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流是东西方文明产生火花的渠道之一，唐朝更是把对外交流的外交策略放在重要位置上。对外交往也为唐朝带来了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增加了唐朝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为古都长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根基。

1．长安城里的外国人

唐朝是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朝代。这个开放可不仅仅是指的风气开放，更是指的对外开放。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前来学习居住，所以，唐朝人也就自然接触了外来文化。

在唐高宗时期，中国最西部已经到了咸海，连伊朗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在中亚地区，不仅当地的官员，就连当地的国王在唐朝皇帝面前也要称臣。因为他们的地位是附属国。从唐太宗开始，唐朝的皇帝就有一个名称，叫天可汗，可以给周边的国家发号施令。唐朝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唐朝时有很多地区和国家都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例如，日本和新罗因离得近，经常会送留学生来唐朝学习，日本送来的不仅有留学生，还有学问僧，这些人统称为“遣唐使”。有的时候国子监讲学，听课的不只是唐朝学生，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学生也有不少。

除了留学，外国人来到中国还有其他途径，比如投降。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出兵打败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于是很多突厥部落前来投降。投降的人并没有被遣返回国，而是留在国内，大部分人留在长城沿线。而这些突厥部落的贵族阶层则来到长安城，多达1万户。一户少说也有3个人，这样算下来，到长安城定居的突厥贵族最少也有3万人。3万人听起来不多，但在古代，人数本来就少，3万其实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人口大约是30万户，而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顶多有20万户。突厥部落一次就来了1万户，相当于长安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每一个少数民族或者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或习俗，这样一来，突厥部落的到来就为长安城的人民接触外来文化习俗提供了方便。

和平时期，外国人前来参观、学习、定居，而到了动乱时期，留下来的外国人仍有不少。很多外国商人或者学者在安史之乱时回不了家，就在长安买房置地、娶妻生子。定居要有户口，在唐朝登记入册的外国人少说也有四千户。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唐朝各地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地区确实生活着许多外国人。

拿服装来说，唐朝的长安是时尚之都，而时尚主要由宫中的女人们带领，她们就是长安时髦的风向标。以帽子举例，在唐初时，宫中人出行一般都会戴一种四周垂纱的帽子，能把全身都遮住，以至于别人无法看到其本来面目，充满神秘感。到了唐高宗时，一种叫作“帷帽”的新式帽子开始流行，垂纱变短了，只垂到肩上，当骑马奔驰的时候，脸上的样子会时隐时现。这样的装束更有吸引力。朝廷觉得这样的装束有失庄重，曾经下令禁止，但是流行趋势无法阻挡，所以难以遏制。到武则天时期，一种叫作“胡帽”的帽子更受上层妇女的青睐，这时的帽子直接把垂纱去掉了，其他人可以直接看到脸部的表情和妆容。从这个帽子的名字看，就能很明显地知道，这是其他民族对汉族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

汉族服装原本宽松华丽，但在唐朝，追求时髦的女性开始穿着窄袖衣衫，据说这是来自中亚的式样。唐朝人也追崇波斯式样的披肩，有大小之分，在长安上层妇女中十分流行。

虽然唐朝时的科技实力在国际上首屈一指，但其他国家也有唐朝人不知道的技术。唐朝奉行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所以在看到外国人带来的技术非常先进或者十分有利时，会积极引进。比如，唐玄宗有一个凉殿，每到夏天的时候凉爽宜人。当时可没有空调或电扇，它是怎么做到凉爽宜人的呢？原来，它的四周墙壁上都有流水，似乎自动在下雨一样，让屋里到处都是凉爽的水汽。根据学者的研究，这是来自东罗马的技术。

毫不夸张地说，唐朝时期的长安城人业余的娱乐生活包含外国风格。当时的舞蹈甚至是流行音乐都有从西方传过来的。

除了音乐和舞蹈，唐朝的绘画也受到外国的影响。唐朝的画风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就是利用了凹凸法，这种画法使绘画变得立体。这种画法是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长安的。在长安的很多寺院里，有不少壁画采用了这种画法，因为有立体感，感染力更强。

2．玄奘天竺取经

玄奘，原名陈祎，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官宦家庭。玄奘全家都信仰佛教，他13岁时出家，正式开始学习佛教的教义。他天资聪颖，加上又非常用功，进步很快。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玄奘感到满足。知道得越多，疑问也就越多。他觉得，自己在佛学理论上仍有些问题不清楚。当时唐朝的佛经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很多理论都不完整，并且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的差异。他到处求教，可是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这时，玄奘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那烂陀寺戒贤的弟子。玄奘了解到天竺藏有万卷真经，如获至宝。玄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于是他立下了西行求学的决心。天竺就是所谓的“西天”，即今天的印度，玄奘前去天竺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原始的经典，学习佛教。

但是，要到印度去，在那时谈何容易？中印之间距离遥远，如果从陆地走，虽然有“丝绸之路”，可是路途十分艰险。而且当时是初唐时期，国家还没完全安定，边界地区非常不稳定，因此官府严禁一般人“出蕃”。玄奘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向朝廷请求西行，可是没有被批准。其他人都打了退堂鼓，玄奘想，不然就自己去。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

贞观三年，长安一代庄稼歉收，官府允许百姓到有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28岁的玄奘利用这个机会，混在了逃难的灾民之中，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险的西行求学之路。

玄奘一路上历尽艰难，忍饥挨饿，越过沙漠时曾四五天滴水未进，也曾智斗盗贼，他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于是许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他们的帮助下，玄奘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十万余里，历经四年，终于到达了天竺那烂陀寺，那是当时印度最高的佛教理论学府。

玄奘在那里向戒贤法师学习，终于将《瑜伽师地论》全部融会贯通。戒贤法师将《瑜伽师地论》教授给玄奘，同时也帮助玄奘完成了西行的真正夙愿。在那烂陀寺学习了5年以后，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印度，学习佛教，他离开了那烂陀寺，先后到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又回到中印度的那烂陀寺。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去拜访有学问的僧人，向他们学习佛教理论。

当时印度的大乘佛教主要分为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两派之间的争论很厉害，于是玄奘用梵文写成了一部著作《会宗论》，提出了两派在某些地方的融合。

印度当时的国王戒日王很敬佩玄奘的品德学问，特地举行了辩论大会，请玄奘来参加，还邀请了印度的二十几位国王，四千多位僧人来参加。玄奘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据说18天内没有一个人能驳倒他，从而名震全印度，被印度人称为“解脱天”“大乘天”。

玄奘跋山涉水，从长安到印度，经过17年的游学，于645年回到长安，更重要的是他带回了梵文佛经657部，佛像、佛舍利150粒，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和推崇，并为他建立了长安译经院。玄奘把这些梵文的经书翻译成了中文，历经19年，翻译出75部，1355卷。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俱舍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成唯识论》等。如今这些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玄奘的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

玄奘建立了翻译经文的新规定，提倡忠于原著、逐字进行翻译，这样既不丧失原本的意思，又便于中国人阅读。他通过翻译经、论，创立了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宗派——“唯识宗”。

玄奘应唐太宗想要了解西域国家的要求，写了《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西域、印度、锡兰等138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神话、物产、气候、风土人情等，对后人考证丝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300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载，终于发掘出了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按照玄奘经过的路线记述，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陆路交通路线的脉络。

玄奘还在印度专门下功夫学了印度古代佛教的逻辑学，被称作“因明”，回国后又特地翻译了因明学的著作。他把印度的大小乘经学传入中国，充实中国的佛学，之后还把印度的历法、医学、天算、艺术等也传入了中国。

玄奘曾为戒日王讲解中国文化的情况，又介绍当时流行的“秦王破阵乐”，他还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给古印度，而且把已经失传的“大乘起信论”重译为梵文，为印度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玄奘由于西行途中受到了风寒，以及常年翻译经文，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于644年圆寂，世寿63岁。

所以说，历史上的玄奘法师绝不是《西游记》中那个肉身凡胎、优柔寡断的迂腐和尚，而是一位智勇双全、刚毅果敢的一代人杰。作为一位佛教高僧，一位大翻译家，玄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玄奘取经的故事，不仅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也在印度广为流传。在印度的那烂陀寺旧址，还建有玄奘纪念堂。玄奘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3．鉴真东渡之旅

唐代赴日本传法的僧人鉴真，在日本国人被称为“过海大师”或“唐大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14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等地，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身体力行地宣扬佛道精神，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4万余人，江淮间被尊称为“受戒大师”。

那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即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者来到唐朝，走访大大小小成千上万座寺庙，持续10年，目睹了唐代高僧的佛道之气，最终决定邀请鉴真大师去传授戒律，这便是鉴真东渡日本的原因。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日本“中大兄皇子”即日本第38代天皇，称为“天智天皇”，与唐朝军队在朝鲜白村江交战，被唐朝军队以寡击众，3万精锐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但他与心腹大臣藤原镰足却没有怀恨在心，而是反过来思考自身的不足，开始踏入大唐国土，派出一批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去吸收大唐文化，打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门。

第一次东渡时，正值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开工造船，准备东渡。这件事也算是个大事，朝廷哪能不知道，当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就可以援助，这可是提前做好了文章。可是在东渡之前，与鉴真大师同行的徒弟跟一个和尚开玩笑，结果和尚恼羞成怒，当时海盗猖獗，于是和尚就诬告鉴真一行人造船为的是与海盗勾结，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于是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不过很快就又把这些僧人们放出，同时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这直接导致第一次东渡夭折。

等到744年1月，在做了周密计划筹备后，鉴真等17位僧人，其中还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在当时还连同雇佣的工人共85人，总计100余人再次出发。但是尚未出海域，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遭遇狂风大浪，导致沉船，紧急抢修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漂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获得救助，转送明州阿育王寺安顿，大家开始深刻思考如何应对天象，并进行了周密计划，但是开春之后，越州、杭州、湖州、宣州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佛法，于是第二次东渡又没有成功。

结束了巡回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着手准备第三次东渡日本，此事不知何时传到越州僧人那里，为了挽留住鉴真，他们便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在中国，想要引诱鉴真前往日本国土，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至杭州，好在荣睿途中装病诈死，才得以逃脱官府法网，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江浙一带不便出海前行，于是鉴真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带着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可是一行人刚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一行人的安危，苦求扬州官府前去阻拦，于是淮南采访使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日本之行宣告失败。

虽然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这一行人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继续筹备计划，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等到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诚心恳请鉴真东渡，鉴真携14名僧人，还配备了工匠、水手等35人，在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从崇福寺出发。为了顺风出行，鉴真一行人出长江后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十一月才决定出海前行。不料在东海之上，他们的船遭遇到强大北风，连续漂流大约14天后才看到陆地，16天后才顺利踏上岸边，竟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于是选择入住大云寺，就这样这一行人在海南停留了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学的相关知识，直到今天在海南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一行人的遗迹。之后，他们选择向北返回，经过万安州、崖州、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在始安的开元寺，他们一行人又住了一年，之后又被迎接到广州讲佛法，可是在途经端州时，荣睿病死在了龙兴寺。到达广州后，经过一些大师的讲解，鉴真又前往天竺，停留了一些时日。入夏之后他们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离去，在他们分开时，鉴真说不会再去日本。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再加上旅途劳累，同时又被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接下来鉴真经过吉州、庐山、江州、润州江宁县，一路颠簸又回到了扬州，这是第五次东渡日本，仍旧不太顺利。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前往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可是被拒绝，因此便下令不允许鉴真出海，但是鉴真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萨摩，成功踏上日本岛。

鉴真东渡日本之旅，对日本文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其佛教、医学、书法、建筑、雕塑等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同时鉴真主持修建以大唐佛殿结构为蓝本的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