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人讲究读书和旅行，这在唐朝也不例外，否则就不会有鉴真东渡、玄奘取经这样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了。外出旅行向来是唐朝人所追求的生活情趣之一，同时也是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1．唐朝的旅馆酒店

唐朝人出门在外都住在哪里呢？毫无疑问也是住在酒店或旅馆。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是唐朝时的旅店集中地，只不过那时的称谓和现代不太一样，那时的邸店、客舍、候馆、旅邸等其实就是可以投宿的酒店。如果按照旅馆的性质来划分，有商业性旅馆，也有官方设立的专门接待过往官员及各国使节的馆驿。

寺观算是唐朝时比较有特色的旅馆，佛寺一般都有接待宾客的客舍，也可供旅客临时歇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形式的旅馆，如义堂、普通百姓的民居以及一些兼营住宿业务的酒店等。这些酒店在今天就相当于现代的商务酒店、快捷酒店、民宿等。从西汉时期起，长安城就开始兴建酒店供各地官员进京住宿，并将外国使臣、客商集中住在“真街”。接待外国使节以及周边少数民族使臣的国家级旅馆叫作迎宾馆，鸿胪寺属下的鸿胪客馆，是招待外来使臣的主要客馆。

随着大唐的国力昌盛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商业旅馆开始大规模兴起，“东至宋汴，西至岐川，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由此可见旅店业的发达程度，人们在旅途中随时随地都可住店。完备的馆驿制度也在大唐政府的督促下建设起来，加上官方的交通网络也更加四通发达，当然就更促进了旅馆的发展。长安城内的商业旅馆，位于朱雀街东万县所领坊内的就有12处，街西长安县所领者有2处，位于城门附近者4处，共18处，但是由于坊市的限制，暂时还没有形成旅馆密集的区域。

佛教在大唐的迅速传播导致全国寺院数量直线增加，给旅客投宿寺院带来了便利，且寺院很少向旅客收取房费，节约了不少盘缠，因此也会有更多的旅客选择寺院住宿。官方的馆驿只能接待官员、外来使者，对入住人员有要求，而商业旅馆却能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比如免费堆放货物。私人开设的旅馆除了接待来往客商，几乎都会供给食宿和马匹等。同时，民间旅馆店舍，乃至外国商人开办的“胡邸”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客舍、邸店、车坊的兴建为人们的出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住在寺院，大家还是更偏向选择更为便捷、服务更为周到的商业性旅馆。商业旅馆按照规模，大致可以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大型或高档的旅馆，多分布在城市内的繁华地区以及交通要冲，如长安城西市的“窦家店”，设有20多间客房，地理位置相当好，每日收益颇丰。就其营业面积和营业额而言，窦家店属于高级旅馆。而顶级的旅馆由大唐朝廷出资修建的居多，毕竟顶级的高档酒店是接待外宾和皇家贵族或者官员的地方，隶属于中书省的四方馆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有大国的使团来唐拜访，人数往往多达百人，小国的使团也有数十人，所以朝廷为接待远方的贵宾，建设了多处豪华的迎宾馆，这类宾馆称馆或驿，集中在都城。

中档旅馆则多是家资稍丰的商旅、士子、官员等出行住宿的地方，如唐代汴州西的板桥店，“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居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

小型旅馆数量众多，散布于城乡的各个角落，甚至位于乡村、山野的村店、野店、茅店，这类相对简陋的旅馆则是一些经济受限的读书人或旅行者的选择。

首都长安城旅店业的发展壮大，主要还是源于不断涌入长安的士民、商贾、僧道、使节，甚至是地方官等进京办事而又在京城无住宅者，他们成为长安旅店的重要消费者。

旅行者入住旅店，就成为旅店服务的对象。当旅店有了消费者后，服务品质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仅有外部的富丽堂皇，是不能真正吸引旅客的，内部的环境和设施更为重要，旅馆经营者大多在客舍种植花卉草木、张挂书画、焚香、插花等，摆设盆栽等室内装饰物甚至也成为经营者的追捧对象，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文人雅客。除此以外，室内整洁的卫生和基本的配置都是必须的。

诸如“宾至如归”这样的现代旅馆服务理念，在大唐时民间旅馆的经营当中就已经有显著的体现。旅馆的主要任务是既要安排旅客住宿，又要负责旅客的饮食，因此一般旅馆的规模都比较大，有许多间房舍，每间房舍都有床、榻以及梳床之类。除了住宿和饮食这两大业务外，旅馆还为旅客提供出行工具，大部分旅馆会有专门的饲养牲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附加性质的服务，甚至包括帮忙买酒、寄存货物、受房客的委托办理事情，等等。

此外，少数民族的旅客在大唐也是非常多的，考虑到他们的风俗习惯，还有专门为其设立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旅馆。如长安西市的波斯邸，店内装饰和提供的食物必定带有波斯风味，房客住在这里肯定非常亲切。

在价格方面，如果旅馆开在了大唐西市这种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价格自然也会高，相对地理位置偏僻一些的旅馆，价格也会较低一些。此外，有些酒店旅馆会根据顾客的需要来给他相应的房间，房间的面积和布置不相同，价格也有所差异，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住房。每逢大型节假日，人流众多，住房需求紧张的时候，店家也会相应地涨价，以谋求更多的收入。

随着唐朝旅馆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朝廷早早地就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实力，管理着利润丰厚的旅馆业。许多官员在商货流通的要道设置旅店，甚至是大宗的店宅业务；与此同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馆驿，独家经营着官员差旅消费和外国使者消费市场。

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唐百姓，其实旅馆由谁来经营不太重要。只要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选择自己喜爱的旅馆，方便快捷的入住，百姓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2．唐朝人的出游

在唐朝，人们都对旅行充满了向往。唐朝旅店业的发达为社会各阶层的旅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唐玄宗在730年下达了这样一道诏令，大意是文武百官放10天春假，员外郎以上的官员，每人赐钱五千旅游经费，大家都去旅游吧！于是官员们纷纷出游，他们和家眷成为长安城周边景点的一道亮丽风景线。788年，大唐从安史之乱中逐渐恢复稳定。唐德宗认为社会安稳和谐，便又颁布诏书，大意是一月最后一天、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京城大小官员、皇宫和皇城的卫士们，大家都出门旅游放松吧！节日的前五天会给每人赏赐一百贯至五百贯钱做旅游费用。

当然，官员旅行政策实施的背后离不开大唐强盛的国力支持，他们对节假日旅游也是由衷的热爱。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10天也走不了太远，结果城市南边的乐游原、曲江，周围的渭水、蓝田、终南山等都变成了节假日的热门景点。还有诗歌记载这样的盛况，《丽人行》中记载：“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描写的就是长安城官员家眷在曲江边游玩的盛况。

大唐官员在旅游的时间和地点上受到假期的严格限制，但他们还是会利用出差等方式去游赏美景。概览下唐诗就会发现，描写山川河流景色的行旅诗屡见不鲜，大部分是官员赴任或出门办差时所作。出门办差的路上可以稍做休息，但不能太耽误时间，任务紧急有时也会日行300里，速度太慢则会受到处罚，而赴任时的要求则较为宽松。白居易在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花了7个月在路途中游山玩水，最后才抵达杭州。

文人若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的时间则是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大唐时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是违法行为，被称为“逃亡”“浮浪”，但也有例外，出门求学、求官就不受限制，且通过长途旅行可以结识名人，还能在游览山水等风景中激发创作灵感，所以有名望的家族为了培养自己的官员，也会竭力支持，因此这种旅游通常是比较愉快的。

不过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大唐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的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碰一碰运气，此时便可顺理成章地去外地旅游。除此之外，皇帝不时地举办“制举”以进行唐朝的官员选拔，也给人们旅游提供了便利，然而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参加者四处旅游结交名流，不断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声望。

旅程中的巨额花销和现代一样，对人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年轻时曾由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行，直到浙东。他性格豪爽，本就没有量入为出的习惯，特别是到了江浙一带，见识了扬州、南京的繁华之后，更是日日饮酒狎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久之后，李白就尝到了冲动消费的恶果，沦落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到处借钱的悲惨境地。可以说，这次出仕前的壮游，改变了李白一生的轨迹。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科举盛行之时，每年都有万人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但九品以上的职位总共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以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的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作“守选”。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元稹就是在考取进士守选期间游览了山西。除守选之外，也有人会主动辞官，寻求理想的仕进机会。在辞去旧官等待新职务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

普通百姓在农忙时需每日在田间劳作，农闲时还要完成造房修路等各种劳役，手上也少有积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没有长途出游的条件。同时，乡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长期外出。然而这个情况还是有例外的，如果在唐朝出家，那么就可以专享出家人的福利。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不过缺点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大唐佛教兴盛，信众遍及全国。因此僧侣云游四方时，只要找到一户崇信佛法的家庭，便能得到对方全力的招待。如果运气好，遇到崇信佛教的高官富商，甚至可以获赠盘缠和坐骑，待遇更为优厚。一般僧侣出游通常为了传道或者学习佛法，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处传播佛法，培养信众；后者有点像现在的访问游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周游天下，寻访高僧古刹。由于高僧古刹多在景色优美的山林里，求道的游方就很容易变成赏景的旅游。《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是僧侣圆仁记录自己一路化缘巡礼历程的书。

3．唐朝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

大唐人热衷外出郊游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王公贵族出行是否又和老百姓不一样呢？

最普遍的近距离出行方式就是步行，不管是走街串巷还是附近郊游，走路的方式都是最经济的，因为不花钱。唐朝人步行平均每天能走20多公里，其实和坐船的速度也是差不多的。这样想一想，其实步行也没有那么慢，天津走到北京的话差不多6天就可以到。想要解放双腿，稍微轻松一点的出行方式有没有？有。

比如诗人杜牧就喜好乘车出游，《山行》中的经典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就是诗人停下马车，在枫林中小憩时写下的。再如由于受到胡化风气的影响，长安城的富裕阶层在外出活动时不少都选择骑马出行。此外，由于大唐开放的风气也使得女子骑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悉，开元天宝年间，骑马出门的风气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女子在街上骑马随处可见，她们扎起头发，戴着胡帽，露着脸。有的女子身穿男子的衣服和靴衫，驰骋在街上，与男子无异。

一般来说，富裕阶层多用马，而民间老百姓多用牛、驴。牛车亦称“犊车”。驴有自家养的，也有的是租赁的。“一日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这段古文记载的就是从事租驴业的老百姓出租驴子时的场景，看来这骑驴外出旅行对人们来说也很普遍。除此之外，还有人骑从西域传来的骆驼、大象等动物，不过骑骆驼、大象在长安城并不十分流行，多为人们效仿外国人新奇好玩而已。

除了利用动物方便出行外，唐朝人的“车子”也值得一说。现代街上流行开轿车，在唐朝时就相当于辇或舆。唐皇家专用辇的规格多达7种，分别为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舆有3种，为五色舆、常平舆、腰舆。这些就是对照现代轿车各种系列的不同车型，也有特别限量款，那当然是给皇帝专门准备的。

唐朝时的辇、舆放弃安装轮子，而使用人力抬，这种辇车或舆车，被称为“步辇”或“肩舆”。唐太宗出行时就坐在由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由此显示其皇权威望，接见吐蕃使臣时也是这样。中唐以后，辇和舆逐渐从宫廷普及民间，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他们出行多乘坐辇和舆。辇和舆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轿子。

为了彰显皇权和贵族的地位，唐代皇帝出行的辇和舆也分为礼仪用和日常用两大类。比如说皇帝的礼仪用车主要有“五辂”，“五辂”在形制上差不多，但是在装饰，颜色以及细节上有差别。皇帝的礼仪用车是最为考究的，按照权利和位次排列，其他人如皇后、皇太子等也有专门与其身份相符的礼仪用车。礼仪用车实际上就是维护礼法，彰显皇权的手段，实际生活中并不常用。

不过，唐朝的皇帝们都不太喜欢这种礼仪用车。唐高宗就特别不喜欢乘五辂车，有需要用到五辂车的场合，就用“荤”替代了。他曾经去南郊办事，乘坐骆驼前往，等事情结束，骑着骆驼又匆匆回来了。从此之后，只要是去郊区祭祀等，无论远近，唐高宗都是在侍卫的保护下骑行往来。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类似轿子的兜笼，兜笼也叫兜子，乘坐者多为女性，兜笼的门上挂着帘子，比较有隐私性，这就和轿子很类似了。因为它的轻巧易抬，设计符合礼节，于是在中晚唐的时候非常流行，慢慢普及寻常百姓人家。长安城一时间兜笼随处可见，甚至替代了车舆。

那么，这么多类型的交通工具出现后，没有交通规则乱了套可怎么办？不用担心。唐《仪制令》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不同品级的官员在路上相遇，也有规避的准则，“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诸官人在路相遇者，四品以下遇正一品，东宫官四品以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大致意思是说品级低的官员遇到比自己品级高的官员是要下马以示尊重的。宗教法典《道僧格》对于宗教人士和当官的官员出行相遇也做了规定：“行路相隐”条规定了“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于道路遇五品以上官者，隐”。由此可见唐朝人的智慧，交通出行井然有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交通事故的频发。

大唐律法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高速行驶，也是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车马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如果在闹市区骑马奔驰而过，基本上是少不了挨板子了。因为这句话是说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主板或者荆条打五十次屁股或脊背的处罚。这里的缘由不包括政府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等。如果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人员伤亡的，交点罚款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就对照斗殴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

除了陆地上的各种出行方式，可别忘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那就是水路。唐朝时运河系统已经较为发达且造船技术是远远胜于前朝的。最先进的是机械发动船，机械船有两个轮子，能在河面或者江面上乘风破浪，且速度飞快。普通百姓所用船只种类繁多，有通商客运的船只，又有航行异国海域的海船，还有用于游赏玩乐的彩船、西舫、竞渡船，等等，当时就已经有夜晚航行的“夜航船”了，很像现代在景点见到的夜游船。船中一般都备有美酒佳肴，还有艺人献唱，或者仕女从旁服侍，这样就让夜晚航行的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因此而选择水路出行的游客也特别多。

陆上有交通规则，那么水上呢？唐律对水上通行的交通规则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水上交通规则。唐律中写到：“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也就是上行船回避下行的行船，在地势险要的地方，船只要小心行驶，相互回避。如果水流湍急的地方万一出了相撞事故，那可比马车相撞严重得多。在遵守水路交通规则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水路出行的费用相比马车来说也更便宜，所以大部分的唐朝百姓会选择水路出行。水路纵横交错，交通比较便利，肯定比步行要省时省力很多。唐朝时马路较少，大片的荒山野岭，要是半路上迷路了那可就麻烦了。水路不容易迷路，且价格划算，按平均速度来算的话，一天能走25公里，速度虽然比马车慢点，但价格却便宜了一大半。不过坐船必须要有河道，且只能沿着河走，因此人们出行的目的地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即使是这样，航运也成了唐朝时重要的交通要道，为百姓的出行增加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