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高科得人》条云：“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85] 苏轼：《东坡集》卷二四《送章子平诗序》。《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所叙，即据轼文。

[86]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一《梁师成传论》。

[87] 《柳宗元集》卷二六《四门助教所壁记》云：“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经力学者，必于岁之杪，升于礼部，听简试焉。”

[8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云：“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8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载开元二十一年敕云：“诸州县学生，习正业之外，仍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

[90]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宋之国子学，初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后亦渐行开放。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缺。”诏从之。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管验之，亦听附学充贡。见同书同卷。

[91] 宋初书院极盛，最著等为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云：“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仿四书院云。”

[92]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3] 《唐六典》卷三，《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

[94]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5]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6]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97] 《通典》卷七《食货志七》。

[98]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

[9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会昌五年八月壬午条记：“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

[10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纪三》：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

[101] 李攸《宋朝事实》卷七，谓至真宗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而道士女冠当不在内。《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祁于仁宗宝元时，上书言僧道冗多，称：“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至寺院之数，赵令畤《侯鲭录》卷二谓真宗景德时二万五千寺，仁宗嘉祐间则为三万九千寺。

[102] 《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

[103] 参《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104] 参《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

[105] 参《旧唐书》卷一五一、《新唐书》卷一七〇《王谔传》。

[106] 参《新唐书》卷一五八《韩弘传》。

[107] 参《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

[108] 赵德麟：《侯鲭录》卷六。

[109] 参［日］加藤繁：《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聚落之发达》。整理者按：加藤氏原文发表于1928年《狩野教授还历纪念中国学论丛》，汉译本《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其与聚落的关系》刊于1934年《方志月刊》七卷二期，引文或另有出处。

[110] 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一二。

[111] 元稹：《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状》。

[1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

[113] 《宋史》卷四七八《世家·南唐李氏》附《潘佑传》。惟马令《南唐书》卷一九谓佑深抑豪民，有买贫户田者，请即还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亦谓，南唐后主“好古重农”，佑“因请复井田之制，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

[114]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115] 赵翼：《廿二史杂记》卷二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116] 参《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117] 参《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传》附《咸信传》。

[118] 参《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附《晞传》。

[119] 参《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传》附《保吉传》。

[120] 参《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121]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

[12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288页。整理者按：《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商务印书馆，引文在该著第五编第二十四章之二“唐代之租庸调制”一节中。

[123] 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及卷七《食货七》。

[12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六《户口杂录》。

[125]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126] 参森谷克已《中国社会经济史》（陈昌蔚译本）第五篇第三章第二节“庄园的所有者”，第五篇第一章第四节“不输租地之增大”。整理者按：森谷氏是书成于1934年，陈昌蔚译本初版为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27]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128]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条。

[129]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

[130] 《图书集成》卷五八引。整理者按：该段文字见苏洵《嘉祐集》卷五《田制》。

[131] 参《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132] 参《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133]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徙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熙宁间石炭始至汴京，苏轼作《石炭行》，言以之冶铁作兵器甚精。《宋史·食货志》载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予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

[134]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谓徐州东北七十余里之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并谓：“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代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利国监即有工人至三四千之多，推之全国所吸收之游民当不少。

[135] 参《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137] 李肇《唐国史补》下，谓唐中叶越人尚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庄宗同光三年闰十二月条谓：“湘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13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

[13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客舟》条。

[140]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条。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著译本）第二章“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注30，考述唐宋以下外商乘华船事颇详。整理者按：桑原氏是书成于1923年，陈裕菁汉译本初版为1929年，中华书局。

[141]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藤舟》。

[142] 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七载，宋真宗咸平三年八月戊申，造船务匠项绾等献“转海船式”；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仁宗嘉祐中为外人修船，“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二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轮舟之制”见《新唐书》卷八〇《旧唐书》卷一三一、《册府元龟》卷九〇八；“车船”见《宋史》卷二六五《岳飞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

[143]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载越上秘色器为钱氏有国日供奉物，《侯鲭录》卷六引唐陆龟蒙越器，谓始自唐末。

[144] 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一引《五杂俎》云：“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及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整理者按：此语出自《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

[145] 《邵氏闻见前录》卷二：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

[146]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引宋叶寘《坦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147] 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条；王世贞《宛委余编》卷一五“哥窑”。

[148]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引叶寘《坦斋笔衡》：“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149]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

[150] 释志磬：《佛祖统纪》卷四三。

[151]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邢昺传》。

[152] 《历代职官表》卷三四引《山堂考索》。

[153]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154] 何薳《春渚纪闻》卷八《买烟印号》：“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墨上之印号，盖即今日之所谓商标，《纪闻》所云颇似近今之只卖商标而不组织工厂之资本家行为也。

[155]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然品高则价昂，价昂难售，则资全呆滞，不易获利，故其后诸葛氏笔遂不复保持旧来标准。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谓大观间偶及诸葛笔。

[156] 小作坊破产，则社会增多小贩人物。石介《祭孔中丞文》有“两街贩卖儿以数千”之语，北宋之所谓“堪宅者”，南宋之所谓“盘街者”，皆小贩之流。南宋临安之小经纪达百余种，及见营业专业之程度。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载“他处所无者”有见成皮鞋、拄杖、吊钩等。

[157] 黄巾乱起（184年）至安禄山反（755年）凡五百七十一年，在社会经济进展上为一逆转时期，即由交换经济而回于自足经济。其详参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1942年。

[158] 《册府元龟》卷四八七所述略同，谓系天宝八载事。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注文：“准令，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

[159] 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1948年。

[160]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钱数”条云：“国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161] 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玉海》卷一八五、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治平二年岁入总额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据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八《冗兵札子》，治平二年岁入钱数则为六千万。

[162] 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宋会要·食货》、《玉海》卷一八〇，及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元丰三年所铸钱数，较熙宁六年少五万余贯，见《玉海》；天宝年间岁铸钱数见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163]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31～34页）谓金银铜铁输出之禁，唐代已有，但未生实效。宋代钱币外溢，东自日本，西至回教诸国，散布极广，而南洋一带尤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述张方平之言云：“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整理者按：张方平言内容据文意补。

[16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是岁”。按：《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

[16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唐于铜钱外，有飞钱。宋以铁钱与铜钱兼行，又仿飞钱为交子，为关子，始以楮为钱。南宋造会子，有大钞、小钞之别，凡十等。”

[166] 王溥：《唐会要》卷八四《杂税》。

[1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68]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69] 龚鼎臣《东原录》云：“士熙道官三司商税案，言天下商税钱，每岁二千二百万贯。”熙道为建中字，其人以学行署称于天圣庆历时，全汉昇据此以推定上项商税收入之时间。李心传《朝野杂录》甲集卷十四《景祐庆历绍兴盐酒税绢数条》则谓：“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

[17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71]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按，唐初不榷盐，天宝、至德间，盐价每斗仅十钱；及乾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其价遂增为一百一十钱。德宗贞元四年，江淮盐每斗为三百一十钱，其后复增六十，则每斗为三百七十钱。《食货志》且谓：“江淮豪贾射利，时或倍之，官收不能过半，则民始怨矣。”

[172] 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唐宋岁入》及《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榷盐》，均谓国朝盐利大率二千余万缗，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记元丰元年盐利为二千二百余万缗。

[173]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174]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17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征榷》。

[17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书》。

[177] 朱彧：《萍洲可谈》，及《全唐文》卷七六七。

[178]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

[179]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一九三。又，当大食人大败高仙芝时，被掳唐人曾将亚洲西所未谙之造纸工业输入石国（Samanland），见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整理者按：冯氏译本初版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

[180] 《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181] 参《蒲寿庚考》，14～15页；张星烺：《中世泉州状况》（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期，1929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05页。按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w Said Idassan）所述黄巢杀人数目，系据当时中国政府对外人按征税而计算之者，虽或有渲染，但外人留居广州甚多之基本事实则无可疑。整理者按：所引梁氏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之第一“搜集史料之法”，是书初版于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2] 见日本《史学杂志》45编号秋山谦藏《日唐贸易之发展》一文所引。整理者按：原文作《日唐贸易の发展と大宰府の变迁》（上、下），《史学杂志》45—9、10，1934年。《唐大和尚东征传》为日本僧人开元撰。

[183] 唐于大食等国之来华通商者，初设互市监以掌诸蕃交易；嗣又设提举市舶司于沿海。《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二年十二月载有“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参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整理者按：何建民译本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4] 参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载藤田氏《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

[185] 《宋会要》之《总叙市舶司条例》（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五号《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1931年），又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整理者按：所引《宋会要》文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86] 《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及《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87]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大食》载舶主蒲希密上表云：“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又朱彧书：“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此与近代专管租界情形颇相类似。至蕃坊有治外法权之例，具见《宋史》卷三〇三《张昷之传》、卷三四七《王焕之传》、卷四〇〇《汪大猷传》。

[188] 市舶司之用大食人，颇似近时总税司任用其人之事，最著者为蒲寿庚其人。《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云：“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共三十年。”

[189] 东京开封府前身之汴城，乃宣武军节度使之治所，为唐德宗建中二年李勉所开始营筑。

[190] 隋唐之地方制度，县下置乡。至宋元丰时，分县为“乡”“镇”二种，而南宋则增“市”之一种。大抵乡为农村之集，镇则近于小商业都市，市则较为繁荣，为完全之小商业都市。县以下镇市之增设，此又说明商业普遍兴起之一事实。参加藤繁：《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聚落之发达》。

[191] 《元丰九域志》卷一《东京开封府延津县》条，有草市镇之名称，其镇即由草市发展而成者。

[192] 《唐会要》卷七一河北道德州有灌家口之草市一所；《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沔州汉川县有赤壁之草市；宋钱易《南部新书·壬》有信州城西街相连之草市；宋张礼《游城南记》，京兆有东西门外之草市。

[193] 徐坚：《初学记》二四《居处部·宅》。

[194]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195] 《唐会要》卷八六，义成军节度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贞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大中三年六月准右巡使奏，令即毁拆。

[196] 《玉海》卷一七四《城》。总《玉海》所云新旧城内坊数计之，共为一百二十坊。熙宁中王瓘《北道刊误志》记开封坊名为一百二十。

[197] 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卷二十。

[198] 《全唐文》卷三十，玄宗《禁赁店干利诏》：“南北街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店，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两市按即长安之东西两市。

[199] 高彦休《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云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孙肇《北里志·王团儿》云宣阳坊有彩缬铺张氏；《北里志·张住住》云平康坊南曲内有货草锉姜果之小铺席；沈既济《任氏传》云升平坊坊门旁有鬻饼之舍；段安节《乐府杂录》记造卖乐器赵家坊。上引诸书多出唐末，所言当属事实；而以上诸坊盖皆在东市或西市之近郊。参加藤繁：《宋代都市之发达》。整理者按：加藤繁该文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

[200] 《唐会要》卷八六《市》，开成五年十二月敕。

[201]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

[202] 瓦子为群众会聚观艺及货鬻之场所，亦称瓦，又或作瓦市、瓦肆、瓦舍等。《梦粱录》卷一九《瓦舍》：“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亦谓：“瓦者野合易散之义也，不知起于何时。”那波利贞谓瓦子乃由草市之演变而来，见日本新光社所出版之《宋元时代》。整理者按：《宋元时代》为白鸟库吉监修的《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九卷。该卷为铃木良编，那波利贞执笔部分为《五代纷争与宋朝统一》，东京，新光社，1935年。

[203] 中世时代，宗教盛行，时人活动多在有同今日公园性质之寺院中。故寺院虽是有关精神信仰之组织，他方面亦复深切关系于日常世俗生活也。例证至多，于此不赘。钱易《南部新书》卷戊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宋代开封之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货鬻演技，至为繁闹，见《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百姓交易》。上述之唐代三寺，当亦系开放时演戏，不必日日行之也。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刘宾客《嘉话录》：“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此为市中演戏之例。又有道路上表演技艺者，宋代称此类人曰路歧或歧路，即道路艺人之意也。

[204]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三三《街鼓》，称出《倦游录》，所记与此略同。

[205] 《宋元时代》178页之《宋代都市之特色》节，述北宋末期开封之酒楼，谓以遇仙酒楼，仁和酒楼等酒楼数十家。《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下“白矾楼”云：“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可见酒楼壮丽之一斑。

[206]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

[207] 桑原骘藏有《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大正三年十月《艺文》第五年第十号）一文，据《颜氏家训》《南史》《北史》等，综述南北风尚之殊：“……（另片）”盖此将近三百年之分裂，使中国全部文化在其演进上，无处不显露其南北之差异现象。如言民族，南尚文而柔靡，北尚武而强劲；言风俗，南务华而重礼，北尚朴而多夷；言政治，南尚虚饰，而条令繁缛，北重实行而文法简率；言经学，南简要得其精华，北繁缛得其枝叶；言文学，南精深而体多俪，北粗浅而体散直；言书法，南主帖而体尚园媚，北多碑而尚方劲；言音乐，南（啴）缓而多哀怨，北粗躁而多杀伐；言音韵，南轻洁而分四声平仄，北重浊不分平仄。此其大较也。双方有此差异，于是不免互诋，如《魏书》称刘宋为岛夷，《宋书》则谓元魏为索虏也。整理者按：桑原氏原文发表于1914年（大正三年），收入其著《东洋史说苑》，东京弘文堂书房，1927年。先生在笔记中记录曾译过该文并刊发，但译文未能寻得，“……（另片）”当即其中的内容。

[208] 《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20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晋自过江，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魏书》卷六五《甄琛传》，记琛于世宗时上表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据此即可见南北社会经济及国家财政之差异所在也。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

[210] 玄宗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为关内、河东，再次为江南、淮南。故隋唐粮食之取给，其初尚不依赖南方。安史乱后，河北、山东为藩镇所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始专仰长江一带财赋以立国。说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495～497页。整理者按：所引：《国史大纲》见是著第七编，第三十八章之一《经济方面·论漕运》。

[211] 据徐益棠《中国南北人口之升降》，载《中国文化汇刊》第七卷。整理者按：华西、金陵二大学编辑《中国文化汇刊》第七卷，1947年。

[212] 《旧唐书》卷九八《裴耀卿传》，卷四九《食货志下》。

[213]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又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1935年），足供参考。

[214] 《旧唐书》卷一〇五，《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

[21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司马光《资治通鉴》此条乃采自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21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2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二月条。按，天宝总户为九百六十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四，应课户为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除应课外，余皆不应课户。整理者按：此户数见《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一》，是为天宝十三载。

[218] 此据钱穆《国史大纲》下册《自汉迄明南北户口增减简表》，522页。钱氏自谓：“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并参徐益棠《中国南北人口之升降》。整理者按：所引钱穆文见是书第七编，第三十八章之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219]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整理者按：原文这段文字旁白有如下说明：“补隋唐州郡三万户以上者。”

[220] 五代共四十四年。南方九国，吴越五主八十四年，南汉五主六十七年，楚六主五十七年，荆南五主五十七年，闽七主五十五年，吴四主四十六年，唐三主三十九年，前蜀二主三十五年，后蜀二主四十一年。

[221] 例如吴徐知诰之好学礼士，轻徭薄赋；楚马殷之蓺茶铸铁，修农惠商；吴越钱镠之大兴水利，创建海运、物阜民殷，迄宋犹为乐土；闽王审知之节俭省刑，选任良吏，与民休息，一境晏然；南汉刘岩不用武人为刺史，以防贪暴；后蜀孟昶之颁《官箴》以饬吏治，刻石经以兴文教等，有为北方政权之所不逮者。

[222] 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

[223] 参《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22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引《中书备对》。

[22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十》太元二十一年冬条下胡氏注。整理者按：此处正文旁白原有如下补充文字：“张九龄阻封牛仙客，玄宗贵之，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事见于《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227]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王冀公》，出《湘山野录》。

[228]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孔维传》，《宋史》卷二九六《杜镐传》。

[229]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230] 整理者按：原文于此旁白处有如下补充文字：“李清臣《韩太保墓表》：累朝将相多河北人。”

[231] 朱弁《曲洧旧闻》卷二亦记其事，谓邵雍于仁宗末年于洛中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

[232] 参刘咸炘：《推十书》之《右书·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

[233]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一。

[234]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六《兵刑》。

[235]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236]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

[237]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云：“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惎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

[238] 《宋史》卷八《真宗纪赞》解释假造天书之用意曰：“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按天书奉祀恐其对内之用意尤多，盖国力不逮契丹，岁赂暴露弱点，为镇定人心，维固统治，遂采行此种愚民政策，且其时社会忌识深于宗教，故崇祀玉皇，尊礼赵玄坛，隐示天命有归，祖宗荫佑。适与唐代帝室之封老子为玄元皇帝，用心如出一辙。

[239] 整理者按：原注作《宋史·王旦传》，疑有误。王旦遗命“削发披缁”事可参见《宋史全文》卷六，天禧元年九月己酉。

[240] 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七《范镇传》：“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又参钱穆《论宋代相权》，载《中国文化研究论刊》第二卷。

[241]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总叙》：“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又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制考一》。

[242] 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二《王德用传》云：“宝元二年，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初，翰林学士苏绅尝疏‘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又以绅之言劾奏之。”

[243]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青在枢密，“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宋人言狄青事不少，或谓青之死出于朝廷之阴谋。

[244] 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六《赵昌言传》。又见《涑水记闻》卷二：“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是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又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5] 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三《吴育传》：“山东盗起，仁宗遣中使察视，还言：‘盗不足虑也，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甚尊爱之，臣以为忧。’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盗诚无足畏，小人乘间以撼大臣，此可虑也。’议遂寝。”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6] 宋初文武大政，故使分离，互不为谋。太宗命曹彬取纨幽州，宰相李昉等不知；招置义军札配军分，赵普等亦不知。其伐辽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六召而中书不预闻。真宗时田锡上书谓：“枢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预闻，中书政事，枢密使不得预议，以致兵谋未精，国计未善，此政化郁湮之大者。”仁宗庆历间，富弼知谏院，西事方兴，力论边事系国家安危，不当专委枢密。神宗时，元丰正名，百司庶官，各还本职，而枢密兵政独不归兵部。整理者按：田锡上书事可参见《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二月，引文有节略。

[247] 唐两省谏官，皆为中书门下之属官。入宋台谏地位独立，乃专以绳外朝，而非以谏内廷。明道中执政除其亲旧二人为正言司谏，帝谓曰：“祖宗法制，台谏官须出自宸选，今不可坏弛祖宗法度；若台谏官由大臣自除，则大臣过失无敢言者。”执政惶恐言死罪，悸汗浃背。庆历四年并有“今台谏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之诏。苏轼谓：“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整理者按：明道中执政除其亲旧事见《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庆历四年诏见《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戊午；苏轼语见《东坡奏议》卷一《上神宗皇帝书》，熙宁二年四月。

[248] 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七《范镇传》：“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9] 宋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250]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三《伺察》：“李公素学士为京西漕运时，李君俞以大理评事知河南府福昌县。一日，得漕牒，令体量簿尉，洎邑界巡检者，既而召三人者，从容饮食，谓曰：‘监司牒，令某奉诇同僚之失，某固知诸君无事，窃恐复遣他人来，幸各防慎也。’三人相顾而笑，乃怀中各出一牒，乃是令簿尉察知县、巡检廉县官也，俱笑而退。”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51] 宋初招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州军事，以后成为定制。诸府州军监及县，皆用中朝官外补，由吏部考课，分别等差。此种高度之中央集权制，乃为前代之所未尝见。

[252]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八《问进士策》。亦见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二四。

[253]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六《以长官为笑》所记相同，谓出《东轩笔录》。《皇朝类苑》下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举矣。”

[254]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

[255]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二八《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

[256]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并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等。

[257]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七《曹彬传》。

[258]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259]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蔡襄《蔡忠惠公集》卷一八《强兵》亦同。

[26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

[261] 参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第一章第四节《宋代之农业》，43～46页。整理者按：陈氏此著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262] 《宋史》卷四四二《文苑·苏舜钦传》。

[26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引。

[264] 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二四，刘敞《策问》二首之一。

[265] 张元、吴昊皆华州人（或记元为许州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天圣间累举进士不第，乃愤走西夏，教元昊叛宋。洪迈《容斋三笔》一一，陈鹄《耆旧续闻》卷六，王定国《闻见近录》俱记其事。

[266] 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亲试举人免黜落”，始于嘉祐二年。

[2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

[268] 《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序论》。

[269]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一。

[270]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四引《帝学》。

[271] 整理者按：宋翔凤所论见《乐府余论·慢词始于耆卿》，吴曾所记见《能改斋漫录》卷一六《柳三变词》。

[272] 参见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蔡京擅国》。

[273]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四二引《笔谈》。

[274]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引《倦游杂录》。整理者按：正文此处原缺，但《皇朝类苑》该卷引《倦游杂录》者，唯《杭人好饰门窗什器》条合文意，补引如后：“熙宁八年，淮浙大旱，米价翔踴，人多殍饿。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275]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李定》谓，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神，例卖折封纸以充酒馔之费。当时预会者皆名士，李定未被纳，遂腾谤于都下。御史刘元瑜加以弹奏，事下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罪，削籍为民。按，预会名士如江休复、吕溱、刘巽、宋敏求、王益柔、何中立等十余人并坐贬黜，《宋史》卷三二九有《李定传》。

[276]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杨绘》；《宋史》卷三二二《杨绘传》。

[277]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杨孜》。

[279] 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曹苏哥风味天真》谓“颍妓曹苏哥”，纪事略同。宛敏灏《二晏及其词》第八章《二晏年谱》，都定为仁宗景祐元年，晏殊知亳州时事。整理者按：宛氏该书初版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

[280]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