》卷一、《老学庵笔记》卷一、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及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7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引。

[76] 科举制度虽有其方法上之缺点，如科目范围太狭，专门注重文词之类，然施行此制之良好影响亦不少。钱穆《国史大纲》云：“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这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着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地透进了社会的内层。”整理者按：《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商务印书馆，引文在第二十四章之一《唐代之贡举制》一节中。

[77] 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唐登科记总目》，卷三二《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唐每岁所取进士，人数极不一致，少则数人，最多一次为高宗咸亨四年，所取达七十九人。大抵晚唐以来，每岁所取常以三十人为率，通三岁所取，不过百人，而宋每科进士及第辄以四五百人计，则宋取士之数较唐增大约为五倍。

[7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出身授官条》。

[79]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8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引《容斋随笔》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之后，虑有遗材至于再试再放，雍熙复试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复试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又谓至矣。”

[81]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8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出身授官》条引。

[83]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