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古代与现代不同，要想出去游玩，不仅要有充足的休闲时间，还要经受旅途的劳累，毕竟当时科技不发达，交通方式不怎么便利，徒步、坐船、坐马车等常规交通方式费时很久，也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和意志力。不过，对于热爱游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已经流行文化之旅了。

1.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文化之旅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人们的思想也得到极大的解放。士大夫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信仰或是政治立场。他们心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开启了文化之旅的漫漫长路。

士人的文化之旅打破了以往天子和达官贵人垄断“旅游”之路的局面。士人阶层的文化之旅丰富多彩，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另一种就是游说之旅。

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孔子就是那时赫赫有名的学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都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和极力推崇。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使许多平民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教育，没有等级划分的教育让人们感到舒适自在。不少士人从齐、秦、宋、晋、楚等国远道而来，投身孔子的门下拜师求学。

孔子也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文化制度，还亲自拜访了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与他高谈阔论，相谈甚欢。孔子经过这番游学，全国各地的学子对他的学问和见地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国后有更多的人投到孔子门下。

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很踊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出书、办学堂教书等，形成了各学派林立的局面。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等。居于“显学”地位的除了儒家外，还有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是先秦时期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此外，他在器械制造和军事攻守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孔子的徒弟有鲁国的子思、邹国的孟子，还有赵国的荀子；墨家子弟有吴越的谢子、湘楚的已齿。不同学派各立门户，游学者数不胜数，可见当时的游学之风是多么盛行。

除了求学之旅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还喜欢游说，那么他们游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无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追求道义。在孔子看来，游说出仕是为了实现“弘道”的理想，而不是追求荣华富贵的物质享乐。他的弟子也丰富发展了他的思想。如孟子所追求的“道”就是为了实现仁政，游说的目的也是劝说统治者推行仁政；第二种游说的目的是出于追求功名的心理。在兼并战争日益激烈的战国时期，许多人能清楚地认清时局，为了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而开始迎合君主的需要。他们不再将理想看得高于一切，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比较务实的。当时的吴起和商鞅就是以成就功业为目的而游说，从而攀附君权；第三种目的是利。通说功利，是将功和利放在一起。因为有了功，必然就会衍生出利。如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鼓吹合纵，一个提倡连横，巧舌如簧，其实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第四种目的是义。墨子就是春秋时期志于义的游说的代表人物。据说，当时公输盘要为楚国建造攻城的云梯，准备攻击宋国，墨子听说之后便立刻不眠不休地走了十多天来到楚国，冒险游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因为战争会让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墨子的这种游说就是为了义，这种义是心怀天下的大义。

在众多士人的游说之旅中，以苏秦和张仪的游说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下面具体来说说他们二人的游说经历。

苏秦师从鬼谷子，出师后首先去游说周显王，但是并没有得到重用，之后又去了赵国，赵国大臣李兑欣赏他能说会道，但还是没有重用他。于是，苏秦辗转来到秦国，开始向秦王进行连横的游说，然而也未见成效。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后，政治上出现了重大倒退。苏秦抓住时机，乘机向燕昭王提出吞并齐国的策略。次年，苏秦奉命第一次到齐国游说，进行反间活动，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公元前289年，苏秦第二次奉命到齐国，这次他得到了齐王的信任。在苏秦的几番怂恿下，齐王不顾秦国的提醒，和赵国、梁国共同攻打宋国。齐国和秦国的关系因此受到影响，矛盾激烈。公元前288年，苏秦奉齐王之命，以使臣的身份联合五国攻秦。苏秦这次南下具有双重使命，表面上是为齐王组织五国攻秦，暗中则为燕王做反齐的准备。直到公元前284年，苏秦的反间活动最终为齐王所察觉而惨遭车裂酷刑。苏秦在旅途中丰富了自身的见识，并能将学到的各种知识运用到政治斗争中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功名利禄。

张仪和苏秦一样，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学习纵横之术。学成后他先到楚国游说，却遭到权贵的蔑视，许多人都看不起他。后来在东周君的资助下去了秦国，被尊为客卿，公元前328年还被任命为秦相。为了巩固和魏国的关系，公元前322年张仪又去了魏国担任相职。这一职位相当于负责魏、秦两国外交联络的高级外交官，在任魏相期间，张仪企图让秦、魏、齐三国连横，但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没有成功，不过却促成了秦、魏两国的连横。公元前318年，张仪再次返秦复任秦相一职。第二次任秦相期间，张仪为打击楚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公元前310年，张仪为了免遭群臣杀害，请求离开秦国，最终去了魏国。

人们常把苏秦和张仪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上张仪比苏秦要早出仕近半个世纪。无论是苏秦还是张仪，他们在世之时推动了整个战国格局的走向。综观两人的一生，对秦统一华夏的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这些士人的文化之旅，无论是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还是涉及政治军事斗争的游说之旅，都是当时思想文化得到空前解放的反映。另一方面，士人的文化之旅也在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加速了历史进程。

2.古代邮驿系统就靠速度争取时间

在现代化的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除了日常用到的手机、电话之外，还有邮政快递等方式。其实，如今的邮政就是由古时候的邮驿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的邮驿源远流长，古时候的邮驿又是从早期的声光通信和专人送信演变而来的。

春秋战国以后，烽火台演变为绵延不断的长城，这是早期声光通信的一个质的飞跃。我国古代的邮驿在封建社会时就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通信形式，邮驿在封建社会曾肩负着传递情报和重要任务的使命，因而有“国之血脉”的美名。

春秋时期，传递信件的人很多，于是政府在干线道路上设置了馆、遽等处所，供南来北往的使者使用。车传是主要的通信工具，用车辆传送的邮递方式叫“传”，靠步行传递的邮递方式称为“邮”，由快马传递的邮寄则称作“驿”。其中还有专门为驿传修建的供其中途停靠休息的地方，称为“置”，中途停驻的各个站点称作“亭”。这些邮驿系统在当时主要为军事和政治服务，或是传递文书，或是接待使客及运送物资，一般直接受政府管理。

据史书记载，孔子曾经还做过一段时间邮传方面的小吏，他对邮驿的速度之快颇有感触，曾言“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句话的意思虽然是说德行广泛传播快于邮传，不过，孔子把邮传作为速度快的参照物，这足以说明他非常肯定邮驿的速度。虽然当时的邮驿远不如现代社会的邮政快捷，但作为中国众多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邮驿系统在中华文明的传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我国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前的邮亭遗址和古老驿站。许多关于古时邮驿的诗句、传说和神话故事都一一成了邮驿历史发展的见证。

两千多年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邮驿的发展。“北通燕蓟，南通楚吴，西抵关中，东达齐鲁”。这句话恰恰说明了春秋时期邮传发展的盛况。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战争不断，为了准确地传递军事情报，各国更加重视邮驿的发展。按照情报的紧急程度，邮驿方式有了三种更细致的分类，即递、驿、徒三种递送方式。其中用马车传递情报的方式是递，用马传递情报的方式是驿，信使徒步传递情报的方式是徒。当时只有重要的军事情报才用递或驿的方式来传送，而一般的情报则用徒的方式来传递，所以当时的私人信件肯定是用徒的方式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邮驿系统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成为当时邮驿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左传》中曾记载了郑国相国子产的故事，这是关于快马通信最早的记载了。不过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在春秋早期使用得还是比较少，直到春秋晚期才渐渐普及。一般情况下，还是“传车”和“驲”这两种传统的通信工具使用得比较多一些。“传车”就是前面提到的车传通信，“驲”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快车，通常只有有身份的人物有急事要办时才使用。

相传，有一次齐国的大臣晏子想要出走，齐王听了以后十分着急，于是立刻乘上“驲”去追赶晏子，最后在边境追上了晏子并把他请了回去。由此可见，当时“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邮驿通信事业在战国时期很繁荣，这一点从简书和符信的广泛使用就可以看出来。众所周知，东汉时期才发明了纸，而在此之前甲骨文也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战国时期逐渐兴起的简书。这种简书是由竹木制作的，上面常用来刻写书信或文章。战国时期的日常公文、奏折、国与国之间的通信、说客上书几乎一概使用简牍。

兵符在战国时期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通信信物，在邮驿发展中起着通行凭证的作用。符信在当时是一种通信的信物，往往既要有符又要有节。节是用来验证身份的，持有节的使者可以享受路途中专门的住宿伙食供给。符和节有些差异，是国家所规定的有效通行证件，多半是一种军事凭证。

关于符还有一个成语典故，那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战国末年，赵国邯郸被秦国重兵包围起来，于是赵国的平原君给魏国的信陵君写信，向他求救。信陵君为人仗义，曾多次请求他的兄长魏安釐王派遣兵将去解除赵国的危难，但魏王一直不同意。无奈之下，信陵君和魏王的宠妃如姬联手，盗出虎符，率领八万精兵解救了赵国。虎符是当时调兵遣将的重要信物，只有通信使者拿着虎符的一半去和将军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从这里可以看出虎符的重要性，若是没有虎符，士兵们是不会听从差遣的，他们往往只认虎符。

综观春秋战国时期的邮驿系统，就其功能而言，它完全是服务于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的。不像如今的邮政系统，各种各样的邮政公司都是大众化的，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为人们运送大大小小的包裹，邮寄重要文件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邮驿几乎不承担商业和社会职能，只有小部分达官贵人才利用邮驿为自己服务，范围也很有限。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后续的整个封建王朝的发展中，邮驿也始终未能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

总的来说，中国是最早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邮政体系的国家，其他西方国家随后的邮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3.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业

我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了独木舟，而造船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要数春秋战国时期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当时的冶铁工艺已有了初步的发展。随着铁制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其分工也更加明确。与此同时，木工技术也初具规模。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鲁班就是春秋时期一位有名的木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建筑工匠，鲁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造船业的领军人物，为传统造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各诸侯国争霸的分裂时期，为此战争也是当时航海事业和海船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历史文献上关于船舶的记载有很多。据史书记载，齐景公曾经乘船在海上游玩了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足以抵达朝鲜半岛了，而且国君出行一定是有大批护卫和随从护送的，由此可见当时的航海规模十分浩大。

此外，不仅国君有大型船队出海，民间海上活动的文献记载也有不少。春秋时期的邓析在《艺文类聚》中就记载了民间的海上活动场景，如“同舟涉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这是在说明海上的乘客在乘船时遇到了大风大浪的危险，他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共同克服困难。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所记载的舟究竟是客舟还是从事海上运输的货船，但由此可以知晓当时造船业的发展盛况。因为不仅国君有自己的船舶，在民间，舟船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工艺发展得很迅速。从用途上来看，既有民用的船只，又有军用的船舶；既有河湖船舶，也有航海船舶。

由于这一时期各类航区不同且在运输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就逐渐出现了各种不同形状和特点的船舶。其中民间有出行便捷、快速的轻舟、扁舟，也有适用于短途交通的舱船。《楚辞·九章》中的“乘龄船余上沅兮”，指的就是这种既有篷又有窗子的小型船只。和它相对应的就是艨艎，艨艎是一种大型的舰，又称王舟，它是专门供国君乘坐的，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此类王舟的建造十分坚固，而且美观华丽，这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造船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舟船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像是舟、舸、艇等。在商周之前只称作舟。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如此繁多的名称，这从侧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造船业的空前发展。

船舶在当时不仅仅用于人们日常出行游玩，那时的人们已经形成了用船舶来运输物资的意识。人们深知船舶在运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特别是粮食的运输，这是普通车辆运输远远无法企及的。比如春秋时期曾经出现“泛舟之役”的事件，那是秦国在黄河上用水航船赈济晋国粮食的记录，历史上常常把泛舟之役看作漕运之始。

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春秋时期，航运业可以说是各个诸侯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柱。各诸侯国为了在战争中占据优势，于是都纷纷铸造自己的舟船。长江流域的航运事业要比黄河流域更为发达一些，因为自古以来南方的水上交通就要比北方便利，而且江河湖泊众多。其中吴国、楚国和越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附近，其造船业自然占据一定优势地位，这使得这些国家的造船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升。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就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主要就是以舟战的方式。十几年的战争使得越国沦为吴国的附庸国。后来，越国又灭了吴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楚国和越国对立的局面。当时的舟战多在长江流域，但北方地区也是存在舟战的。

各诸侯国无一不重视发展壮大自己的水上武装力量，以此来确保本国航运的畅通，并且防御从水路而来的邻国的袭击。因此，当时的造船技术在线型设计上有了明显改善，主要表现为更加注重建造水上防御和攻击的战船。出于水战的需要，这一时期主要有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用于打仗的战船。另外还有楼船、突冒、桥船等不同用途的舟船。以吴国为例，吴国的战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大翼、中翼、小翼三种类型。其中吴国战船大翼长12丈，宽1丈6尺，这种规模的船大约可承载26名战士，50位舵手和3名船长；中翼长9丈6尺，宽1丈3尺；小翼长9丈，宽1丈2尺。

到了战国晚期，这三翼战船的长度、大小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三翼战船船身更加细长，而且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若是赶上顺风顺水而下，再加上这50个舵手高超的划行技术，那么船就会飞驰般前行。可以说，水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船的发展，同时也使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技术得到了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舟船受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以上提到的船只外，还有戈船等各种各样的战船类型。据记载，当时的船体具备一、二层甲板结构，甚至还有了初期的三、四层型制的楼船。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舟船无论是在交通运输上，还是用于军事战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舟船的用途广泛，而且类型也是多种多样，且制造规模庞大，制造技艺高超，航路畅通。这一时期是我国航运较发达的时代，为我国后世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走进七大养马区，看马匹对各国发展的影响

当提到春秋时期的孙阳，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但我们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而孙阳其实就是“伯乐相马”中的那个伯乐。孙阳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相马大师，对于各种马匹都很有研究。于是人们常常叫他伯乐，时间一长他的本名就被人淡忘了。因为传说中，人们把在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作伯乐，所以人间的那些精通鉴别马匹好坏的人，也就被叫作伯乐了。

孙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伯乐的人，伯乐这个称呼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只不过意义已经不仅指那些对马匹有研究的人了，而是引申为善于识别和爱惜人才的人。

伯乐相马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楚国。古时最主要的交通方式，除了步行以外，就是骑马和坐马车了。在当时，拥有一匹好马就相当于在现代有一辆名贵的跑车，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的楚王就想要得到一匹可以日行千里的好马，于是便令孙阳前往各地寻找好的骏马。孙阳接到如此重要的任命，自然要细细寻访好马了，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千里马并不常有。虽然当时燕赵一带盛产名马，可孙阳在那里还是没能找到中意的马匹。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阳在路上看到一匹拉着盐车的马，在陡坡上十分艰难地迈着步，累得气喘吁吁。孙阳看得心疼，便走到这匹马跟前。这匹马仿佛和孙阳心有灵犀似的，见到孙阳走来，它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吼叫，像是对孙阳倾诉着什么。孙阳也立刻辨认出这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他对马夫说：“你把它卖给我吧，你用它来拉车，它连普通的马都不如。但是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在马夫看来，这匹马实在是太普通了，吃得多却很瘦弱，拉车也没有气力。马夫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还沾沾自喜地以为孙阳是个大傻瓜。就这样，孙阳一路牵着千里马回到楚国。到达楚王宫时，孙阳拍了拍马对它说：“你很快就有新的好主人了！”楚王初见千里马时只觉得它瘦弱不堪，认为孙阳在捉弄他，于是生气地说道：“我信任你才让你去买马，可你买的马这么瘦，走路都困难，如何上战场呢？”孙阳解释道：“请大王相信我，这的确是匹千里马。它是因为长久没有得到精心喂养，又辛苦地拉车，所以身体受到损耗。只要精心调养几日，一定可以恢复的。”楚王听了，半信半疑地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几日后，果然不出孙阳所料，楚王驾着千里马，只觉两耳生风，不一会儿这匹马已跑出百里之外。此后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楚王对孙阳也更加信赖。

讲完了伯乐相马的故事，接下来一起看看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养马区。养马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对日后的养马地分布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当时的养马地区有中原产马区、西南产马区、西北产马区、塞北产马区、关东产马区和东南产马区。从这些分布地区可以看出其范围比较广阔，几乎各地区都设有养马区。这也体现了古时候马匹的重要性，无论是战场上作战还是日常出行都离不开马。

中原产马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人们对马的需求量自然是极大的，因而中原地区很注重饲养马匹，渐渐地就形成了产马区。中原地区古时也是齐国、魏国、赵国和韩国的聚居地。

西南产马区分布在巴蜀地区，中国云南马的起源就是这里。西南马有许多品种优良且较为名贵的良马，能够适应山区的环境，但是在战场上用于军事作战比不上北方的马匹。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率军攻占巴蜀，将此地据为己有。

西北产马区主要包括陕甘地区及其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处于秦国控制区域内。秦国的祖先曾经为周孝王养过马，所以这里有着悠久的养马史，善于饲养马驹。秦国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令其他各国心生畏惧，想来和秦国占据了重要的产马区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塞北产马区分布在如今的内蒙古、宁夏等西北部地区。这里有着广阔的大草原，自然也盛产良马。在春秋后期，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了游牧时期，形成了规模更大的马群。当时赵国的版图已延伸到山西、河北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赵国毗邻塞北产马区，经常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马匹。赵国治理下的代地位于西北高原地区，那里的人们大多不识礼文，喜爱骑射打猎，因而有学者把赵国的西北高原地区认作畜牧区。《战国策》中也有对赵国代地优良马匹的记录。赵国在经历了“胡服骑射”的变革后，大大增强了军事战斗力，这和良马众多一定也有很大关系。

关东产马区，也就是中国的东北地区。此时东胡渐渐兴起，成为新兴的骑马民族。与此同时，燕国势力也深入关东，控制着辽宁地区。从《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中的“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中也能看出燕国辽东地区有丰富的良马。

东南产马区在吴越地区。直到春秋晚期，吴国才在晋国的帮助下学会车战，吴国的养马历史也是从此时开始的。但是和其他地区相比，吴越地区从古至今都不是重要的产马区。

战国七雄都拥有自己的产马区，各国对战马的养殖也都十分重视。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各国在饲养马匹的实力上存在差距。其中，秦国、燕国和赵国由于地理位置的显著优势，除了自身拥有广阔的牧场外，还可以从相邻的游牧民族那里引进优良的马驹，因此他们在建立骑兵部队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此外，随着骑兵的出现，战争中对战马的消耗量进一步加大，造成了马匹养殖量的增加，也大大加速了养马业的发展，而战马的喂养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所以骑兵不仅带来了战略思想的变革，还促进了农业、养马业的发展。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匹作为交通工具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春秋战国以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将永远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