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带你去看春秋战国(1 / 1)

导语

春秋战国时期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地域有多广?城市发展得怎么样?怎样才能知道到底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当时如果经历变法改革,会遇到怎样的情景?接下来就回到春秋战国时期,一探究竟吧!

1.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与人口分布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历时五百余年。它又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是铁器普遍使用的时期,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重新定义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高度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各诸侯霸主争夺天下的混乱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当时的霸主。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各个诸侯国的领土和疆界以及统治者对自己国家的划分和管理都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行政区划究竟是怎样的呢?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行政区域的存在是为了使统治者能够更加有效、积极地掌管整个国家的局面,方便国家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事务。一般划分的依据可以是自然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宗教文化、民族,也可以是人口、军事等不同层次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中,行政区划存在的历史是悠久的,春秋初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县”这样的基本行政区划,一直延续至今,有两千余年。在原始社会时期,群居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行政区划存在,人们只要按照部落和姓氏进行日常的生产就可以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出现,行政区划也相应而生,逐渐被统治者用来管理和治理国家的各项事务。

春秋时期,在诸侯国内出现了郡、县、邑等行政区划的分类。此时燕、齐、鲁、吴、越、楚等诸侯国纷争不断,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分封制、世袭制的弊端,由贵族世袭来更新各自的人才和军队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国富民强,获得霸主的地位,需要的是更多的能人异士为国出谋划策,有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国家之内。于是,统治者为了在战乱中对自己已有的国土实现更好的管理,就纷纷任命一些官吏来管辖一定的区域,这样就产生了郡县。此时,郡县的官吏不是由旧时期的贵族子孙世袭,而是改为由君主直接任命,这样一来分封制的弊端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改变。

而到了战国时期,君主则将国家划分为郡、县、邑三种行政区划,不过这时的郡县制是郡县两级制度,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并不相同。

总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是郡县制,它始于春秋时期,盛于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于秦代。由于郡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都是由君主直接任免的,这样更加有利于君主集中管理整个国家,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政治局面的安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郡县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封制,打破了群雄割据的战乱局面,为现代行政区划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分布,据史料记载,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的人口不到三千万人,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数量应约为两千万人。其中人口较多的当属韩国、赵国、魏国和齐国了,这几国的人口数量几乎占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人口数量的一半。秦国气候恶劣,时常有黄河水患的威胁,估计人口不会超过三百万人。楚国人口数量和齐国相当,差不多是在五百万人,而燕国地处蛮夷疆界的地方,备受诸侯国和蛮夷的骚扰,实力不如其他各国,人口数量自然也没有其他诸侯国多。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征伐杀戮,国家人口数量的统计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对于国家其他方面的实力,比如说军队的人数和军队的战斗力,这些都是可以找到材料作为参考的。

秦国的军队可以说是很强的,在春秋时期,秦国多次打败实力雄厚的晋国,而在战国时期也曾打败魏国这个霸主。尽管在各个诸侯国中,秦国算不上实力最强的,可是最终秦国统一了天下。其次就是吴国,人口仅有楚国的一半,却将楚国打败了,又乘胜追击,将齐国打败了。楚国和晋国在当时都是军事实力很强的国家,越、赵、齐、魏、燕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诸侯国,处于混乱格局的它们,为了自保和繁荣昌盛都不得不发展各自的战斗力来争夺更多的领地和控制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传奇的岁月。在这样一个战乱纷争、国家林立的阶段,周天子失势,诸侯侵扰,礼崩乐坏;可是在这段时期,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样一场思想浪潮的翻涌,文化的激烈碰撞,怎能不值得人夸耀一番?

大动**、大变革、大发展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的精准概括,也是对这个时期的一种认知和体悟。不禁令人感叹豪杰的骁勇善战,感叹思想家们的进步思想,感叹社会制度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给人们的不仅是惊喜和意外,还有人生的体悟和思考,让人们敢于迎接挑战,敢于面对变化。

2.春秋战国,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给后世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各国都城大变动,数十或数百个都城并存,都城的数量和规模都不断扩大。各个都城在形态、功能上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都城,想尽办法采取迁都的方式。各诸候国都有自己迁都的原因,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寻找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弱小国受到强国威胁,为了躲避危险,保全自己而迁都,等等。

各诸侯国把都城放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因为这样可以为都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那么,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要想生存,必须要有水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大多会把都城选在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地。都城临河,这样水源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两河交汇之地一般多平原,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了粮食作为基础,都城才有强大的后盾。

《管子·乘马》中曾写道:“凡是营建都城,如果没有建立在山脚下,就应该建立在广袤的平原上,而且高低须适宜,在高处不能缺水,在低处不能出现排水困难的情况。在建造都城时,要充分依托客观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城市不一定非要方正规整,道路也不一定非要整齐笔直。”

迁都的过程是尝试寻找最佳发展区域的过程,许多著名的都城都是经过一系列迁徙而最终确立的,比如齐国的临淄、晋国的新田、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城、秦国的咸阳、吴国的吴城等。很多当时的诸侯国都历经两千年仍然存在,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也包含着都城选址与建造的合理性。

这些诸侯国迁都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寻找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利于其势力的发展和领土的扩张,这样迁都才能够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列举其中几个典型的诸侯国。比如,秦国在咸阳建立都城,目的是想要控制肥沃的平原,向东方发展,一步一步地实现其雄霸天下的宏图大业;魏国在大梁建都,尽管有避开秦国威胁的目的,但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控制平原;齐国的都城淄博,土地非常肥沃,适合农耕,渔业也比较发达,齐国选择这里建都,目的就在于控制财富;楚国的都城选择在郢城,主要是因为郢城处于长江中游地带,又紧挨江汉平原,物产丰饶。

各诸侯国无论是在处于盛世的时候迁都,还是在处于衰势的时候迁都,都会影响本国的命运,它在客观上也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融合。因为每一次迁都都必然带动人口和文化的大交流,于是便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和空间距离,文化认同感也逐渐增强。

随着都城转移,很多封国或者部族也随之转移,就这样在多次的迁移过程中被大国兼并,融合在华夏民族中。整个华夏民族就是这样不断吸收文化并创造文化,逐步形成汉民族共同体。

许多诸侯国的都城慢慢成为本国的一级城市,并与其他城邑一起发展,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城市发展体系。众多诸侯国的城市体系结合在一起发展,就构成了华夏族的城市发展体系。

各诸侯国的都城是本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还在城内设有市场,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这些都城也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比如,周王朝的都城洛邑交通发达,发展成为贯穿齐、秦、楚、赵的交通枢纽,是一个“往东可以与齐鲁做生意,往南可以和梁楚做生意”的大型商业都城。

据考古资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在形态上以方形为主,突出宫城的主体地位,宫殿建筑大多是高台,整体以中轴对称布局,用城垣作为屏障。这种布局较为规整,但是有的都城因为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而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这说明城市的规划不死板,以实用

为主。

在城郭布局上,以内城外郭或小城连着大郭最为普遍。不过,这一时期的城郭布局非常灵活,许多都城的城郭布局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而在老城区之外扩建形成的。

城郭制度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郭的出现是对等级制度的突破,也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郭具有两种职能,分别是军事防御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郭的规模日益扩大,其经济中心的作用就越发明显。这样一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与作为经济中心的郭相结合,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开始转变为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布局初步奠定了未来的都城分布格局。夏、商两代都城沿黄河中下游两岸发展,周代都城沿渭河—黄河一线发展,空间上构成都城发展的东西两极格局。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除了呈东西轴线发展之外,也呈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的态势。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高峰,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体现,对后世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城市的规划布局以及功能奠定了基础。

3.春秋和战国,紧紧相连却又各不相同

春秋战国常常被人们误会成同一个时代,那么如何区分这两个时代呢?下面就为大家详细地列举两个时代的不同。

首先,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周平王迁都洛阳是东周开始的标志。东周又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分别是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至公元前476年,这一名称来自《春秋》这部著作,也就是《春秋经》,它是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鲁国史书,相传由孔子修订而成。战国时期则是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的得名就容易理解,因为在这一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期。

我们一般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三家分晋发生在春秋末年,当时主政晋国的霸主晋文公分设六卿掌管军事大权,到了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权力日益壮大,矛盾加深。先是韩、赵、魏、智四卿联手将范、中行氏赶走。公元前455年,智氏在韩、赵、魏的打击下也灭亡了,韩、赵、魏毫不客气地瓜分了晋国。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向周天子要求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当时三家掌握着军事大权,实力强大,周天子已是无可奈何,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之后三家成为中原大国,加上其他四个大国秦、楚、齐、燕,并称为“战国七雄”。

三家分晋之后,齐国国内也发生了政变,这便是发生在战国初期的田氏代齐事件。齐国是东部的大国,为姜太公后代的封地。公元前672年,当时齐国的霸主齐桓公从陈国招收了公子陈完,意欲让陈完负责齐国的建筑工程,让他以“田”作为自己的姓氏。从此,陈完便在这里扎根,到了公元前489年,田氏第五代田乞官位到大夫,发动政变,使用心狠手辣之计迫害了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扶持齐悼公作为新一代的国君,田乞的官位也一跃成为齐相,将朝政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到了田和这一代,他干脆把当时的国君齐康公赶到齐国的海边,自己做了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86年,田和成为周天子的诸侯,仍继续使用齐的国号。

接着再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区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不同。春秋时期,周朝君王的势力不断削弱,诸侯势力日益壮大,矛盾激化,开始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春秋战国的战争都是诸侯为了争夺土地、人民,支配其他的诸侯国,但两个时代的战争性质并不相同。春秋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争霸战争,而战国属于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

政治上,春秋时期的政治矛盾在于各诸侯国争霸,井田制开始瓦解,私田制取而代之,所以各诸侯国为了增强国力,争做霸主,便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调整税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就是征税的多少取决于你自家拥有多少土地且质量如何;也有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就是公平公正地按亩收税。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在经济、军事方面,尤其是在赋税制度上,其性质属于维护奴隶主统治、富国强民的政策改革。战国时期的政治矛盾在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壮大,法家思想的形成。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确立封建制,建立地主阶级统治,便立法废除井田制和封建贵族的特权,不再实行分封制,改为推行郡县制。这一时期的变法涉及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历史上著名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均包含这些方面。到了战国时期,周朝的礼乐制、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等基本上已经土崩瓦解,而战国变法的性质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改革。

经济上,井田制下的春秋时期多以集体生产为主,铁犁牛耕刚开始出现;而到了战国时,井田制逐渐衰弱,最终确立了私田制,铁犁牛耕也普遍推广使用,家庭式农业兴起,封建小农经济得到发展。水利方面,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在淮水修建芍陂;战国时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成都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手工业渐渐与农业分离,手工分工更加明确细致,手工技术也得到巨大进步,特别是在冶铸业、漆工艺、煮盐业、酿酒业等方面有很大的技术突破。商业也日益发达起来,在中原地区的市场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同时出现了铜币类的货币。在春秋时期,人们更加崇尚金银珠宝,到了战国时,人们将拥有更多的金属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此时城市也繁华起来,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等,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春秋时各诸侯国单纯地控制属于自己的城邑及其附近地区,城邑之间有大量荒漠地,诸侯国只有“点”的片面概念;到了战国时期,大片的荒漠地得到人为开发,城邑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诸侯国之间实现从“点”到“面”的进步。

文化上,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激**,出现大批名儒,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其学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利益;还有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主张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相对于春秋时期,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场面更为盛大,对政治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各诸侯国为了吞并其余各国,统一天下,纷纷采用各种政策吸引人才,如魏国的西河之学和齐国的稷下学宫。教育上,春秋时期主要以官学为主,“学在官府”,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学子;而春秋末期孔子带来了私学的思潮,到战国时期私学已经取代了官学成为教育学的主流,教育的对象与阶层范围更为

广泛。

春秋诸侯争霸与战国兼并战争是这两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局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社会大变革下导致的“百家争鸣”局面也促进了我国思想文化的繁荣,为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商鞅变法”到底是怎样的?

《周易·系辞下》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的意思大体是说,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就要发生变化,这样才会通达,使得事物能够继续发展而不受到阻碍。也就是说,在面临一些不能跨越的鸿沟时,就要变通,进行革命和改革,来维持事物的发展进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实践中人们也常常是这么做的。变通是历史的馈赠,给予每个人一个新的思路和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不例外,这样的变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确立的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高度转变,敢于推翻历时一千多年的奴隶制。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变革的思想以及变革的实践存在,社会和历史才能逐步发展得更加“人性”和“科学”。说到变革,在这段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场变革就是商鞅变法。

秦孝公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君主,他十分迫切地希望秦国能够繁荣昌盛,在七雄当中独具优势。一次偶然的机会,秦孝公认识了商鞅这个人才,求才若渴的他便将其重用。当然,商鞅变法不是一蹴而就的,商鞅在整个变法进程中一步步不断地探索寻找着一些合适的方式方法来推进秦国的改革。

起先,秦孝公为了强兵富国,打算在秦国进行变法。但是为了排除一些人的阻挠,秦孝公决定在国内召集臣子议论这件事,让商鞅和那些不同意变法的臣子们争论变法的利弊,这为之后的变法顺利进行打好了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商鞅舌战群儒这件事。有了舌战群儒这件事作为导火索,变法之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商鞅变法的条例具体实施之前,商鞅唯恐百姓们不相信自己,于是进行了一场立木为信的活动。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且许下承诺:“谁能够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话,就可以得到十两黄金。”起初人们都很诧异,没有人行动,大家不相信商鞅所说的。但是,商鞅将赏金增加到五十两之后,有人开始跃跃欲试。果然,在有一个人把这根三丈长的木头搬到北门后,商鞅立即下令赏给这个人五十两黄金。众人惊讶不已,这件事情也在百姓之中口口相传。与此同时,商鞅在百姓当中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举为之后变法的实施做了不小的铺垫。

商鞅变法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点。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在奴隶制度下,人们普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所谓的“一代为官,代代为官”的制度,贵族和百姓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一制度的弊端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贵族们安于现状,逐渐形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和不思进取的现象;另一方面,百姓即使有才能、有抱负也无处施展,只能甘于“命运不公”。而商鞅变法的这一内容极大地触动了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自然引起了贵族们的一致反对,但是这一制度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它使得优秀的社会精英能够有机会进入秦国的大臣之列,能够为国出谋划策,使得秦国的思想活跃了起来,政权也更加稳固。

二是建立军功爵制。军功爵制的实施是世袭制的进一步瓦解,在军功爵制的实施下,旧贵族的爵位世袭的形式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军功的贵族子孙地位必然要下降;另一方面,普通的百姓如果建立军功的话就可以升爵。这一制度的实施使秦国的军队质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强兵的一个极好策略。秦国的普通百姓纷纷当兵入伍,一时间秦国的军队力量得到了有效补充。

三是实行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将五家称作一伍,十家称作一什。在这十个大家庭当中,每家每户之间都是有着无限连带责任的,当其中一家人犯法的时候,其余的家族都要同罪论处,而摆脱连坐的办法就是告奸。商鞅实施这项变法,将全国的百姓编织成了一个个的网络,便于中央的集权管理。可见这项变法的实施,有利于社会整体风气的整顿,是强国的一大谋略。

另外,在经济方面,商鞅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变革措施。

一是废除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之前生产力发展得不充分的结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之前了,百姓已感受到可耕种土地的局限。也就是说,此时人们的生产已经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所局限,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于是商鞅在变法中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的私有,准许土地买卖。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使得百姓能够充分地投入社会生产之中,国家的赋税也有了充分的保障。

二是奖励耕织。变法规定,不当兵的男子如果耕地产的粮食多,妇女如果织的布匹多,同样可以受到奖赏或者晋升爵位。而且商鞅在变法中规定了强制分家的政策。一家当中只要有两个及以上的成年男性,那么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强制增加赋税。分家使得家庭户增多,而国家是按户征税的,这样一来,国家的征税得到了保障,也会因此富裕起来。

商鞅变法既涉及政治制度,也涉及经济制度,他的变法必然会触动那些世袭贵族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和抵抗。因此,商鞅经过立木为信等一系列活动循序渐进地进行变法,使得变法水到渠成。

商鞅通过变法使得秦国繁荣昌盛,为后来秦始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员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政治上旧制度和统治思想的崩塌,在诸侯争霸天下的局面里,新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由此也产生了这个时期的选官制度。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四种选官制度。

第一是军功爵制。这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选举官员的制度。魏国最先变法,倡导推翻以前以“亲、故”作为奖赏的标准,而重新提出了“察能而授官”“食有劳而禄有功”的观点和想法。军功爵制动摇了奴隶制时期世袭制的选官制度的根基。

魏国变法以后,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变法,其中尤以商鞅变法最为有名。商鞅实行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意思是说,只要是有军功的人,不论这个人的出身、阶层是怎样的,都会受到奖赏或提拔为官员;另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意思是说,贵族没有获得军功的就不能获得爵位、享受特权。

在军功爵制的影响下,世袭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创,王权贵族的子孙后代不可能再仅仅通过“血缘之亲”而轻而易举地得到相应的官爵和地位,没有军功的贵族后代的身份也只是与普通百姓一样。可见,军功爵制是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当然,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在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下,统治者们都希望能够有贤才能士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为自己上阵杀敌、出谋划策。

军功爵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激励那些贤才能士展露自己的才能,也让整个社会都处于积极的氛围中,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于国家强兵富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以才论功、以能行赏的想法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

第二是荐举制。军功爵制还只局限于武将,而在选举文官方面主要产生了荐举制,它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种选官制度。荐举制是指推荐选举有才能的人,授予其相应的官职,和军功爵制一样,都极大地冲击了世袭制的根基。荐举制也叫察举制,荐举的依据就是被荐举人的德、才等方面,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被推荐,这显然与之前的“世袭制”是格格不入的。根据形式不同,荐举可以划分为内举、外举和自荐。所谓的外举就是一个团体内的人向统治者推举有才能的人并授予其官职,外举就是团体以外的人向统治者推举贤才;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就是所谓的毛遂自荐。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形式,官员或者其他人根据统治阶层的诏令,通过考察来向统治阶层选举出有才能的人并推荐。选举的主要内容包括贤良方正、孝廉、太学博士弟子以及特举特科等。

荐举制的出现可谓是利弊参半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世袭制的腐朽根基,打开了选官制度迈向新征程的大门;另一方面,它的弊端也随着逐步实行而渐渐显露出来:选拔官员的过程中会出现弄虚作假、勾结党羽、徇私舞弊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荐举制失去了它的效力和独具的优势。

第三是养士制。除了自下而上的荐举制以外,当时还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养士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动**的社会局面,统治者对于贤才能士的渴望是无法言说的,而养士制就是统治者们通过养士的方式召集一大批贤人在自己周围,为自己出谋划策,帮助自己争夺地盘,称霸天下。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更盛。养士最多的是所谓战国“四君子”,也就是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仅孟尝君门下就有三千人。这些养士们有的是招募的,有的是自荐的,有的是被别人推荐的。他们中有的是智勇双全的人,而有的是鸡鸣狗盗之人,但也不乏有一些才能超群的人,为统治者积极出谋划策,宣扬统治者的思想,游说四方。这些人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官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一定担任某种官职或领取俸禄,可是他们的身份得到了当时社会和他人在认知程度上的一致认可。可以说,养士们更像是统治者的“智囊团”,有了“智囊团”,国家的发展和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进展更快。

战国时期的养士对权贵有很高的期望值,不但要求他们能满足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还要求他们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而且,养士们是不分贵贱的,就是说他们受尊重的程度完全由他们的才能来决定,不管身份是尊是卑。权贵者更要做到充满仁义,礼贤下士,不能因为自己的尊贵身份就看不起养士。

第四是游说自荐制。很多有才华的人为了进入仕途,或者是为了宏图大志,或者是为了心中理想,往往自己寻求上升途径,他们会在各国之间奔走,寻找机会。他们有的直接给当地的国君上书,有的进行游说,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在获得国君的信任后就能获得重要职位,由文人学士晋升为高官。游说自荐制也对奴隶制社会世袭特权产生了冲击,使越来越多的能人志士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也得到空前提高。然而,这种选官制度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极具偶然性,国君往往为某位能人志士的一句话所打动,就封他一官半职,所以国君的感性也为国家的秩序埋下了不稳定的

祸根。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种选官制度各有各的特征和背景,并且都各有利弊。选官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是思想的进步和跳跃,更不必多说实行这些制度给统治者带来的巨大影响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官员选举制度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