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一则电视台的节目报道,说目前中国某电视中心正在制作的一部电视剧,要拍成“中国的《克莱默夫妇》”。这部本来叫《牵手》的电视剧为什么硬要被宣传为“中国的《克莱默夫妇》”呢?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还是相当普遍的呢?如果是相当普遍的话,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目前不仅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这种现象都有相当的普遍性。只要看一看我们电视屏幕上的文化节目,就会感到我们的屏幕不仅成为“好莱坞”的最佳客户,而且我们自己制作的文化艺术节目中那些**戏、暴力戏、凶杀戏、恐怖戏、汽车追逐戏等,虽然演员是黄皮肤的,但那艺术惯例和模式则几乎是按照美国“好莱坞”的模式复制出来的。看来还未制成的电视剧《牵手》是要按美国电影的“社会问题剧”的模式来制作了。也许这种美国式的“社会问题剧”模式早在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在听到要出现“中国的《克莱默夫妇》”时大惊小怪。此外我们的舞蹈也似乎开始变得美国式的“艳舞”化和“踢踏”化;音乐开始“摇滚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国式的“明星”化。我们的“明星”或“名人”也如牛毛那样多。一个“马桥事件”经过新闻的炒作就出了一批“名人”。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了国内流行的两个新词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这两个词语叫作“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这两个词语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那就是呼唤我们各行各业的眼睛都必须向外看,按“国际”已经形成的模式来规范我们的工作。而所谓的“国际”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所谓“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化”“与美国接轨”。进一步说,就是事事都要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合乎美国标准的,就是“全球化”,就是“与国际接轨”,否则就还未“化”与未“接轨”。更进一步说,“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就是进步、就是改革,否则就是落后、就是保守。在经济方面、金融方面、商业方面要不要实现“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我是外行,我不敢乱说“要”或“不要”,但是我可以来谈一谈文化艺术领域“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一些问题。

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我一直认为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文化艺术及其好的经验是必须研究并加以吸收的。外国人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如同我们民族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艺术一样,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当然可以分享或者说“共享”。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可耻的事情。这个理论前提是必须坚持的。因为连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外国人的创造,我们不是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吗?所以学习外国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不应受到怀疑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谈论发展我们的文化艺术的战略问题时,面对民族自身文化艺术的传统的资源和外国的文化艺术咄咄逼人的“入侵”气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以什么作为我们文化艺术的发展基础和滋养的问题。是以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的历史行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艺术为基础为滋养,还是以外国的文化艺术为基础为滋养?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艺术领域的所谓“全球化”、所谓“与国际接轨”,其实质是要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作为发展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基础和滋养。自觉不自觉地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他们的思想中必然隐含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今天要的不是古典的文化艺术,是现代的文化艺术,既然中国古典的文化艺术中已经不具有现代意义,那么除了吸纳具有现代性的外国文化艺术之外,也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样的思维逻辑无疑是很可疑的。实际上,中华民族数千年创造的灿烂的文化艺术,就其作品而言,至今仍然滋养着我们,而且还要世世代代滋养下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稍微考察一下出版界这几年的情况,是什么书发行量最大,拥有最多的读者?是当代人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吗?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吗?恐怕不是。是各个出版社争先恐后推出的《唐诗鉴赏词典》《宋词鉴赏词典》等一类的完全是属于中国古典传统的诗词和散文等。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词典》,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达40万部;过了1年多, 1985年1月印刷时已达80万部;时间又过去10多年,这部由唐诗研究专家注释、讲解的书籍的出版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部了。情况还不止于此。全国各家出版社得知这类书行情好,各自纷纷出版这类书。那热销的数量更不可计数。我的一个亲戚赴美多年,他们夫妻回国探亲,顺便买一些中国国内的图书带回美国去。他们要购买的书目中首选也是《唐诗鉴赏词典》和《宋词鉴赏词典》。他们面对多家出版社出版的这类书籍,不得不向我咨询,问哪家出版的最好。我则向他们调查,他们住在花花世界的美国,像《廊桥遗梦》之类的书应有尽有,为何还要从国内买唐诗、宋词之类的书?他们的回答是干脆而有意味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趣味永远在中国。唐诗、宋词、元曲就是中国文化绽开的美丽的花朵。我们的书柜里和我们的心中有了唐诗宋词元曲,就有了永远的中国和永远的中国神韵。是的,不论你口头上是什么派,是国粹派,还是崇洋派,可在你的心中最重要而持久的积淀,永远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趣味。民族传统就像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田里。中国古典作品中的典范之作,将被一代又一代人所解读,从而焕发出新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看,古典又总是现代的。古典作为传统不是你想抹掉就能抹掉的。即使你学习研究的完全是外国的东西,你还是会用中国传统所形成的中国人所固有的“预成图式”把外国的东西这样或那样给中国化了。就像一个美国人阅读中国的作品,永远是用他美国人的眼光在解读一样。“**”时期,不是要“革”“封资修”文化的命吗?可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发现骈体、对偶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的传统的一种表达方式,竟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和辩论中被广泛运用,如“东风吹,战鼓擂”“东风浩**,红旗飞扬”之类。就是说,文化传统成为我们的“无意识”,可能你在意识的层面里要“革”掉它,但它在无意识的层面里又不自觉地“冒”出来。由此看来,传统不是死的无生命的腐烂物,它是活的有生命的生长物。它就像血液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流淌着。它是挥之不去不请自来的文化“无意识”。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7]就是说,传统的文化艺术文本是历史的,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但传统的文本一旦产生,进入历史流传的链条,它本身又是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不断地被解读,释放出新的文化艺术能量来。我们今天要发展现代的新的文化艺术,必须以传统的文化艺术为基础为滋养。这样建设起来的文化艺术就有民族的根底,就一定会喊出我们民族自己的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与以美国为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它不会模仿美国的惯例与模式,更不会迎合他们的口味,但它却会赢得全中国众多人们的欣赏。它不一定要拿什么国际奖,却会获得中国同胞的热烈的掌声。这种掌声比什么国际奖都重要得多,因为它是人民的民族的最高的奖赏。

当然我们在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去重复古代文化艺术的范式。我们只是以传统为基础为滋养,并非用传统代替今天我们的创造。马克思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我们在创造现代的新的文化艺术时,当然要从现实情境为出发点和基本点。现实生活提供的内容当然是我们极力要把握的。这种对现实的把握越丰富越深刻,我们的文化艺术就会越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但是不论如何现代,不论如何符合时代的要求,我们决不要什么“全球化”,决不要“与国际接轨”,决不要完全跟着人家走。你模仿人家,就是模仿得再好也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最多你只是成为人家的“回音壁”。《克莱默夫妇》是美国的,你制作出一个中国的《克莱默夫妇》,岂不仅仅是多一个《克莱默夫妇》吗?你并没有给世界增添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呢?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美国《克莱默夫妇》的价值,也没有否定将要与我们见面的中国的《牵手》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不要动不动就以美国文化艺术作为中心,作为衡量我们的文化艺术的价值标准,更不要以连美国人(当然是有识之士,如杰姆逊等)自己也说是“表面化”“无深度”“无历史感”“空壳化”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中的垃圾,作为我们文化艺术作品制作的样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文化艺术阵地置于美国的文化艺术炮弹的“火力”下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创造完全属于自己的有蕴含的、有深度的、有历史感的、有魅力的、有娱乐性的东西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建设基点是,一定要走自己民族的路,喊出自己民族的声音,体现出中国民族的神韵,这样我们才能以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创造去丰富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并在世界文化艺术的园地里,做出我们的独特贡献,并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我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的意见可以归结为:第一,强调民族化和历史感;第二,体现时代精神;第三,高品位的提倡;第四,娱乐性要予以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