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制度之崩溃过程中，上下沉升，既失定态，则身份混同，贵贱观念日以泯灭；纵使后世仍有贵贱之殊，则亦非中世所谓士庶之别，而系于禄位之大小有无。换言之，其荣辱乃基于政治之关系而非复门阀之地位矣。且门阀重传袭，而官爵则迁转无恒；况考试铨选之客观标准，一经确立，则公开之竞争，自将助成平等化之趋势，而有裨于平民社会之崛兴。兹就中唐以下之世象，有关于平民社会之兴起者数事，分述于后，以明其趋势。
（一）科举之影响
隋始行科举，唐因其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乃所以待非常之材。所设科目甚多，通一代言之，则常制有八：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曰道举，曰童子。[51]其最为朝野之所重者，初为明经、进士二科，后则进士尤极宠荣，得人亦最称盛。
隋唐一统，中央集权益以强化，科举制度之建立，即应乎此种事实之需要。统治机构之维持，不能不用人择官，尽委之高门大族，嫌其势力太大，遂乃别寻一途，而着眼于门阀以外之人才。故唐室对于进士科之特别提倡，亦犹南朝君主之喜用寒人，所以排门阀也。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云：
文皇帝偃武修文，天赞神授。常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言实妙于刻画太宗之深心。同书又云：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人共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材，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惧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谣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按唐初进士，岁取人数甚少，通高祖太宗时言，未见有逾三十人者；[52]且此制初行之时，门阀犹最尊贵，其影响自不致甚大。至定保所述之情形，当系后来发展已盛之事，非太宗时如是也。陈寅恪先生据《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文，断言：“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53]厥言乃得其实。夫科名为世所重，则日即低落之门阀声势，便不免相形见绌。当时社会人心，视进士及第为无上之光荣，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篇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释褐，多拜清禁，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平揖蒲华长。’”至若杏园初会之探花宴[54]，慈恩寺塔之题名[55]，以及曲江大会，公卿于榜下择婿之盛事[56]，演出种种风尚，咸足倾动世人观听，引起无限歆羡，是以宣宗以皇帝之尊，亦尝热衷于其事。[57]于此可知科举吸引人心之力量。惟荣利在此，竞求者众，而名额有限，得之不易，乃于考试之先，不惜卑躬屈节，从事营谋，观薛登于天授中上疏曰：“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驰驱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垂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贡举。”[58]而宋项安世《家说》之述贡举，尤见唐时士人脑醉心迷之可怜情态。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59]盖唐时贡士于应举时，皆上书朝贵及先达名辈，朝贵各以其所及士属之主司；及放榜，犹必请于宰相，有无笃士乃填榜。荐举人之关系如此重要，故竞求延举，以为之助；甚者要挟恶取，亦可有得，如《玉泉子》载裴坦之子私议名氏，有常入其家之僧人，窃知其事，因为同乡翁彦枢要求及第。又《唐摭言》载裴思谦以仇士良之关节，胁迫高锴遂取状头[60]，而肆其轻薄。《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有云：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至进士赴试时之仪式，亦慢易特甚，迹近侮辱。元和中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省，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61]夫寒素之人专意企求通显，为利禄而暂屈，固无所谓；此在高门世家视之，乃觉参加此类考试，譬与鸡鹜争食，殊不屑为，以是李德裕尝有“好牛马不入行”之微词也。[62]中唐以下，世局多故，俗益偷堕；为进士者本专重文辞，不通经史，由是文格纤弱，徒宗功丽，而其人品亦类多浮薄，蔑弃绳检，**无行，渐为世所共患，如杨绾于肃宗时请行古察孝廉通经之法[63]，郑覃于文宗时请罢进士科[64]，胥对此而发。然习行已久，难于遽改，其言俱未见的。故进士之科，下历王季，虽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之岁，未尝停废，惟取士人数锐减，而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则激增；盖土宇分割，人士流离，能文者少，而士以从事帖诵为易，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径耳。[65]
洎入宋世，科举之制，仍承前代，而益为发展[66]，举其著者而言：一为彻底防弊之措施。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67]又废所谓“公荐”，以免偏私徇情。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夤缘挟私，禁之。乾德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复试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济川，昉乡人也。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宋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而昉等寻皆坐责，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68]
所谓“殿试”者，其制实创始于宋，乃举子于中礼部试后，须复试于内殿，始为及第，此为科举制度之一大变革。《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述其事之沿革云：
按殿前试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复。然惟元和间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复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复而后放榜，则虽有详复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复者，间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复试，则以帝疑陶谷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复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第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宋之不同于唐者，其二为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且取士名额亦大为增多。[77]唐制，进士及第者，非释褐即予补官，尚须再试吏部，如韩愈四试于礼部乃及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78]。盖肃、代以后，中央微弱，河西陇右没于蕃，河北河南不上计，吏员大减，待选者众，故其艰如此。至宋帝权大张，复以右文为治，较之于唐，形势大异，故其优崇贡士，有逾前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云：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缺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赐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又有恩赐，谓之“特奏名”，以待困老于场屋之士。其事始于开宝三年，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79]又放榜虑甫遗材，至于再试再放，如雍熙二年及端拱元年皆是。[80]真宗咸平三年，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树恩之广，实古今所罕见！[81]于斯见宋室牢笼之术益精，致使天下人才之心，咸集于科举，有入而难出之势。田况《儒林公议》，言当世人心企羡状元及第之荣云：
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壅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瞰者。
又言：“洛阳人尹洙豪士也。尝曰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82]科名之尊视，在上者既提倡不遗余力，久而潜移默化，遂蔚为牢不可破之风气。其结果乃如欧阳修于其《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之所云，虽将家子亦以弃武习文为其出路：
及天下已定，将率无所用其武，士君子争以文儒进，故文初将家子反衣白衣，从乡进士举于有司。彼此一时，亦所遭之势而然也。[83]
盖自太宗太平兴国以至仁宗嘉祐，洪迈称为宋代恩数最隆及得士最盛之时期；[84]苏轼亦谓仁宗一朝共四十二年，凡十三举，取进士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九人，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85]。是其时欲求贵显，群集进士之途，无怪其然。故王称有言云：
设科之待士，有国者之盛典也。昔之人盖有致位宰相而不由进士，以为终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奋而为宰相犹称前进士者矣。以是观之，擢进士者岂不贵且重哉！[86]
吾人讨究科举制度之发展，知其对于社会阶级升降之变动，实有重大之影响。其时学制与科举具有密切关系；此种社会变动之迹象，亦可于学制方面见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谓：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官、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据此，唐代学制之贵族及阶级特色，最为显然。中央六学中，其许庶人之俊异入学者，仅四门学中之八百人，及律、书、算三学中之少数人耳。当时学校本为科举而设，其所肄习之课程，亦为应举之预备，生徒成绩嘉者，解送礼部与试[87]，则学校之举选，可免乡贡之一途，乃为入仕之阶梯也。至其时地方所设之府、州、县学，性质相同，名额无多[88]，大体仍为官吏士大夫教育，可无疑义；学校俱为官立，私人不得设置[89]，是庶人之入学校，事实上限制綦严。庶人惟有学于私塾，始无限制，然所习不过《吉凶书仪》《算经》《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之类，无关高深之学术，亦非有何种之资格，仅得获取低浅之生活常识而已。迨至宋初，入学限制显已大为放宽，而便于容纳庶人子弟之受学，如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四门学则更无分乎士庶[90]，一视同仁，渐泯轩轾；且宋初民间私学发达，复有书院之出现[91]，学术空气，弥漫社会，于质于量，皆有以超越于唐；盖由唐至宋，乃为中国社会阶级剧变，平民势力兴起之时期，于此科举之刺激，与教育之开放，固皆有其促进发展之作用也。
（二）经济之剧变
1.兼并之激烈
唐初行授田之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人皆有养，安于所业，生之者众，食之者寥，为之者急，用之者舒，故社会无甚贫甚富之患，而人民之于国家有相维相依之情，此开元以前之富盛局面所以造成也。然授田法坏，两税法行，征税以资产为宗，乃全失为民制产之意，且不啻默认兼并之事实。中唐以后，藩镇跋扈，战乱迭起，政治失其控制，社会秩序大紊，遂有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之倾向。代宗时，独孤及上疏言：
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髄。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今其心颙颙，独恃于麦，麦不登，则易子咬骨矣。[102]
当时大富，多属拥兵之武臣，次则弄权之朝官。郭子仪为中兴名臣，誉望盖时，其生活豪侈，资财丰溢。岁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其中；第宅在亲仁里，占全里四分之一，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获赐良田、名园、甲馆、珍物，不可胜纪。[103]马燧赀货亦有甲天下之称，子畅承其旧业，屡为豪幸邀取，后至子孙冻馁，京师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104]王谔为岭南节度使，租其廛，榷所入，垺于常赋，以为时进，自收其余；尽有蕃舶之税，由是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艘，载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之间，京师权家莫不富谔之财。后继杜佑为淮南节度使，在镇四年，其钱流衍天下。[105]韩弘自汴入朝，献马三千，绢五十万，它锦彩三万，而卞之库厩，钱尚有万贯，绢亦有百万余，马七千，粮三百万斛。[106]此见武臣殷富之一般。元载相代宗，于京师开南北二第，东都亦有宅馆，室宇奢广，冠于当时；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后籍没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107]宣宗时，韦宙除广帅，帝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当垂贪泉之戒。”宙曰：“臣江陵庄积谷七千堆，无所用泉。”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108]此又内外官吏多财之著例也。大抵中唐以后，庄园制度普遍流行，兼并之家，所在厚拥田地，役属齐民，往往人户密集，居然形成聚落。[109]可见土地集中之趋势，适方兴未艾也。德宗时，陆贽有《均节赋税恤百姓奏》，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之弊云：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110]
据此，足见贫富悬殊之日形尖锐化。长庆时元稹为同州刺史奏其地情形，谓人户逃移，田地荒废；亦有豪富兼并，田连阡陌，十分土地，才税二三，穷独逋亡，赋税莫辨。[111]稹于均赋之事，至此径称曰均田，可见时势日非，理想之随以就低也。后周世宗欲均田租，显德六年七月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旋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112]其时南唐潘佑尝请恢复井田之法，偏方得此，可谓空谷足音，然固无功。[113]盖当豆剖瓜裂之世，刻削凌暴，已成风气，虽有一二人偶发之仁心，亦未见仁政之遂实现也。《东都事略》言：“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场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输额之外辄归己，或私纳货贿，以事贡举，用冀恩奖。”[114]其甚者乃至劫夺人财，有逾盗贼。[115]好利无厌，至于如此，兼并之风，何由得戢？宋初惩贪颇严，然贵官营私殖财者，犹比比不乏其人。如王祚频领牧守，能殖货财，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16]魏仁浦所营邸舍，其子咸信，性吝喜利，悉擅有之；[117]范晞为兴元少尹，居京兆，殖货巨万；[118]石保吉累世将相，家雄于财，所在有邸店别墅，好治生射利；[119]赵普亦营邸店规利。[120]《宋史》称：“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人诸处图回，与民争利。”[121]则官吏经商求富，宋初仍无大异于前时也。钱穆先生谓：“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者亦习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叶以后而始变。”[122]余按此论尚似有待商榷者，中唐以下社会虽有平等化之趋势，然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贫富悬殊之势乃自中唐而始盛，非自中唐而就衰也。此点如由户口与垦田数之消长上观之，亦能获得相同之结论。唐玄宗天宝年间垦田总数为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天宝十四载户数共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计每户可合一顷六十余亩[123]，土地供应可谓宽舒。然于宋代，情形则异，即历朝户口激增，而垦田之数未见增加，且或转益减少。据《宋会要》[124]及《宋史·食货志》[125]北宋前期之户口数与垦田数之统计，略如下表：
上表所示之数字，吾人堪予注意者，为历朝户数呈递增渐进之趋势，而垦田数字则忽增忽减，极不规律。如景德中垦田186万余顷，每户仅合25亩，皇祐中垦田228万余顷，每户平均亦仅约合21亩，所垦田数较之前后皆为特少，使人不无怀疑。故《宋史·食货志》于前文为之释云：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由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
又于后文亦加评论云：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倍增，以治平数视天禧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合此两事观之，则知垦田数字之减少，乃由于隐漏不应租赋之田增多。是类田亩盖为帝室、诸部、公主、势官、豪富及寺观等所持有[126]，其应纳租赋则往往转嫁于其他农户，故政府账籍上之垦田数愈少，而真正农户之负担则愈重。且建中行两税法后，其后又以收入不能平衡，于两税之外，重征差役；至于五代，差役之外，又重征丁口之赋，苛杂稠叠，愈后愈重。故南宋初林勋言：“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于七倍。”[127]民苦赋役，力既不胜，于是遂多弃田逃税，易名佃作，减口析户，求就下等，伪弊丛生，而田户之数两难得其实矣。李心传云：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间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调之法乎？[128]
户口垦田两者大量隐漏，此固足以证明兼并严重之事实。史称仁宗时，“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129]其弊既大著，故一时主复井田之论纷然大起，而苏洵之言，尤为切至。其言曰：
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而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130]
盖至仁宗中叶，中国近世社会之新态已近完成，而新儒学运动亦同时于兹臻于成熟。其时志士新儒，纷起民间，志切淑世，关心民瘼，所持理想至高，所欲改造之范围至广。其于经济方面，多唱重农均富之论，殆即对兼并激烈之恶潮而发。吾人今日考察此一运动之影响，虽党格于环境事实，未能针对问题，求待彻底之解决，然自是举世提高警觉，事前防维，事后补救，实不无消极阻遏之作用；是以兼并之稍止而不过分严重，以致得免资本土地集中与阶级革命之发生于中国近世社会史上者，求其潜消祸乱之钤键，则仁宗庆历时代之文化更新运动实不无最要之关系矣。
2.商业之活跃
由于田制破坏，兼并大起，向之为农者，多失其业，则商贸自为消纳之一途。《新唐书·食货志》谓建中定两税后之四十年，至穆宗时有物轻钱重之患，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而末业日增。盖中唐以下之时势，本有不利于商业经营者，如藩镇之割据，战乱之频仍，赋敛之奇重，商路之阻梗等是；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之潮流，积势澎湃，固未始因此挫折而停滞，是以宋代时局转于承平，则商业活跃，即呈蒸蒸之象。其足以说明之事实分述如下。
其一为工业生产之发达。
举其著者，如采冶、纺织、造船、陶瓷、造纸、印刷等，莫不有其长足之进步。
言采冶：唐宪宗元和时，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大中时，岁率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131]至仁宗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132]于其产量一加比较，即知其发达之情形。又有仰石炭为生者，真宗时陈尧佐尝奏除其税。[133]大抵坑冶所在，慕利之民麇集，此种事业亦吸收游民之一途。[134]
言纺织：宋世技术大进，新织物迭有出现，《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其纤丽者，有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品，亦听民间织卖。[135]他若斑缬，亳州轻纱，刻丝烟雾纱、霞样纱、无缝锦、醒骨纱等新品之别[136]，俱各竞巧思，以极于精丽。纺织之业初本盛于北地，唐末五代以来，越湘之域，机杼肇兴[137]，而其业遂日益普及矣。
言造船：宋代漕运频繁，诸州多造运船，太宗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造船地位于虔、吉、明、婺、温、台、楚、潭、鼎、嘉诸州及凤翔、斜谷等十一地。[138]至海船装造，明州为盛，徽宗宣和时徐兢随路允迪奉使高丽，其记出使之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139]唐宋以下外商乘华船者甚众，吴自牧谓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140]深广沿海又有“藤舟”，常航大海。[141]且由唐迄宋，造船技术多进步，如转海船式，转桅及轮舟[142]，皆特见匠心，不拘故常。
言陶瓷：瓷器至五代傅色始精，流行益广，遂代铜器为用，为瓷铜器用之一大消长。当时流行最著名者，越上祕色器[143]、柴窑[144]、定州红瓷器[145]、汝窑[146]、哥窑[147]、官窑[148]、景德镇[149]。
言印刷：雕版印书始于唐末，流行于五代而大盛于宋。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使人往益州雕《大藏经》十三万余版[150]，可见其时雕印功业之盛。真宗景德二年，国子监书库所存之印板，达于十万，经史义疏悉备。[151]除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亦出鬻而收其直。[152]各地学官亦往往印书，供学子之用，或且印书术利以赡学。至庆历时，布衣毕昇发明活字版，尤为文化史上之一盛事。[153]其时印书中心以益州、杭州、建阳诸地为盛，皆在南方。
他如金属、武器、漆器、文具、建筑……各种工业，无论从质从量而论，至宋皆有大发展。且北宋中叶以后，其于工业经营形式方面，手工业坊厂之组织日渐增多；于交易方面又有批发与定货两种方式之出现。定货之特殊形式，已有重视商标之习尚。[154]同时多个大作坊及手工业场兴盛之结果，竞争日趋激烈，有降低货物品质以求速售多售而谋利润之增进者，如宣州名产之诸葛笔即其一例。[155]竞争结果，小作坊被迫破产者多，作坊数目激减，于是小经纪及盘街者纷纷辈出[156]，杂居城市，此则商业发达应有之现象也。
其二为货币经济之盛行。
自汉末迄唐之五百年间，为自然经济之优势时期。[157]惟中唐以后货币经济代兴，情态迥异。
中唐以上国家岁入，其绝大部分乃以谷粟布帛等实物为主，虽有钱币，所占比例极小。杜佑《通典》卷六云：“天宝中，天下计账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为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一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万余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158]《通典》卷七又云：“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此之所谓“税户”即户税，又名税钱，为天宝年间专以钱币缴纳之税。盖其时所征钱数乃仅相当于租庸调等实物总岁入的3.9%而已。
安史乱后，大难粗平，岁入总数急剧减少，而货币收入较之实物反有增加，则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互为消长之情形表现殊为显者。据全汉昇之研究[159]，宋之岁入与唐相较，所收实物部分，谷物大体相近，布帛匹数锐减，而钱币数额激增。[160]例如英宗、神宗时代，岁入钱币达六千余万贯，与天宝八载所收之二百万余贯相较，则增加三十倍；如就钱币数在岁入总额中之比例言，天宝八载只占3.9%，但下逮北宋，比例逐渐加重，至治平二年则占51.6%[161]，竟逾总额之半。按宋代钱币岁入之数大，亦由其时铸币之增多。庆历年间岁铸钱约三百万贯，熙宁、元丰间又倍增至六百余万贯，较之天宝年间岁铸三十二万七千余贯者[162]，宋乃增加至十八倍。然犹时闹钱荒，不足于用，则以海上贸易大盛，漏溢于国外若至多也。[163]又唐代岁入中不见金银之统计数字，其毫无地位可知，唐末渐行使用，入宋成为货币，遂大流适于世，真宗天禧五年之岁入中，有金一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164]
而钞币之行使，亦为一堪予注目之事。唐宪宗时，始有所谓“飞钱”，是为汇票性质之出现。宋真宗时，益州患铁钱太重，又有所谓“交子”之发行，[165]则为纸币普用之事实。此皆因应商业上之供需而发行者也。
其三为商税收入之激增。
《唐会要》谓唐初关市不税，税商则自中唐后始，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166]惟所收数额无考，其初不至甚多。《文献通考》谓“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槖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其后诸国割据，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