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宋征课商税，分为过税、住税二种，前者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后者抽百分之三，[168]庆历时达于最高额，岁入为二千二百万贯。[169]《文献通考》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处；五万贯以上者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二十五，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四十五，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二十南十五；五千贯以下七十三处，北十九，南五十四。[170]据此可知宋中叶以后，商税征收地域之普遍，且南方跃进，超越北方，其发达远盛于唐也。又唐初于盐、茶及酒皆未有课税，而中唐以下由于赋入不足，乃行专卖之法，历久讲求愈精，乃成为最主要之收入。代宗大历时，盐铁使刘晏整顿盐法，其初盐利岁才四十万贯，后增至六百万贯，天下之赋，乃居其半；[171]至宋则达二千余万贯，实三倍于唐。[172]唐德宗贞元九年，张滂始榷茶，按时估每十税一，岁入为四十万贯。[173]至宋景德元年达于最高额，为五百六十九万贯，[174]后增至六百万贯，乃十四倍于唐。唐之酒课始于代宗广德二年，文宗太和八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余贯，[175]至宋庆历五年达于最高额，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176]，乃八倍于唐。按商税及专卖收入之激增，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种：一为物品生产、消费与交换之发达，二为税率及专卖价格之提高。究之史实，北宋一般平均物价水准并不高于唐代，甚或较低于唐，钱币之购买价值既未遭贬抑，则收入增大之原因显由前者。盖商业发达，一般物品之生产消费量大为增加，而交换过程加速，所需周转资金随之大量扩充，政府收入自亦势必激增也。

其四为海上贸易之兴盛。

海外贸易难行之已久，然唐宋以下，其进展始益显著：此盖由于萨拉森帝国适于其时勃兴于西，大食之人来往我国沿海经商者颇多，远胜于前代与印度罗马之关系；而同时中国商人之远航东南洋及西亚一带者，亦初盛于此期，乃开近世华侨殖民之端绪，故殊足重视也。唐代中国之对外贸易港，以广州、扬州为最著，交州、潮州次之，至楚州、苏州、登州、莱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亦有对外贸易之事实。唐时广州大食人聚居之所，谓曰“蕃坊”。[177]肃宗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78]，则知其时外人来广州者之众也。《通典》称：“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同书又引《经行记》述大食国事有云：“汉匠起乐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179]据此因见华人之经商做工于西亚等地者亦复不少也。波斯大食同寇广州后之二年，即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叛，邓景山引田神功以讨之；兵至扬州，大事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至数千人。[180]乾符五年，黄巢之陷广州，据大食人之记载，其时被杀之回回、犹太、基督、祆教徒约为十万至十二万人。[181]而日本出版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亦云：“玄宗天宝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82]唐设市舶司监督外商务，并征收货税；市舶使或市舶司之名始见于开元二年。[183]当时所定税率，对于输入货品，大约抽原价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三，《新唐书·食货志》谓之“下碇税”，而李肇《国史补》所谓“舶脚”者是也。

唐末五代，时局不靖，陆海贸易趋于消沉，迨宋一统，海上商务始又恢复。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真宗咸平三年又于杭明二州置司，至泉密二州置司较晚，则在哲宗元祐二年及三年；[184]其后泉州最称发达，竟代广州之地位。《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谓：“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初，凡大食、古逻、阎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太宗置榷易院于京师，诏：诸番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后又诏民间药石之具，恐或致缺，自今惟珠贝，玳瑁等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货于民。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番货轻重而差给之。[185]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仁宗天圣六年，以蕃舶来航者少，诏广州知州及转运使，谋招诱安存之法；[186]想见其时朝廷注重之态度。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引毕仲衍《中书备对》，载神宗熙宁十年之对外贸易，言广、明、杭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北宋三处置司，仍以广州为最盛也。按宋代财政本极困难，海舶所入，实为一大财源，故历朝重视，招徕甚殷。此外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当有可特书之二事：一为广州蕃坊势力较唐为盛，颇具近代租界形式与治外法权之意味；[187]一为市舶司有任用大食人充当者[188]，此亦足以说明于时商业之发展，已日邻于近世化之程度矣。

3.都市之发达

商业活跃，人口趋集都市，都市遂随以发达，故入宋世，都市数目大增。如政治中心之汴京，发展特速，固不待言[189]，他若江宁、江陵及杭、广、泉……诸州，或为国际贸易之口岸，或当内河航运之冲要，或位蕃夷互市之中心，皆市况繁荣，逾于往世。且中世以来之都市规模，形态一新，而县以下之区划，于“乡”之外又有“镇”“市”之出现；[190]镇多由草市自然发展而成。[191]所谓“草市”者，为邻接于城郊之新开繁昌区域之俗称，此类小市井于时纷纷簇生，为数不少[192]，此见宋代都市质量两者之发展，皆已迥异于中世之情形。近世都市生活之出现，乃由逐渐演变而大体成于宋仁宗之时；举其显著之特点而言，则为代表中世精神之坊市制度至是尽行崩溃，而转为另一都市之新型。唐代城市之基本区划曰“坊”，坊即汉代之“里”，西晋北魏之世里坊并称，隋初称坊，炀帝时又称里，入唐则专称坊名。坊为四周围墙之区域单位，徐坚《初学记》云：“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门，皆不称第。”[193]按汉之里门即唐之坊门，日启夜闭，为居民出入之必由，惟高官始得临街开户，不受其限制。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云：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194]

据此，足见坊制之维持，乃所以约束居民，便利治安，倘有犯违，必加制裁。[195]宋都开封，城内外亦有诸坊之布列。王应麟《玉海》云：“至道元年十一月丁卯，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又云：“旧城内，左一厢二十坊，二厢十六坊，右一厢八坊，二厢二坊。新城内，城东厢九坊，西厢二十六坊，南厢二十坊，北厢二十坊。”[196]是其时乃兼行厢制。厢本为治安而设之监察行政区划。李焘《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条载，“都门外居民颇多，新城外增置八厢”云云。新城为开封之外城，其时又有居民众多之新繁昌区域簇生于外城之近郊，此正是显示都市日形膨胀之最尖端。其后坊制不复存在，城市之中遂惟见厢制之实族矣。

至于市制之废弛，亦与坊制情形相同。自汉迄唐，凡都会中之“市”，乃为一种具有固定界址之商业区域。以唐代而言，如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北市，扬州有东市，楚州有西市，益州有东市，夔州有西市等。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云：

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积。

唐京都市有令丞以掌交易之事。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三贾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买卖不和而榷固，以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97]此唐代市制之典型也。大抵唐初旧规，营业限于市内行之，玄宗时随商业之发达，京城两市近场之所，遂有商店之开设。[198]其后两市邻近诸坊，复有商店之迭见[199]，则地域限制亦渐有打破之趋势。文宗时尝有禁断夜市之敕[200]，则知由于市制之紊乱，其时已有夜间营业之事，而政府基于治安理由又旋加禁断也。五代之开封，由于居民增加，商业繁盛，市制亦呈废弛之象。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曰：

东京华夷辐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201]

此诏下文复有欲推广城垣之语。据此，当时商肆设立虽已不必限于市内，然究仍有坊市之区分，而非临街开户，自由来往，有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述北宋末年汴京之情形。其书卷二《东角楼街巷》云：

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

又《潘楼东街巷》条云：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

则开封城内，但见大街通衢，生活自由，无复坊市分区之拘限。且夜市极盛，要闹地点，车马阗拥，通宵不绝；而饮食种类繁多，其专门擅名者，往往不乏其人。如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云：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逄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

又有供市民大众娱乐之瓦子[202]，开封当时有新门、桑家、朱家桥、州西、保康门、州北诸处瓦子。《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当时肆之情形云：

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瓦子中所表现之技艺，种类甚繁，有般杂剧、枝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毬杖踢弄、讲史、小说、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弄乔影戏、弄虫、诸宫调、说浑话等名目。此种规模宏大的娱乐场所之盛行，与唐代技艺表演多在寺院或市中者[203]，情形大异，此种新兴之事实，益征都市繁荣，乃与平民解放之主潮正是息息相关也。周邦彦之《汴都赋》，述开封繁华，其词极涉夸张，或难尽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则富写实精神，其言曰：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髙，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所述虽系徽宗时之开封，然据“太平已久”一语，知前于徽宗之时已然。大抵近世都市之出现，一切风气变古，实在仁宗时代，此由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京师街鼓之废坏一事可以推知之，其书卷上云：“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鼕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师之制也。”[204]此书成于熙宁三年十一月至七年，由此上推二十四年，正当仁宗庆历年间。按街鼓乃缘坊制而设，是以由街鼓之废行，亦得间接推知坊制之不存矣。坊市之制，不复维持，垣墙关防，日益破除，于是商铺骈列，临街而贸，酒楼堂皇，或以名街[205]，而茶坊、羹店、妓馆之属，亦比比皆是，盖均应乎平民生活解放后之需要而起者。按李唐时代之社会娱乐，诸如曲江芙蓉园之宴游，平康坊曲之狎妓，牡丹名花之玩赏，美服骏骑之夸示，以及斗鸡养鹰之种种行乐，大体限于贵族阶级，则与北宋中叶以后娱乐平民化之情形，意趣迥不侔矣。

（三）南方之开发

中国自有史以来，民族活动乃在黄河流域之北方；秦汉以下，政治一统，版图宏展，其势渐及南方。西晋之末，五胡祸作，东晋立国，偏安江左，自是南北分裂，殆历二百七十二年始复混一。[206]南北对峙之际，双方风尚不同，辄相诋娸。[207]北齐颜之推尝较其优劣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208]，其言虽就语言音韵而说，然亦颇可适用于一般文化之情况。盖社会基础本寄于广大之群众，而不在居于高位之少数人物，加以隋唐一统，帝室将相俱出北人，则其强本抑末，自持其尊，遂使文教政治之重心复返于北，无足异也。惟至唐玄宗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北方盛极而衰，南方则因养息日久，富力裕足，骎骎后来居上，一变上代以来之形势，而使南北地位发生优劣之例置。其显著之事实，初为南方产业及人口发达，继则南方人才亦日有兴起，终则夺北人之席而掩其声光矣。

南北朝以来，南朝国用注重关市之税，北朝则倚赖田赋，故就国民经济及国家财政而论，南朝转较北朝为进步。[209]隋唐建都关中，粮食取给，实在黄河下游之东部地域。[210]苟遇水旱荒歉，天子辄率百官就食东都：唐太宗三幸洛阳；高宗七幸洛阳，自显庆二年至永淳二年，二十六年间，居洛之时乃占其半；武后则全朝均在洛阳。[211]此种事实乃显示西北财力对于维持一全国性之政权，已有不济之势。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师谷贵，玄宗将幸洛阳，问策于裴耀卿，耀卿建议改进漕运之方法，于河汴沿流，相次置仓；并运江淮变造义仓之粟，以增漕运数量，凡三年所运达七百万石，其效大著。[212]开元二十五年，又纳彭果和籴之策，推行于关中，粮廪益充，遂令改江淮租粟为运布，是即所谓“回纳造布”。关中蓄积由此羡盈，车驾不复东幸矣。[213]天宝初，韦坚为陕郡太守及水陆转运使，奏请截浐、灞水，作兴成堰，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并于长安城东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自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坚尝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二三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诸船连樯而进，弥亘数里，观者山积，倾动京城，百姓骇视，玄宗大喜。[214]又其时河西极为繁荣，史称：“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15]所记如得其实，则西北经济情势又疑与前有大异者，然吾人应注意者，关中之足食丰财，乃赖施行和籴之效，而和籴之资本又实为东南地方所运来之租布等物，是以此时西北之繁荣，仍为东南经济力之所支柱也。安禄山反，潼关失守，边兵内调，吐蕃乘间侵蹙，数年之后，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凡数十州，尽没于蕃，西北民物**然，关中自此大耗。德宗贞元二年，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耶？”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德宗始解忧为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216]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云：天下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217]观于此，则知韩愈所谓“国家财赋，江南居其十九”者，乃写实之言而非有何夸张也。

自秦汉以迄盛唐，户口数之见于旧史者，北方俱有压倒南方之优势。例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北为九百六十五万，南为一百一十一万，乃为九弱对一强之比；晋武帝太康元年，北为一百四十九万，南为六十五万，乃为七对三之比；唐玄宗天宝元年，北为四百九十三万，南为二百五十七万，乃为六点五对三点五之比。[218]北优南劣之势甚显，惟南方户口亦呈递增之势耳。天宝末年，物阜民殷，为唐代人口之极盛。天宝十四载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补隋唐州郡三万以上者——原旁注）。安史之乱，社会秩序大紊，由于死亡逃匿隐漏，户口数锐减，肃宗乾元三年上距天宝十四载仅五年，户数存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减五分之四弱，口数存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则减三分之二。[219]然乱区本在北方，是以此次户口之减少，乃为南北两方一升一降之钤键。此下历史即为南方人口激增，北方则呈衰退之趋势。唐末藩镇之乱，以北方受害为深，及黄巢大起义战场亦在黄河流域。至于五代，史家对于政权之禅递，虽着眼于北，号为正统，然就实际之政绩言，北方实逊南方。且十国除北汉外，余均立国于南，其寿命或较五代全期为长。[220]又各国君主，大体亦具才略，其余政治之设施，亦较有成绩，或为北方所弗及。[221]故宋太祖之有天下，北方得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嗣平荆南、湖南、蜀、广南、江南五国，共得户一百五十九万九千零四十五，即蜀（五十三万四千零三十九户）、江南（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五户）两地户数已超过中原。[222]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后，又得漳泉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得吴越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得北汉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223]，计北方共得一百万二千五百七十三户，南方共得二百三十万一千七百一十三户，则北南人口已为一对二点三之比矣。宋世承平，历朝户口日益递增，神宗元丰三年，毕仲衍《中书备对》内载，其时全国（东京开封府及十八路）主客户数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四，淮汉以北居其六（东京开封府及京东、京西、河北、陕府西、河东等五路），占四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八户；淮汉以南则居其十三（淮南、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福建、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三路），占九百九十五万二千零十三户。[224]是南北人口仍为二对一之比率也。

南方产业及其户口转盛之后，又见南方人物辈出。所谓人物乃指具有优秀才能，得于当时社会有其领导作用者。以此衡量吾国南北两方之人物数量，不特魏晋以前，人物多在北方，即至隋唐之世，南方亦远非北方之匹敌。如一考唐代宰相出身之籍贯，则北优南劣之情，即不难获知其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为九十八族：其间崔氏十房得宰相二十三人，裴氏五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李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皆五人，高氏、韩氏、赵氏、郭氏皆四人；三人以下者不与。则以二十三族而共得宰相二百二十八人，可知唐室之统治权，本为高门大族所把持，而所有高门又均属北方之著姓，且其族之得宰相在三人以下者尤以北姓为多。其间著裴氏五房中之南来吴裴（三人），张氏中之绍兴张（一人），吴郡张（一人），王氏中之琅邪王（四人），刘氏中之丹阳刘（一人），及肖氏二房（十人）等，其族虽属南朝世胄，然原其所自，亦皆自魏晋后由北南迁。至于魏晋前世即居南土者，九十八族中仅陆（六人）、姚（二人）、顾（一人）、舒（一人）及晋陵高氏（一人）而已，犹不及其本出异族者人数之半。[225]以宰相之尊位如此，他者百官特权艺学宗教之流，亦殆相同。是知唐代位居社会冲要者，多属汉胡混化之北人，而南人则殊寥落。故胡三省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26]

宋代政权承袭北统，故虽已打破门阀用人之习，然事实上朝臣多属北人，而南人偶有迁进，则往往遭受歧视。如刘昌言于太宗时，即以闽人为言者所排。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引吴处厚《青箱杂记》云：

刘昌言，泉州人。先仕陈洪进为幕客，归朝愿不授官，举进士，三上始中第。后判审官院，未百日为枢密副使。时有言太骤者，太宗不听。言者不已，乃谓：“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

又王钦若自以江南一介寒生，遭逢真宗特违之知，平日引为极大之矜喜。[227]真宗欲相钦若，亦以南人故而受十年之阻隔。《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云：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殁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案钦若临江军人；其人品是否堪居相位，系属别一问题，然以公贤著称之王旦，乃引“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为理由，以拒钦若，而且谓为公议，则朝廷为北人之天下，不问可知。又《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云：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

据此，是晏殊亦尝以“江外人”之故而几遭排抑矣。不特论人，甚至论学亦有畛域之见。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三〇《江南书籍》云：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藏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

按孔维为开封雍丘人，杜镐为常州无锡人，[228]此又为一南北学术之争矣。

真宗时，李沆、王旦当国，皆以厚重见称。真宗尝问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229]按询宣城人，为梅尧臣之叔；致尧南丰人，为曾巩之祖，皆江南人。[230]夫以擅长文辞而进升庙堂，家世寒素而活泼进取，此为宋初所谓南人之一般特色，是以李沆之斥梅曾为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实不啻宣布当时北人对于南人之观感。盖宋初大臣俱为北人，多好释老之教，于政主张清静无为，维持现状；而南人则不以因循为然，大多志切改造，盛意气而喜议论。故为居于政治优越地位之北人所不喜，其歧视南人，目之为浮薄新进喜事，一如曩时唐世阀阅之轻进士出身者然，以其躁进干禄为攻排之口实也。此种种成见，迄于北宋中叶后似犹未消泯。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云：

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231]

此本影射王安石之当国而言。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谓：“初富弼罢相，神宗相陈升之。因问光：‘朕相升之如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执政皆闽楚人，必当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得更淳厚？’”司马光之此段言语，足与上述邵雍之说互相印证，盖熙丰变法之主要人物为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诸人，皆闽楚人也。梁任公尝于所撰《王荆公传》第六章《执政前之荆公》申辨白其事，疑不足信。宋代南人为相，如王钦若、丁谓、晏殊、杜衍、章得象，其例已多，并非始自安石，邵雍之谈既显悖事实，而司马光之言，亦嫌刻深褊隘，不类其稳重温厚之个性，或出后人附会，固未可知。但吾人如将以上两段言说，解释为当时一般北人嫉恶南人心理之表露，要当不致远违情实也。

就政治地位言，北宋中叶以前，北人固居于绝对之优势；然自学术文物之贡献上着眼，则宋开国以来，南方之影响实大于北。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云：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

据此，宋代人才以庆历为最，而庆历人才又以南方为盛。此非偶然，亦由蓄积深厚，适发于其耳。南方之域初经东晋南朝之立国，社会文化早已奠存基础；中唐以下，变乱相寻，北方屡遭残破，南方独获安宁，衣冠文物，纷然南移，渐以造成北衰南盛之局势，至于北宋庆历之世，遂有文化勃变之壮观，而开展中国近世历史之新页矣。

以上所述科举影响、经济剧变及南方开发三者，对于我国中世末期之平民解放潮流，实具表里之关系，而大有促发之功能，庆历变革之发生即缘此平民社会之崛兴潮流而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