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手上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一定要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别让你的理想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埋没了。深谙官场中人情世故的人都知道，不能把一身才华白白浪费在注定无所作为的主子身上，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让自己的理想再度萌发。
1、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只有选择对了，优秀人物的才华和抱负才能实现。如果你一时不慎看走眼，没关系，另攀高枝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愚忠之臣，他们死守做臣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昏庸无比的皇帝，也死心塌地的跟着，到头来一腔热血最终洒在了崩溃王朝的废墟中，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有待商榷。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做人准则，穿透千年历史风云，会处世的人就能悟透这一秘密玄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谋臣之一的刘基（字伯温），便是这样一位识时务之人，他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最终为大明王朝的开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基少有大志，十四岁的时候便才华横溢了。
少年得志的刘基，颇想为元朝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整个社会统治已是大厦将倾。但刘基并没有感到独木难支。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另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作斗争。可是不久之后，刘基的行为便让他碰了个灰头土脸，不久又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得罪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的第一次失意并没有使年轻的刘基灰心丧气。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刻苦钻研易经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刘基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与诸葛亮相比，于是很多人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离他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适值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杀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寇数千骚扰江浙，朝廷几次派兵都没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儿都被其活捉，于是朝廷决定许以高官厚禄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深居简出十几年的刘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现了光明。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刘基做梦也没想到，正布置出兵时，朝廷令下，说他擅作主张，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管在绍兴。刘基一气之下，头发都白了一半，弃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隐居。
这次官场失意对刘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此时的刘基已年近五十，他以为此生将不再有什么机会了，一身的才华抱负也就要付之东流。谁知道此时农民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再度请刘基出山，刘基对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愿意出山，经过朋友再三劝告，刘基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到了朱元璋驻扎的应天。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心情仍然很抑郁。朱元璋召见他的那天，他懒懒散散地来到朱元璋的帅府，见朱元璋时只是略略一拜。当朱元璋问到关于如何建立功业时，刘基随机想出了治国十八策，说得朱元璋连连点头称是，亲自为刘基斟茶，继续向他征求有关军事作战等各方面的意见。
朱元璋为了笼络像刘基这样的文人，专门修了一所礼贤馆，对文人们给予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听到他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立刻予以采纳。刘基感到终于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朱元璋，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从此，朱元璋把刘基当成心腹谋士，事无大小，都要同刘基商量。朱元璋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别人谈起也常把刘基比做汉初的张良。这就更加增强了刘基报答知遇之恩的愿望。
最后在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众多武将文臣的辅佐之下，朱元璋终于一统江山，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几百年基业。
刘基审时度势，不盲目愚忠于元朝，最后得以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这与他善于择主是密不可分的。
2．学学“墙头草"，把握好风向
做人应该学学“墙头草”的精神，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更是要把握好风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墙头草的特点是风吹两边倒，哪边势力强便倒向哪边，也许有人会说它意志不坚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其实不然，这里蕴涵着一种深刻的处世哲学，试想，如果墙头草“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恐怕过不了几天便会被大风拦腰折断。做人应该学学“墙头草”的精神，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更是要把握好风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时代与时代不一样，为官之道也是有所区别的，房玄龄能做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一生极尽荣宠，关键还在于那是个和平年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他施展自己的抱负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但倘若一个人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那么忠侍一主则极有可能被时代所无情的吞噬掉。俗话说“乱世宜用重典”，精明的人应该知道乱世要学做“墙头草”的道理，五代时候的官场“不倒翁”冯道，便是这样一位深谙人情世故、懂得择主而事的“教父”级人物。
冯道历经五朝宰相，一直至病死家中，造就了中国古代官场的一段神话，恐怕他的记录在中国古代官场是独一无二的了。他为人极富“心机”，在五代那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周旋于各国国君之间，以极高明的手段，随事各代，从而创造了历事五朝“不倒翁”的官场纪录。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出身在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极重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下，想跻身官场是很难的。但冯道并不甘心，他也并不盲目投奔，而是仔细观察，选择一位明君，冯道还真找到了一位明主，他经人介绍投奔到了李存勖的门下，成了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他传奇般的仕途。
五代时期是个战乱纷繁的时期，握有兵权，略有些头脑的将帅便可称王称帝，但他们对领兵打仗是内行，治理国家却是个外行，在他们眼里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对读书人极不重视。富有“心机”的冯道极力讨好逢迎李存勖，同时，他口齿伶俐，颇善言辞，还能引经据典，劝说君臣之间的纠纷。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之后，只重视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但冯道却并不着急，而且仍旧像原来那样谦恭、谨慎，至于他心里的打算，谁也不知道。后来明宗即位，他吸取前朝教训，决定以文治国，他想到冯道平时“表现不错”便用其为宰相，这时冯道才真正开始发迹。
冯道凭“谦虚谨慎”的形象爬上相位，但他并没有居相位而安心行其职，他还是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发展，当叛将李从珂兵变攻打京城，狡猾的冯道一想，李从珂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拥有大军，而刚继位的李从厚不过是个孩子而已，肯定不是李从珂的对手，于是打定了投降的主意，但一个人投降，落个骂名不说，也不会得到重用，不如劝说文武百官和自己一起投降，这样肯定能为自己捞个好差事。于是冯道使尽手段，苦口婆心，总算劝动了百官，一起到洛阳郊外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谏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元老重臣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冯道对官场的敏感预见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有好多人办不成的事，他都能办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这个时期便出了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为了能夺取皇帝的位置，答应了契丹出兵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最难的是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儿子。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件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狡诈老练。但石敬瑭也很为难，害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其实，城府极深的冯道另有打算，他想要得宠于“儿皇帝”，就必须笼络好“老皇帝”，从他的这一做法看，冯道对于保全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了。
冯道见当时契丹强大，便使尽手段讨好耶律德光，但他很快发现契丹统治残暴，不会长久。于是，他又重新寻找主子，果不其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汉。冯道因“保护汉人”有功，而被拜为太师。冯道摇身一变又做了后汉的宰相。
岂料后汉也没存在几年，部将郭威便又造反建立了后周。他故技重施，又做了后周的宰相，冯道每次投靠新主都用不同的手段，比如这次投奔后周，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冯道心想，自己多次易主，这次再想轻易立足很难，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总得有点见面礼。于是，他打起了刘知远宗族刘崇等人的主意，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这些人。果然，他又被推荐当上了后周的宰相。
冯道当后周的宰相没几年，郭威死了，郭威义子柴荣继位，这时后汉贵族勾结契丹要恢复后汉政权，冯道根据他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怕是保不住了。自己要想保住官位还得重新物色新主。柴荣绝非以前冯道所事的几位主子可比，很有胆识气魄。当后汉、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主上新丧，人心动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决定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不再说什么，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出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看不起我！”
刚毅的柴荣哪里知道已成“人精”的冯道的心态，冯道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的资本。不过马也有失蹄的时候，这次冯道确实是看走眼了。柴荣真不怕邪，率军亲征，大败后汉、契丹联军，以事实给了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冯道自知时日无多，这位传奇般的“不倒翁”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宦海生涯，老死家中。
冯道一生历事五代君主，虽然最后一场看走了眼，却无损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官场“不倒翁”的“美名”，这与他深谙官场中的人情世故、善于处世是不可分的。
3．制造自己的“主人”
一山不能容二虎，当你不能成为那只老虎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小老虎喂养长大，等到虎威初现的时候，你便是那隐居“虎”后的太上皇了。
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历来被世人所称道，他的经商法则成为后人学习的“宝典”，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人吕不韦，用他的经商手段买下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胡雪岩与他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不懂经商的民族。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传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做为社会的蛀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人不了正人君子的眼。进入史书，能上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却从未见到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商业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与成功全不在乎。中国商人的气魄是令全世界文明人都感到震惊的，因为他能买下的对象不是一宗财产，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奇怪的是，这桩生意居然成功了。
这个做买卖国家的生意人就是吕不韦，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他“养虎”自用，制造自己的“主人”，做了一笔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生意。
战国末期，秦赵两国争端大起，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只好罢兵，并互换人质。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赵国的人质，他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异人身在赵国作为人质，处境极其艰难，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吕不韦瞅准时机，决定要做好这桩政治生意，便去赵国见了异人。
吕不韦是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人，为了让自己以后有个好靠山，他运用过人的手腕把异人推荐给当时秦国的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为嫡子，这就意味着异人将来会是秦国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接着，为了通过血缘关系把自己的命运同秦国未来王位继承人联系起来。他挑选了貌美风流、能歌善舞的赵姬，使她怀孕后，再用计谋将这位妖艳的美人献给异人。赵姬果然生了个男孩，并被异人立为嫡子，这个男孩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赢政。
吕不韦的苦心经营终于开花结果了。异人终于登上了王位，即庄襄王，即位后庄襄王就下了第一命令：“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个县为食邑。”这道诏书传达下来，秦国的文臣武将都惊呆了：当朝的百官尚无一人有此殊荣，在秦国的历史上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为一身的也是少有的。这样，吕不韦就完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庄襄王沉溺在声色之中，自己倒也心甘情愿。秦国开始了吕不韦专权时代。吕不韦彻底打破了商人“富而不贵”的社会规则。
没过多久，庄襄王去世，赢政即位。吕不韦除任丞相、文信侯外，顺理成章地做了秦王赢政的“仲父”，他的个人专政从后台转入了前台，吕不韦不愧是中国第一商人，至此，他经营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吕不韦一生纵横于商场与官场，上下通吃，左右逢源，成为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人物，他的“养虎”之术为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和财富，成为和皇帝并驾齐驱的人上之人。但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人生的巅峰时忘记了“养虎为患”的经验教训，树大招风，他的存在已经深深影响了秦始皇赢政的执政地位，最终吕不韦没有逃出被毒死的命运，没有落得个善终的结局。
综观吕不韦的一生，其处世之术可谓冠绝古今，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建立靠山之后没有适当藏锋，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值得后人深思和引以为鉴。
4、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天性，只是有些人囿于世俗的偏见，而不敢变动，但做人若想成功，就应该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另投明主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界进化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便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竞争激烈的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这种竞争格局的存在，便导致了在特定的时候必然有适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政权出现，也必然有被时代所淘汰的政权没落。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便会选择投靠代表新生和希望的“新主”，而只有那种脑袋一根筋且顽固不化的人才会依然追随没落的旧主，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殉葬品。
以敢于劝谏而名垂青史，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一起忠心辅佐唐太宗，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一代名臣魏征，便是这样一位善于处世、懂得“喜新厌旧”的人，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他的才华和忠诚才能青史留名，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盛誉。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便合理而有远见的建议，李密也不予采纳，李密的刚愎自用，导致了被王世充部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
此时的魏征已看出李密绝非改变天下的人，恰好此时李密走投无路，率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便抓住机会，成为了李渊手下的一员谏臣，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李唐王朝建立后，太子李建成见魏征颇有才华，便把他找来当做心腹。魏征忠心辅佐，李建成的势力便越来越巩固，岂料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是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算是真正地开始“发迹”了。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后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职，它既无足轻重，又必不可少，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征以勇于劝谏而名垂史册，他的理想和抱负也只有在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才能得到施展，倘若换了别的帝王，魏征恐怕早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了。
“喜新厌旧”，择主依时而变，这些貌似贬义的词语，在特定的条件下，便是向着正义和真理的方向前进，倘若你囿于世俗的偏见，到头来被时代所抛弃的便是你自己了，做人要懂点世故，“相时而动”，“喜新厌旧”便是其中之一。
5、弃暗投明，另择明主
遇到小人暗算而又无路可走时，最佳的办法便是弃暗投明，另择明主了。做人千万不可在一棵树上吊死，做愚忠之臣往往只有死路一条。
做忠臣未尝不是忠君爱国之表现，但做愚忠之臣却有悖于自己的一番报国之志。做人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善于辨别是非曲直，不要做愚忠之臣，枉费心机。
章邯是秦朝的大将，对朝廷忠心耿耿，屡建大功。
陈胜、吴广起义后，章邯受命讨伐。由于军力不足，章邯便把刑徒和官奴也组织起来，在他的**下，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也颇有战斗力。
章邯性情直率，不喜谄媚，他对当时掌控了朝政的权臣赵高也不逢迎，还私下对人说：
“秦国以武立国，如今赵高专权，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有人便将此事报告于赵高，惹得赵高十分恼怒，他为了报复章邯，竟对章邯的大功视而不见，更无封赏之意。
项羽崛起后，章邯和他交手多有败绩，他为此向朝廷频频告急，不想赵高为置其于死地，不仅不派兵援助，还把他的告急文书一律扣压，从不向秦二世禀报。
章邯连连失败的消息，有一天终于让秦二世知道了，他大惊失色，立时慌乱胆寒。秦二世身边的太监对秦二世说：
“章将军勇冠三军，若他有失，秦国就危险了，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呢？”
秦二世怒不可遏，说：
“章邯深负皇恩，罪该万死，他还想活命吗？”
太监摇头说：
“章将军如今已是败军之将，必心多惶恐，斗志有失。陛下既依靠他杀敌保国，就不能任性责罚他了，否则他惧祸投敌，陛下岂不更加危险？陛下若能忍下气来，略作抚恤，章邯不见陛下怪罪，他定能定下心神，再为秦国建功了。”
秦二世于是再找赵高议论此事，赵高故作惊讶地说：
“章邯此人自高自大，向来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他从不上报军情，原来是想脱罪啊。这样的人不加责罚，哪能显出陛下的天威呢？”
这时，秦二世又来了怒气，便要下诏指责章邯，有的大臣上奏说：
“时下国家危难之秋，章邯实在是不可多得之良将，这个时候不求全责备，对谁都有好处。一旦诏书降下，万一章邯投敌，陛下岂不得不偿失？”
赵高在旁阴声道：
“皇上赏功罚罪，理所应该，章邯若心怀异志，正好可将他除去。他若为忠，又怎会因皇上责罚而叛敌呢？”
秦二世于是下诏，对章邯大加指责，言辞甚厉。章邯接诏，又气又怕，一时六神无主。长史司马欣前去成阳替他探听消息，一住三日，也无法让赵高召见他。他从别人口中知晓这其中的缘故，于是赶紧返回对章邯说：
“赵高对将军有心排斥，看来无论你有功无功，都免不了遭他陷害了。如今皇上下诏责罚，也一定是赵高从中作梗。”
章邯大吃一惊，情绪更加低落，他徘徊多时，哀叹不止。
值此时刻，赵将陈余派人送书前来，劝他反叛秦国，信中说：
“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大功臣，可他们的下场却是被赐死。将军为秦卖命奋战，到头来却为赵高陷害、昏君猜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天意亡秦，如将军认清形势，反戈一击，不但无有灾祸，还有除暴济世之大名，何乐而不为呢？”
章邯见信落泪，久不作声，司马欣长叹一声，出语说：
“皇上不识奸佞，反责忠臣，这太让人心寒了。这不是将军欲反，而是不得不反啊，将军就不要犹豫了。”
章邯自感走投无路，于是向项羽投降。秦朝失去大将章邯，更加速了它的灭亡。
章邯的反叛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和一个新朝代的建立，这与姜太公助周灭商是一脉相承的。事实证明，他的变通不但顺应天理，而且对己有利，这种两全其美的事，对于懂世故的人来说是不难选择的。
6、朝秦暮楚并不为过
坚持真理并无错误，但是你坚持的东西已经错了或者是已经过时的还要不要坚持呢？答案当然是不！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免太过迂腐，而且于己无益。倘若遇到一个丝毫也不赏识你的上司，整天度日如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你使尽浑身的解数也永无出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改换门庭也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或者你所遇到的上司，根本就是那扶不起来的阿斗，那又何必跟着他活受罪呢？“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错行”与“嫁错郎”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天下之大，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人错行”跳槽重新选择就是了，“嫁错郎”赶紧离婚另寻如意郎君。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谋略家姜子牙，既是一位善于出谋划策的谋略大师，也是一位懂世故、知变通的“朝秦暮楚”之人。在当时那种以当“忠臣”为荣的时代，姜子牙才不管什么“忠”与“不忠”，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不能“事二主”，而是巧用计策，果断地投入“二主”的怀抱，并且鼓动和帮着“二主”毫不手软地夺了“先主”的江山社稷。
姜子牙，本名吕尚，是我国上古时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姜子牙生活在商朝末年，当时纣王无道，荒**无度，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与此同时，商王朝周围各诸侯国迅速崛起，特别是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励精图志，大有取代殷商之势。
姜子牙生逢乱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无奈报国无门，潦倒半生。他曾在商王宫中做过多年小吏，虽然职低位卑，但却处处留心。他看到商纣王整天沉湎于酒色，荒废国政，几次想冒死进谏。一则想救民于水火；二则可以因此受到商纣王的赏识，求得高官厚禄。然而姜子牙后来见到大臣比干等人皆因直谏而送了命，商朝气数已尽，商纣王已无可救药，自己不愿糊里糊涂地陪无道的商纣王殉葬。于是，便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
当时，姬昌立志复兴周国，除掉纣王，求贤若渴，正是用人之时。姜子牙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一开始便能获得姬昌的器重，便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渭水之滨的兹泉垂钩钓鱼。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人迹罕至，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当然，姜子牙并非是要在这里老死林下，而是在此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这一天，姜子牙听说姬昌要来附近行围打猎，便假装在兹泉垂钓。这时候，姜子牙还是个无名之辈，身为西伯的姬昌当然不会认得他，但姜子牙却见过姬昌。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他故意把鱼钩提离水面三尺以上，而且钩上也不放鱼饵。这种荒诞的举动，果然让姬昌觉得奇怪，便走上前充满好奇地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使鱼上钩吗？”
姜子牙见姬昌对人态度谦和，对自己这个年迈的老者，没有一点架子，果然是个非凡人物，便进一步试探道：“休道钩离奇，自有负命者。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长子就甘愿上钩。纣王自以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却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姬昌。”
姬昌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想：这位老人身居深山，何以能知天下大事？更为不解的是，他怎能把我姬昌的心事看得如此透彻？肯定不是凡人！便赶紧躬身施礼，态度诚恳地说道：“愿闻贤士大名？”
“在下并非贤士，乃老朽吕尚是也。”
“刚才偶听先生所言，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不瞒先生，足下就是你说到的姬昌。”
姜子牙此时才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诚惶诚恐地说：“老朽不知，痴言妄语，请西伯恕罪。”
姬昌连忙诚恳地说道：“先生何出此言！今纣王无道，天下纷乱，如先生不弃，请您随我出山，兴周灭商，拯救黎民百姓。”
姜子牙假意客套了一番，即随同姬昌一起乘车回宫，一路上纵论天下大势，口若悬河。姬昌如鱼得水，相见恨晚，回宫之后，立即拜姜子牙为太师，视为心腹。从此以后，姜子牙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并且为灭商兴周出了大力。
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子牙，在商纣王这棵大树即将倒下，无法再行依靠的时候，略施小计便攀上了姬昌这棵长势茂盛的大树，果断地弃暗投明，做了周朝的太师。倘若他愚顽地抱定“忠臣不事二主”的陈腐观念，恐怕到老死也不过是商纣王宫中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官吏，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姜子牙做人稍显厚黑，但就因为他懂得人情世故，善于变通，才能留名青史。而事实证明他的举动无论是对于自己，对于武王，还是对于商周子民都是有利的。
7、把握时机，才能越跳越好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选择“跳槽”便是选择另一条奋斗之路，选择一位赏识你的上司。但是“跳槽”一定要看准时机，不要乱“跳”，否则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
“跳槽”这个词近几年在我国特别得宠，许多懂点世故的年轻人都把“跳槽”挂在嘴边，只要别的单位的待遇比现在的好，就立马“跳槽”。
如果有机会能跳到好单位，并且又是相关行业，那也不妨一“跳”。但“跳”之前，一定要灵活把握，不要有了机会就“跳槽”，那样只会“越跳越糟”，而不会“越跳越好”。
其实，“跳槽”的风险也很大，若无大决心、大魄力，最好不要轻率为之。
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匆忙之中选定的，为了生活，顾不了那么多。这个工作一日一日地做下去，一年、两年过去了，人混熟了，经验也有了。有的从此安安分分地上他的班，以求生活稳定；有的为了寻求较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运用已经学到的经验，自己创业当老板；有的则转行，到别的行业中试试运气。
“跳槽”的想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付诸实践的，深谙人情世故的人都知道，跳槽之前一定要衡量好利弊关系，才能让自己离理想更近一步。
“跳槽”要讲天时、地利，最好要“三思”而后行。
①我的本行是不是没有发展了？同行的看法如何？专家的看法又如何？如果真的已无多大发展，有无其他出路？如果有人一样做得好，是否说明了所谓的“无多大发展”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②我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这个行业？或是这个行业是不是根本无法让我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换句话说：越做越没趣，越做越痛苦。
③对未来所要转换的行业的性质及前景，我是不是有充分的了解？我的能力在新的行业是不是能如鱼得水？而我对新行业的了解是否来自客观的事实和理性的评估，而不是急着要逃离本行所引起的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
④“跳槽”之后，会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甚至影响到生活，我是不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如果一切都是肯定的，那么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跳槽”了。
不过，有很多事情常出人意料，事先的评估和判断都很好，真正做下去才发现不如预期的那么顺利和乐观，转行也是如此。因此，除非真的迫不得已，我劝你还是别“跳槽”，理由如下：
①做事靠经验，经验是累积而来的，而不是可以从速成班学来的。如果你跳的是和本行毫无关系的行业，等于是把过去所累积的专业经验全部丢掉，那不是很可惜吗？而且在新的行业里，你又要花很多时间从头学起，这种时间和精神的浪费相当惊人，何况还不一定学得好。
②做事要想有成就，冲劲也很重要，而人一到了一定年龄，冲劲就会减少；在要收成的年龄“跳槽”，就算有冲劲，也会少了许多，守成的心态反而会让你在新的行业进退不得，于是一转眼，四五十岁了，光阴虚度，不堪回首，何必呢？
话虽这么说，但并没有让你委屈自己老死本行的意思，但“跳槽”的风险毕竟太大，若无大的决心和把握最好不要轻意去冒这个险，尤其是不能听别人说哪个行业如何地好，就嫌弃起自己的本行，心动又行动。这种哪边好往哪边跑的心态会让你一辈子都在“跳槽”，一辈子不得安宁。
如果非要“跳槽”，不如从老本行出发，看看与其有关的行业有哪些，等了解清楚了再跳也不迟，这样可少花很多力气。另外，要从本行的经营形态来考虑，例如，不喜欢“生产”，那么可改做“批发”或“零售”，这样灵活处理的话，虽然形态改变，但并没有损害你对该行业的认识与累积的基础。
8、识时务者才会有出路
古人说：“成者王败者寇。”而古今中外之成大事的人，无一不是识时务的俊杰。 “识时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变”的哲学。“穷则变，变则通”实乃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人若想成功要懂得人情世故，“识时务”就是要能看透世事发展的趋势，并顺应世事发展，及时采取应变之策。
识时务者大都是深谙人情世故的聪明人，他们知道如何防患于未然并转危为安。固执的人对识时务者往往感到不齿，这缘于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特别是在考验一个人是否识时务的关键时刻，原来的地位和身份似乎并不具有多少价值，在情势复杂的时候，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大可做些变通的工作。“变则通，通则久。”有了这样的生存适应能力，人生往往能够平稳地走下去。
时务是指事态的发展状态，发展趋势。根据这趋势把握自己的行为举止，根据趋势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时务学理论认为，任何世事的构成或运动变化都是由系统内外条件和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某些条件和因素达到一定的排列组合和结构状态时，只要从系统外部再加入一定的能量、信息或物质，整个世事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身处局内之人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卷入这一变化之中。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一转折点称为“世事”。“世事”的事机对应着的时间数轴上的某一点，被称为“时机”。事机和时机统归于时务的涵盖之下。时务在事机和时机之上更具有待选择、决策和行动的意味。抓住时机和事机选择、决策和行动，能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不仅时效高，效能大，运动的势能强，而且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最大。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时机和事机，尤其是对人生选择、经营决策、计划实施等至关重要。能够较准确地识别时机和事机的到来，并据此作出人生抉择，即为识时务的俊杰。
时务中最重要的是时机问题。准确地把握时机，便能事半功倍；一旦失去时机，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不说，走向失败甚至毁灭的境地也不无可能。而良机不能坐等，捕捉时机，转移视角或重新选择都贵在积极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机具有开放价值，它对每个人都公正无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和驾驭得好，其原因正如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只有辛勤劳动、反复思索，才能抓住灵感，赢得最佳时机。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坐失良机和不思变通而留下了千古悔恨和终生遗憾。
审时度势是识时务最基本的功夫之一。看透世事发展的趋势，并顺应世事发展，及时采取应变之策，才是识时务的要义之一。人生总有各种各样难以应付的局面出现，关键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保全自己。越王勾践对夫差俯首称巨，表面上是软弱，实则为东山再起积聚力量。
孙中山、郭沫若、鲁迅，早年都是学医的，但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及条件的变化，各自都先后进行了人生大目标的调整。
孙中山后来投身政治，为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鲁迅转而献身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
郭沫若则亦文亦政，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又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新中国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等高级领导职务。
以上三个成功者，都先后把学医之志调整了。
毛泽东早年想当好一个教师，学的也是师范，后来却转向闹革命，成为大军事家、政治家。
王朔是当代中国市民文学的知名人物，可后来也改行从事影视公司经营工作，当起“总经理”来了。
人要成功，就要审时度势，睁大眼睛，不断进行人生步伐的调整。只要能识时务地调整，就一定会使自己找到通向成功的快捷方式，只要是识时务地改变，就一定会使自己踏上通往成功的快车。
9、遇见“明主”就要忠心不二
做人不可愚忠，但也不可频繁换主，如果你有幸遇到了“明主”，还是应该死心塌地跟着，不可一山还望一山高，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捞到，这是做人的大忌。
做人要懂人情世故、善于变通，但这并不是让你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后最好死心塌地跟着，“贞观之治”年间的著名宰相房玄龄，便是这样一位深谙人情世故、懂得做人玄机的人物。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与杜如晦被人合称为“房谋杜断”，一时被传为佳话，他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善始善终，这在斗争激烈的封建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房玄龄正在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当官。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多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龄的这一“弃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成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自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侍奉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实在是中国古代大臣里善始善终的典范，他能做到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懂世故，及时弃暗投明，抛弃腐朽的隋朝投奔了开明的唐太宗，这一选择为他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是他能够勤勤恳恳地跟随太宗皇帝，这是他得以荣宠一生的根本原因。
为官之道，择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事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悟透这一处世玄机的人将注定有所作为。
10．择主依时而变，还要懂得进退之道
在权力的角斗场上总是弥漫着血雨腥风，一着不慎便可能招致全盘皆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识时务之人应当懂得选择明主，同时还应懂得人情世故，把握好进退。
唐朝著名诗人王翰在其《凉州词》中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确，战争的残酷会让那些远征的战士受尽磨难，甚至客死他乡，陈陶《陇西行》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深闺梦里人”便道出了战争的残酷和辛酸。
相对战场的明刀明枪，政治斗争的暗箭黑手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政治斗争虽很难见刀光剑影，却依然是杀机重重，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战死沙场还能落得个精忠报国的名誉，而倒在政敌或主子的刀下却只能是加个“莫须有”的罪名而饮恨九泉了。
所以除了要选择明主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懂得人情世故，把握好进退的分寸。否则，一旦成了你“主子”的眼中钉，就可能惹祸上身，难以终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新兴王朝诛杀功臣的事例比比皆是，但也有不少功成身退，落得圆满结局的精明之人，春秋时期的范蠡，便是一个典范。
范蠡是楚国宛人，年轻时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才智。为了不苟同于世俗，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邦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时机来了。越国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闻得范蠡名声，便亲自前去拜访。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见文种求贤若渴，于是亲迎文种，二人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股肱之臣。
范蠡追随勾践二十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的从政经验，深深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依靠群臣之力，而今天下已定，他不想把功劳归于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觉得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久留于越国，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告退信，说：“我听说主人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担；主人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仇已报、耻已雪，我请求追究使您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靠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然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于案右，比拟他仍与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二十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物盛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辩解，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生，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文种一腔悲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名利不同的见解和眼光，便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择主固然重要，但必要时敢于急流勇退，更是做人的一种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