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你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穿衣风格很单调，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时候，一些人身佩玉饰，充满富贵感；同时可以聆听到动人的音乐，佩戴美丽的刺绣制品，欣赏精致的陶瓷制品。

1.给战乱增添了一抹色彩的春秋战国服饰

不论人们生活的时代如何变化，衣食住行这一系列的事物与人们的生活总是密切相关的。而“衣”作为衣食住行之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服饰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独有的魅力，呈现的是当代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潮流的走向。诚然，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和服饰风格。春秋战国时期，是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秩序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的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国家制度、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变革与进步。

在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执一词地阐述着自己的核心思想，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思想家们观点的激烈碰撞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到达了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巅峰时期。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流派在服饰文化这一方面也是观点不一：儒家强调真正的君子要内外兼修，使得自己的外在服饰与自己的内在修养达到一致的程度，也就是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道家则更赞同“被褐怀玉”的思想，他们觉得真正的君子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而不是外在的穿着与服饰，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值得被敬重的，即使是身穿粗布衣服。墨家则主张“节”，对于衣服，只要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用途即可，不必过分富贵华丽，可见墨家强调的是节俭。其他流派的思想就不一一阐述了，当时各家思想的碰撞是非常普遍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总体上来说是汉族传统服饰的一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具的大范围使用，原本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小国纷纷垦地缫丝，扩大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逐渐摆脱了周天子的“礼治”制度，由于自己的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制作衣服的材料也随之改变。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历史上服饰文化的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纹样造型在总体上来讲比较夸张，直线与曲线交融展现出服饰的魅力，但是在这之中，直线的使用是占了多数的，也正是这样才体现了这一时期严峻的服饰风格。服饰风格更注重生动形象，添加了展现自然美的元素，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灵活设计理念和当时人们思想的巨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就是深衣和胡服了。

深衣也叫绕襟袍。由于着衣者从上往下看衣身比较长，所以叫作深衣。深衣的服饰特点是上衣与下衣是连在一起的，在腰部缝合连接上衣和下衣，表达“尊祖承古”的含义。这样也能隐藏身体，展现出穿衣者雍容典雅的气质。

深衣的出现对后来的服饰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譬如现代的连衣裙就是由深衣这一服饰逐渐发展和变化而来的。深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它是贵族的常服，但是平民也可以当作礼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深衣的版式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深衣材质多是麻布，颜色也有黑白和其他深色之分，不一样的颜色也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深衣的束腰带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服饰的影响，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用皮革腰带的风俗。

胡服不是特指的一种服饰的名字，而是作为一种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地区服饰的总体称呼，属于一种泛指。胡服的特点是衣服窄而小，袖口、裤腿都比较小，衣服偏短，有长裤和裹腿。当然，这种服饰风格和胡人的生活习惯是密不可分的。胡人多擅长骑射，这样简练的衣着便于他们活动，如果换成中原地区的长衣阔袖，势必会影响他们的日常活动。

提到胡服，就不得不说到一位军事家赵武灵王。他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变了军队的作战方式。赵武灵王十分关注军队的战斗力，当时赵国的军队虽说是精兵良将的阵容，可是细心的赵武灵王却观察到，赵国军队中的士兵、将士们人人身穿大长袍，还穿着厚重的铠甲，所以给自己衣服扎结这一项事宜就够烦琐的了，更不用说行军或者是打仗时的不便之处了。赵武灵王看到了胡人服饰的精练之处，于是效仿了胡人的服饰。军队的服饰改变之后，将士们学骑射也更加便利了，不得不说，赵国军队的强大与这场军队内的服饰变革是密不可分的。服饰的变革竟然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也是不可小觑的。

首饰和配饰是服饰中增添亮色的重要部分，服饰上的装饰品变革也是服饰文化变革的一个方面。远古时期人们就懂得使用配饰，甚至可以说人们使用配饰的历史比服饰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由于技艺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配饰也是非常精美的。配饰不仅体现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审美观，其中更是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内涵。配饰当中玉佩和带钩的出现最多。带钩的材质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玉、金银、铜、铁、青铜等，而玉佩也是种类繁多，分为全佩和组佩等，镏金的情况也是多见的。

服饰是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中，服饰也处处体现着历史时代的背景和文化的内涵和深意。虽然不能说一件衣服就可以产生如此大的作用，但是服饰已经不再仅仅是体现人们审美的一件东西了，在它的背后传承着更加深重的内涵，这需要人们细细地去感受和品味。

2.春秋战国时期才貌双全的美男子

春秋战国时期名人众多，其中有很多人对我国的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有很多的政治家、文化家、外交家，而具有这些称号的多数是男子，其中不乏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先来说一说魏国的龙阳君、齐国的邹忌和楚国的宋玉。

龙阳君可谓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在政治方面也有着极高的天赋，经常代表魏国出使他国。龙阳君可以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身份，计谋家、武术家、外交家等，不一而足。

邹忌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是齐桓公田午的大臣，著名的政治家。后来在齐威王时期，他担任相国，主张改革政治，修订新的法律，选拔有用的人才。在奖励方面，更是赏罚分明，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后来的齐国才逐渐强大起来。

宋玉是战国晚期宋国的太子，投奔楚国之前是宋国的国君，人长得英俊无比。当时宋玉住在楚国的新宅时，被邻居家的女子爱慕并窥视了三年。宋玉年轻俊美，生于贵族，品位高雅，矜持又有修养，不仅如此，他还能言善辩。他的美貌流传千古，宋玉《招魂》中描述美女的眉形，这就可以当作宋玉眉形的参照。他的鼻形应当很挺拔，而且性格温和，因为如果他心思狠毒，就不会轻易被父王的党羽排挤。人们形容男子俊美的容貌都用“颜如宋玉，貌比潘安”，由此可见，宋玉的颜值是很高的。宋玉也是出了名的才子，一些著名的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都是出自他的手中。男子的潇洒和成熟都体现在了他的身上，宋玉以美貌及楚辞获得天下第一风流才子的称号。

提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美男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他就是魏昭王之弟安陵君。安陵君是战国时期一个小国安陵国的君主，安陵国属于魏国的封地，安陵君最得力的手下之一就是唐雎。安陵君在少年时俊美无比，到了青年时更是英俊潇洒，性格沉稳，在当时可以说是迷倒万千女子，其魅力简直不能用语言描述。当然，安陵君不仅长得好看，他还知人善用，才使弱小的安陵国免于灭亡。当他被秦王胁迫时，派唐雎出使秦国，成功说服了秦王。

接着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最能说的男人——张仪。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混乱，那时群雄四起，为了增强实力，各国相互联盟，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十分琐碎的事情大动干戈。打个十分有趣的比方，这个时期的大多数诸侯国就像一群调皮的小孩子似的，每天不折腾一下都不安心。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多诸侯国派出游说之士，张仪就是其中的一员。张仪为自己的妻子所嫌弃，但是他却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说服君主美貌的妃子替他求情，可以说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有趣的。虽然历史对他相貌的记载并不详细，但是也可以想象如此伶牙俐齿、八面玲珑的人，其长相也一定是超乎常人。

最后要说的是公孙子都。公孙子都是春秋时期郑国国都新郑人，新郑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公孙子都是郑国的宗族子弟，他的样貌英俊端庄，并且还有一身的好功夫，擅长射箭。郑庄公很器重他，甚至到了偏爱的地步。几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的美貌，甚至得到孟子的认可，所以《孟子》中写道：“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者也。”据记载，《诗经·国风·郑风·山有扶苏》中写道：“山有扶苏，隰（xí）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意思是说，一个女子本来要跟某个少年约会，可是她左等右等也等不到他，心上的美少年迟迟没有来，却见到了一个愚笨的傻瓜。

在这首诗里，“子都”成了美少年的代名词。这也从侧面说明公孙子都长得很英俊，甚至是郑国贵族女子们爱慕的男子。这样一位翩翩公子见证了郑国的发展壮大，想必在当时他应该会受到启发，成为一位积极上进的人。不过据史书记载，公孙子都在当时属于比较阴险的人物角色，在战场上用一些手段害死了郑国的武将，以至于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春秋战国时期的美男子可谓争奇斗艳。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对美男子的审美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而且史书上描述古代男性的容貌并不如描述美女那样细致入微，语言大多含蓄隽永，好似犹抱琵琶。

3.春秋战国时期被载入史册的女子

不论在什么时代，女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历过母系社会，还有男尊女卑，女性不断更换角色。当然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世事变迁，总有一些女子被史册记载，在民间流传着她们的事迹，为后人所熟知。

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哪些美貌的女子呢？想必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西施了，这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西施，原名施夷光，春秋末期的浙江诸暨一带人氏，又称西子，天生丽质，是家喻户晓的美人。我们也都知道好多有关于西施的成语，有“西子捧心”和“东施效颦”等。西施不仅是个大美人，而且她的行为更加受人尊重。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

还有一些美女不仅相貌出众，还在当时有过丰功伟绩而被后人传为佳话。

齐姜是齐桓公之宗女，晋文公的夫人，是位有胆有识的女子。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的成功虽然得力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各项条件的配合，但是他的夫人苦劝丈夫抛弃安乐，冒险犯难，也是晋文公称霸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晋文公夫人的远见和魄力深为后人所称道。

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公子申生的姐姐。晋献公将她嫁给了西方的霸主秦穆公，结成了千古传诵的“秦晋之好”。她与秦穆公的婚姻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有名的、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和亲。

最后介绍的这位才女就是许穆夫人，其为姬姓（直到汉朝为止，有很多女性都是没有名只有姓的，用某姬来表示其身份）。许穆夫人于公元前690年出生在卫国都城朝歌定昌，是卫昭伯与宣姜的女儿。由于长大后嫁给了许国的许穆公，所以称她为许穆夫人。一开始，许国的许穆公前来向她求亲，而齐国的齐桓公也向她求亲。卫国本来想要让她嫁到许国，许穆夫人觉得许国太弱小，不愿意嫁到那里，而是决定嫁到比较强盛的齐国，而且齐国距离卫国也比较近。只不过她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所以最后还是嫁给了许穆公。后来，翟人攻打卫国，很快就要占领卫国，许国国力太弱，没有能力施以援手，正是依靠齐国的帮助才使卫国恢复安全。许穆夫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回去救国，许穆公不愿意让她回去，本想阻挠她，但最后没有办法也只好放她回去。公元前659年，许穆夫人为了表达对齐国的感谢，也为了表示自己救国的决心，写了一首叫作《载驰》的诗歌来记录这件事。许穆夫人也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当然，历史上有正面人物就会有反面人物，在当时产生不好影响的女子有哪些呢？这就让人想到了一笑倾城的美女——褒姒，周幽王为了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自食亡国命运，使褒姒千百年来受尽唾骂。可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并不是她幕后指使的，为什么要指责她呢？当然，历史的真相恐怕难以完整还原，作为后人，也不便做过多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女性对权力有着莫名的欲望，比如晋献公的宠妃骊姬，她是山西人，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公元前672年，晋献公把她虏入晋国，让她当了自己的妃子。后来，她用离间计使晋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并设计杀死了太子申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骊姬倾晋”事件。

另一个贪慕权力的美女是郑袖，她是战国楚怀王的宠妃。郑袖拥有绝世美貌，而且非常聪慧。由于楚怀王也宠爱魏美人，郑袖便产生了嫉妒之心，向楚怀王说魏美人的坏话，让怀王割了魏美人的鼻子。据说郑袖还曾迷恋屈原，但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她便诬告屈原，让楚怀王疏远他，并把他发配到汉北，就这样，屈原后来一直郁郁不得志。不仅如此，郑袖还干预朝政，收受贿赂，把张仪放走，最终使楚国遭到灭顶之灾。

通过了解这些，可以发现女子在历朝历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4.崇尚玉饰，可不仅珍贵那么简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友好往来，会互相赠送贵重礼物，包括美锦、白璧、黄金、装饰华美的马车等，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尤其是名贵的玉器。人们非常崇尚玉器，玉器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各诸侯国为了争得一块宝玉，甚至连年征战，或者割地。正是因为玉器的地位如此重要，玉器饰品的加工工艺也有了更快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相玉有专家，治玉有专工”的一整套玉器饰品加工制作体系。

那么，为什么玉器价值这么大呢？使玉风行的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周代存在关于玉器的神秘理论，到了春秋时期，玉器又被赋予了更深刻的道德含义。《仪礼·聘礼》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对玉包含的精神所进行的探讨，其内容详细而精辟地表达了儒家用玉的道德观念。可以说，儒家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可以涵盖到玉器中，人臣君子都可以通过佩戴玉器来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操。

第二个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不安，周代的严苛礼制观念发生动摇。玉器价值贵重，本来只能由贵族佩戴，身份地位低的人是没有权利佩戴的。而到了动乱时期，一些身份较低的士庶也能够佩戴玉器了，到了后来，甚至连婢女、小妾、乐工等人都能够佩戴玉器而不受限制了。由此可见，玉器在当时受到各阶层的喜爱。

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这也刺激着玉器饰品的制作造型变得丰富多彩，样式活泼生动，工匠们不再按照商周时期的古拙造型制作玉器饰品，而是开发了更为自由灵活的雕刻技法，出产了曲线复杂、镂刻精美的雕刻玉饰。

玉佩还可以用来作为礼物相互交换，人们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以示情义。《诗经·国风·秦风·渭阳》描写了外甥送别舅父的情感，其中“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反映了人们对送佩玉以表达情感的方式的重视。除了送给亲朋好友，玉佩还能当作定情信物。《诗经·国风·卫风·木瓜》就是男女互相赠答的定情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其中琼琚、琼瑶、琼玖都是宝玉、玉石的类型，都是形容赠给女子的美玉。在这类定情诗中，只要男女互相爱慕，男子一般就会赠送给女子佩玉当作定情信物，可以说，这类诗歌是这类风俗的记录。

人们在佩戴玉饰时，一般采用组佩的形式。所谓组佩，就是把各种不同的玉饰按照一定规律，用不同颜色的丝绳穿在一起，佩在腰间。当时，诸侯、高官、士大夫在佩玉方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礼记·玉藻》中记述了各种佩玉的礼制。比如，君子没有缘故是不能把玉佩脱离身体的，对于君子来说，玉佩象征着他的德行。

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佩戴的玉佩是不同的：天子佩戴的玉佩是用玄色丝绳串联而成的白玉。所谓玄色，是指天青色，是一种比黑色稍微浅一些，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颜色，表达的是对上天的崇拜，白玉在所有颜色的玉佩中是档次最高的。公侯的地位较低，所以要佩戴由红色丝绳串联而成的青黑玉，青黑色是像山一样的颜色，因为在古代文化中，山自然要比天的地位低得多。大夫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纯丝绳串联而成的苍黑水色玉；世子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杂色丝绳串联而成的似玉美石；士人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赤黄色丝绳串联而成的一种称为“瓀玫”的似玉美石。

串联玉佩的部分叫“绶”，是用丝缕编成的绳带，也可以称为“组”。绶在服饰、房屋、车辆等方面运用得很广泛。人们所佩戴的玉饰，大多是使用组绶系上的。河南信阳楚墓曾出土彩绘木俑，木俑的腰间就佩戴着由组绶系在一起的一组玉佩，玉佩的上部露出了一截朱红色的组绶，呈现的是丝绒线扭在一起的样子。由于当时的人们经常在身边佩戴印玺，上面留有孔隙，可以用组绶穿起来，系上绳带，佩戴在腰间。可以说，这算是古代版的钥匙链了吧。

古代佩玉制度存在标准和既定的规格，但大概只限于在礼制上使用。当时战火四起，诸侯国众多，衣冠服饰的风格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习俗也不一样，因此衣饰也都保持自己的特色。照此来看，当时佩玉不可能有太过于正式的标准，可能是在一种大致规范中保持着各自的特征。正是因为如此，在组佩中几乎没有形式完全相同的佩饰。

当人们把用丝绳或丝带串联的一组玉佩挂在腰间时，只要一走路，玉佩相互碰击会发出清脆的响声，非常有节奏感，而且很好听。玉佩发出的声音是否有节奏，反映了人们的步伐节奏，如果玉佩发出的声音比较乱，说明走路的人没有掌握好节奏，走得有些着急，失了礼仪。由此可见，佩戴玉佩在当时除了装饰作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礼仪约束。因此，这种玉佩又被称为“节步”。一个人走路快慢不同，所佩戴的玉佩也是有所区分的。正所谓“改其步履之急徐长短，改其佩玉之贵贱”。当时地位越高的人，他们走路的步伐就要越慢越短。为了显示他们的高贵身份，他们的佩玉一般长度更长，做工更加复杂精致。到了后来，人们不再受到礼制约束，玉佩彻底成为高贵人士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5.春秋战国的音乐

当提到音乐时，首先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个扣人心弦的音符，还是跌宕起伏的音阶？现代人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音乐方面的娱乐比比皆是，音乐类型包括摇滚乐、古典乐、流行音乐等；乐器有小提琴、吉他、古筝、钢琴等；人们不仅能去KTV唱歌联欢，也能在手机上联网唱歌。作为一个现代人，想起这一点还真是挺幸福的，可以享受到各种美妙的音乐。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听到美妙的乐声吗？又会看到哪些乐器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秋战国时期，来探寻一下古代音乐的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内容正向满足娱乐的需求转变，各个学派对待音乐的看法也都各持己见，而这些音乐思想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墨家主张“非乐”，也就是说禁止音乐，反对从事音乐活动。墨家以简朴、勤俭节约而闻名。墨家的创始人墨翟认为音乐既浪费钱财，又不能解决人民的生存忧患。他认为，大钟、鸣鼓、琴瑟、笙竽的声音虽然能给人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不利于治理国家。农民和妇人听了音乐，肯定就无法专心从事农业劳动，也无法安心地纺织劳作了；士大夫听了音乐，一定会影响处理事务的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音乐，一定不能专心处理政务，判决案子。总之，墨翟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完全否认了音乐的有益之处。幸运的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然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音乐可以听了。

道家的音乐思想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关于音乐主要的思想是“大音希声”，是指最美的声音是没有声音。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对音乐的美持否定态度，其实正好相反，道家比其他任何学派都更重视音乐。大音希声强调的是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这是一种非认识性的审美规律。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的理论也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深刻影响。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所谓六艺是指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孔子认为，音乐可以启迪心智，帮助人们形成高尚的品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乐教”的主张，也就是在对人民的教育中渗透音乐教育。孔子的音乐思想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提出的教育不分等级的思想，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教育的局面，使更多的人可以接受音乐教育，接触到音乐。

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为系统、全面的。他在音乐教学中阐述和教授的是“雅颂之声”，这种音乐教育思想以道德为核心，丰富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在这些音乐思想的指导下，一些音乐和乐器应运而生了。

首先说古筝。一提到古筝，就能想到名曲《高山流水》。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个典故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高山流水》是一首著名的古筝曲，它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有“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秦青，还有悲歌击筑的高渐离等，而俞伯牙就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古琴大师。他的技法十分高超，而且他本人也志趣高雅。荀子曾评价他：“伯牙弹起古筝来，连马匹都不再吃饲料，仰起头静静地倾听他的音乐。”《高山流水》就是俞伯牙的代表作，它的著名不仅由于其乐曲好听，最主要的是其背后的故事。

有一次俞伯牙乘船外出游玩，中途突然下起了小雨，于是他就到江边躲雨。他在躲雨的时候看到雨水碰撞江面的美景，顿时产生了弹琴的冲动，于是索性就在岸边弹奏起来。这时樵夫钟子期走了过来，听到俞伯牙的动听乐曲，赞叹道：“你弹得真是太好了，就像巍峨挺拔的高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俞伯牙又不急不慢地弹了一曲，心中想着流水，钟子期又赞道：“真是妙极了，这琴声激**得就像从我面前流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俞伯牙大吃一惊，把古筝推到一旁，站起身，不停地施礼道歉：“我真是太失敬了！石头里藏着美玉，如果以貌取人，那不就辜负了天下的贤士吗？”俞伯牙主动提出，要和钟子期结为异姓兄弟，并约好第二年中秋时再到这个地方见面。到了第二年，俞伯牙按照约定，准时来到上次的那个地方，等了很久也见不到钟子期，后来才知道，钟子期早就在几个月前因病去世。俞伯牙悲痛欲绝，大哭一场，他来到钟子期的墓前，对着他的坟墓抚琴一首，以示吊唁。弹奏完悲伤的乐曲之后，俞伯牙心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知音，他还能向谁弹琴呢？于是，他用力一摔，把古筝摔得粉碎。这就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说完了古筝，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看钟鼓。《诗经·国风·周南·关雎》中就有关于演奏钟鼓的记载：“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意思是说：“美丽娴静的淑女啊，我要为你击打出欢快的钟鼓声，让你开心。”钟鼓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最盛行的音乐了，钟鼓分为钟和鼓。钟是指编钟，一种打击类乐器，音色非常优美，和谐动听。编钟兴起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阶段，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编钟是用青铜铸成的，由各种大小不同的扁圆钟组成。人们将这些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分别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当人们使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时，钟就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鼓也是一种打击类乐器，一般在圆筒形的鼓身一侧或两侧蒙上一层拉紧的膜，直接用手敲打就能发出声音，也可以选择使用鼓杵敲击出声。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一定有了些新的认识吧。这一时期各个学派不同的音乐思想以及这些乐器无一不让人们感到震撼！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到超乎人们的想象。

6.中国最古老的丝绸深加工技艺

刺绣是一种十分精美的服饰以及装饰工艺，究其根源，刺绣可以算作中国最古老的丝绸深加工技艺了，它源于远古时期的画缋工艺。所谓“画缋”，是指在织物或者服饰上用调合成的颜料或者染液描绘图案的工艺。通俗地说，画缋就是手绘的一种。

关于刺绣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3000多年前，人们就有了文身的习俗。文身就是在人的肌肤上刺出图案，这是十分痛苦的。后来，有一位国王不忍心自己的臣民再继续忍受文身之苦，就召集大臣们对此展开讨论。国王有一个孙女叫女红，非常擅长做针线活，国王在外面与大臣商议有关文身的事情时，正好被在房内缝衣的女红听到了。于是女红也对此事展开了思考，由于想得出了神，一不小心被针扎破了手，血滴在衣服上，化为一幅美丽的图案。看到此情此景，女红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将文身的图纹绣在衣服上。女红想出这个办法以后，说做就做，她就用五色彩丝，按照编辫子的方式绣出花纹图样，埋头做了十天十夜，终于做出了一件色彩缤纷的衣服。女红把制作好的衣服献给国王，国王打开一看，十分欣喜，立刻穿在身上，比文身不知好看多少倍。于是，国王便穿着这件衣服向大臣们宣布，人们不必再文身，可以用此方法制作衣服。从此，这种锦绣针刺的工艺在民间逐渐流传下来。

到了商周时期，画缋工艺渐渐由传统的彩绘发展成使用彩色丝线绣出花纹的轮廓，然后再手绘轮廓中的颜色。公元前5世纪，人们使用的彩色丝线颜色更加多样，这些彩线被用于制作衣服、枕头、被子、褥子等生活用品，并且为上层社会所推崇。这一时期的刺绣与黄金、美玉并列为豪华用品，不仅是各诸侯间相互馈赠的礼物，而且通过北方草原民族的传播，远销到欧洲大陆。有考古学家曾经在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发掘出来的公元前5世纪的古墓中就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刺绣品。所以，远销到欧洲大陆是确有其证的。该刺绣品为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宽度为43厘米，密度为每厘米40—50根，采用的是锁绣辫子股绣法。在刺绣图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若干个“亚”字样的轮廓，这一轮廓是由两弓相背组成的，作为穿枝花草。

这幅刺绣图中的翟鸟有很多只，形态各异，有的立在枝藤上，展现出一副鸣叫或者回顾的样子，有的则呈现出飞跃的动作。这幅出土于俄罗斯的刺绣图样，其纹样风格与出土于中国湖南长沙以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的战国刺绣风格是一致的。不仅在俄罗斯留有证据，在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的一处凯尔特时期的古墓中，人们也发现了中国刺绣的身影。这座墓穴的墓主人衣服上镶满了鲜艳的中国丝绸。

刚才提到了两处考古现场，其一是湖南长沙发掘出的战国古墓。该古墓发现于1958年，在当时，墓棺的四周都留有刺绣装裱，且东、南两面还非常完整。东面的刺绣图案为变体龙凤与蔓草纹，头部为龙凤，身体则为蔓草，布局也是弓字形。南面的刺绣图案则是鹤与鹿的变体与蔓草纹。

其二是198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发掘出的战国墓。尽管墓主人的地位并不太高，仅比士略高一些，但墓中出土的刺绣数量非常多，色彩十分绚丽，在当时前所未见，令人叹为观止，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的装饰艺术风格提供了不少的参考。

这些刺绣图案的纹样十分丰富，比如有龙、对凤、蔓草、凤鸟、花卉、虎、龙凤合体等。其纹样也非常精美。这些图案的象征意义十分美好：龙凤象征宫廷繁荣昌盛，也象征婚姻幸福；鹤与鹿则象征长寿，因为这两种动物与神仙长寿的神话传说有关；翟鸟象征后妃；猫头鹰象征胜利。在造型表现上，这些纹样绝不是完全复制自然界的图案，而是创造性加工，根据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造。比如，龙和凤本是世间不存在的事物，只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征，将其集于一身而创造出来的艺术造型，其完全彰显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战国时期的刺绣纹样仍以几何图形为布局依据，但不再像之前那样呆板，而是会在大格局之下做小幅度的灵活改变。纹样有时按照框架反复连续，有时却中转隔断，或左右、上下对称连续，或错开二分之一，进行移位连续。这些纹样组成了图案的框架，而花草藤蔓作为陪衬装饰，设置在框架上，既加强了框架的骨骼作用，也增加了整幅图案的条理美。

在刺绣图案中也有主题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形象有的与花草藤蔓共生为一体，有的与其他动物形象相互组成合体形象。这些刺绣图案结合了写实与变体，使之互相组合，将图案的变化与统一运用得炉火纯青。

虽然战国时期的刺绣色彩十分丰富，但并不过于炫目，而是保持着缤纷色彩的和谐统一。在一幅图案中，色彩的种类不会超过五种。图案的底色一般比较明亮，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暖色调，比如朱红、湘绿、古铜、淡橘、浅草绿等。一般来说，战国时期刺绣的花纹以深褐色为轮廓，以明黄色填充轮廓，最后再用白色或者与暖色调有对比效果的色彩做关键处的点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对色彩的运用开创了弱对比色与邻近色中的明度等次对比的成功范例。

在战国时期，诸侯贵族的妃嫔衣着十分鲜艳，不仅在生前如此，就连死后也要按照礼制规定，用刺绣装点棺材，使自己在死后能够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刺绣既然是绣出来的，那么其出产不仅需要涂色，也需要手艺人的耐心针绣。因为这些富有装饰性的刺绣要想绣出来，不花费长年累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此，手艺人不仅需要有熟练的技巧，还要具备十足的耐心、兴趣和艺术悟性，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7.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工艺

陶瓷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然现在经常把“陶”和“瓷”组合在一起来说，但其实陶和瓷是两种类型的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种陶器，包括彩绘陶、暗纹陶和几何印纹硬陶等。瓷器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远不如陶器，主要还是原始的青瓷。不过，此时的瓷器制造水平也的确比商代时期的原始瓷器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秦汉时期的早期青瓷器相差无几了。

战国时期的彩绘陶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种陶器，和原始时期的彩陶并不一样，所以在名字中添加了一个“绘”字，从而将其和彩陶区分开来。当然，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不单单是名称，在制作方法和顺序上也有所不同。制作彩陶时是先在陶胎上画画，然后再烧制；而彩绘陶则是先烧成陶坯之后再在上面画画。由于是后来画上去的，所以花纹不太牢固，十分容易脱落。

大部分彩绘陶都采用轮制，所谓轮制是指使用木制圆轮制作的陶器，也有的陶器是用模制的，用很低的温度烧制。彩绘陶属于泥质陶，有灰色和褐色两种类型。如果是灰胎，通常就用黑色的陶衣装饰，然后再在黑色陶衣上撒一层白粉加以彩绘，其中黑线和红彩用得较为普遍。若是褐胎，一般就刷上白粉，然后加以彩绘，花纹主要用红色。另外也有十分罕见的彩绘陶是用金银绘线的。

彩绘陶的造型各种各样，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战国时期所有的器皿，比如鼎、敦、豆、壶、碗、盘、杯、盒、罐、炉等。此外，彩绘陶的装饰纹样也很丰富，常见的有几何纹、云纹、花瓣纹、鸟兽纹等，其中又可以细分成更多样式的纹。彩绘陶的艺术之美恰恰体现在它丰富多彩的彩绘图案上。这些图案的色彩搭配和应用图案的规则都是有讲究的，非常值得人们吸收借鉴。

彩绘陶最初在中原地区得到发展，随后流传到长江以南，它的流行地区比暗纹陶要广泛得多。彩绘陶在当时的一种用途是作为陪葬用的。由于战国时期盛行厚葬，于是彩绘陶就变得十分盛行。

说完了彩绘陶，接下来说一下暗纹陶。暗纹陶的名字也是根据它的制作方法而来的。在陶坯未干前，用某种工具把它轻轻地压出各种花纹。由于是轻度的按压，所以仅在有光线时才能隐约看出它的纹样，因此将它称作暗纹陶，也叫砑花陶。

暗纹陶大多是用细泥制成的，胎质呈灰黑色，主要用来制作壶、鼎、豆、罐、盒、盆等，常见的装饰纹样有弦纹、锯齿纹、栉齿纹、山形纹、螺旋纹以及“S”纹。暗纹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时期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在中原地区颇为流行。据考古发现，暗纹陶在河南洛阳中州、河南郑州、山西侯马、山东临淄等地的战国墓中都曾出现过，且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区。

再来说说几何印纹硬陶。考古学家在浙江绍兴等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几何印纹陶窑址，由此大致可得出，几何印纹硬陶长期盛行在我国东南地区。由于这种硬陶在胎土中含氧化铝较高，需要高温烧制，所以常把它和原始的青瓷放在同一个窑里烧制。浙江所产的几何印纹陶的胎骨坚硬无比，颜色多为紫色或黑紫色。陶器上面装饰有米字纹、回纹、编织纹、粗布纹、筛网纹、田字纹等各种几何形花纹。出于审美考虑，有的还在其肩部划出细小的波浪纹，与其下部的粗布纹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更具有审美效果。

说完了陶器，接下来说一下瓷器。原始青瓷形成于商代，其实已经很接近青瓷了，只是它的制作工艺还不够成熟，所以就称它为早期青瓷。原始青瓷主要产于我国浙江省一带，在浙江省绍兴富盛已发现许多战国时期的窑址。原始青瓷的胎质密度大且细腻，呈灰白色。烧制青瓷需要很高的温度，这使得它的器形规正。春秋时期的瓷器纹饰也变得更丰富了，除了之前流行的水波纹、编织纹、水草纹、网格纹和变形云雷纹之外，还增加了假竖耳和“∽”形的装饰。不过到了战国时期，青瓷纹饰又开始变得由繁到简，可能是为了和人们的审美需求相匹配。这一时期瓷器的釉质较薄，且施釉不匀，有剥釉现象，釉色主要为青黄色，也有灰青、灰绿等色。在用途上与之前相比，增加了大量的碗、豆、杯、钵、罐、瓮和筩等日用品。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陶瓷也很不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塑和瓦当。陶塑又称为陶俑，是用来陪葬的明器，也就是冥器。商代时就已经出现了陶俑，在河南省安阳还曾发现为数不多的带有镣铐的男女陶俑。除了陶俑，战国时期的明器还有用木俑来代替的。陶俑不仅有人形的，也有各种动物类型的陶俑，比如郑州二里冈曾出土了两个战国时期的陶鸭，且陶鸭的足、尾、翼都是可以拆分的，制作十分精巧，再加上彩绘，使其更加生动形象。

瓦当则是用于建筑领域的一种陶制品。随着城市的扩大，战国时期的砖瓦制陶工艺也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瓦当是瓦的头端，既有实用性，又有美观性。在实用性方面，它可以在屋顶漏水时保护檐头；在美观方面，瓦当一般呈半圆形，上面用印模印有涡状纹、对鸟兽纹、树木纹、几何纹、星云纹、饕餮纹等装饰花纹。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官方经营的陶瓷，更有私家生产的陶器，可见陶瓷在当时已经呈现规模化的趋势了。官方经营的陶器上常会刻有“相邦”“守相”“左陶户”等字样，而私家生产的陶器上一般刻着“文牛陶”“陶午”“栗疾己”等人名。

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非凡。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陶瓷依旧是一件极具艺术性的工艺品，有很多陶瓷爱好者都在市场上购买自己喜欢的陶瓷工艺品收藏起来，以此展现个人品位与审美情趣。这些陶瓷工艺品即便再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也不会过时，因为它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