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城里当学徒，自学成才。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感兴趣，后在《益世报》副刊发表《新新年致旧新年书》。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1929年进入《大公报》任编辑，1935年任该报主任，1941年任该报总编辑，1949年任该报社长。建国后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王芸生少年时在一小布店当学徒。晚上伺候老板睡觉后，他就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内放用蜡烛头制成的小烛，点燃读书。

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

1935年王芸生一跃成为著名的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人之下，排在第三位。

王芸生为《大公报》写社论都是晚上所赶。写了一张稿纸就拿去排字，再写了一张又拿去排字。等到他的社论写好了，前几张小样就出来了。等到前几张小样看好了，最后一页小样也就出来了。

王芸生主持《大公报》时经常发表言辞尖锐的政论，引起一些人谩骂。王毫不在乎地对旁人说：“他们左面也要打倒我，右面也要打倒我。其实我本来就是倒的，又何必怕打?”

王芸生在1946年曾著文《论曾国藩》，说曾打败太平军，在海禁大开之时稳固了传统的顽固和迷信，至少使中国现代化延迟了五十年。此观点对是错？支持者并不多。

王芸生主持《大公报》时，每逢有新记者来社工作，总要大谈一番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记者。他说，作为一名记者，学识其次，人格第一。因为新闻记者的一言一行，对社会有极大影响。

王芸生曾说过：“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一个能恪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地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此外王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称号。否则的话，他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49年后王芸生曾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某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