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1986），浙江绍兴上虞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之“全才”。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又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首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胡愈之10岁时就和兄弟编辑《家庭》杂志，自写、自画、自订，坚持了三四年，出版了约五十册。

胡愈之第一次为《生活》周刊撰文《一年来的国际》，是主编邹韬奋与他谈了3小时后，邹向他约的稿。

巴黎留学期间胡愈之不断为《东方杂志》投寄国际新闻评论稿，共撰文21篇，字数达十七万多字，平均一年写了近六万字，一个月约五千字。

1920年秋，胡愈之和胡仲持兄弟在上海自筹经费，办起一张四开报纸《上虞声》，印数近二千份。

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当实习生时，开始试着翻译一些小文章。被采用的第一篇译文是关于英法打算开凿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报道；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利息表》。

在茅盾印象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的胡愈之“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拿着什么外国书报，低头急走，不大跟人打招呼”。“这时愈之兄虽然在理化部，却与‘理化’不生关系，他是帮忙《东方杂志》编辑工作的。”“这一个时期，愈之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并介绍欧美杂志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文学。后来他对于文学似乎特别有兴趣了，我们由相识而相熟，也是以‘文学’为媒介。”只不过从1923年开始胡又疏远了文艺界，不再热心于评介国外文艺动态，也几乎再没有评论国内文艺问题。他厌倦了文艺界的派别斗争，而将兴趣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个人命运与大时局之间的关联变得更鲜明而直接。

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的故事》，是1936年胡愈之在经法国坐船回香港途中，由苏联伊林所著同名少年读物法文版译出。

胡愈之最初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他说：“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我的知识就是靠自学得到增长。”

20世纪40年代胡愈之流亡印尼苏门答腊期间，写了一本《印尼语言研究》和一部中篇童话《少年航空兵》。童话中的通讯兵“万里长”乃以著名记者范长江为模式。

胡愈之精通印尼语，曾编《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和《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胡说，在苏门答腊避难时，“我只有找我遇到的印尼人做老师，马来村庄的彭古鲁村长、溪边冲凉的马来娃娃、砍伐森林的苦力工、船夫、车夫、路旁的小贩、洗衣服的马来婆子等，都是我学印尼语的义务老师”。

胡愈之珍爱文摘类刊物。他曾亲自设计一种资料柜，将剪报资料分类插放以便于查阅。他要求资料室工作人员对资料实行科学化管理，做到“不论什么资料，任何人放进去，大家都能够拿得出来”。他要求大家重视报刊上的更正，把它们同原资料贴在一起。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编译所，也烧毁了胡愈之家。他因病住进租界医院，后来又转移到家乡上虞，病愈返回上海已是5月间，商务暂时停业。8月间商务复业，胡重新主编《东方杂志》。1933年被迫离开，加入哈瓦斯通讯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各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撤去武汉或香港，原出版之许多抗日救亡刊物被迫停刊。但胡没有走，“我们留在上海的人一起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报道抗战，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

上海“孤岛”时期的胡愈之，显现出作为出版家的非凡天赋。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这是首位西方记者突破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的第一手材料。胡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国人。虽然书店与出版社都搬到了重庆，不过印刷厂搬不走，还在上海。胡立刻邀人一起开始翻译。他在回忆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张宗麟当经理。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聚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方法，定价1元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全书12章30万字，胡只花了二十多天就翻译并出版了此书。为减少被当局查禁的危险，胡将此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胡愈之接下来完成的就是出版《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大量文稿，经过许广平初步收集和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回忆，“我们决定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不过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20本《西行漫记》，就得卖20元一本。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20元买一部书的人会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价格降下来，8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每部售价100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

胡愈之组织了上百位学者、文人和工友一道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当中。为争取扩大发行，改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名义，蔡元培也亲自题字。因蔡在国民党内声望很高，当局就不能对这部书怎么样了。印好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的时候，胡也很忐忑，心里没有底。“当时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鲁迅全集》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我推销。很快经我手就推销出去一百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10部。”通过这个途径，胡和同伴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出版资金。各地书款汇到上海，马上买纸开印，从2月到6月，仅4个月就把一套六百余万字、多达20卷的全集送到读者手中。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胡愈之作为新闻报人的才华，从1940年底开始有了新的舞台。他被党组织选定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前往南洋办报，投身于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辗转到达新加坡，从1941年元旦开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形势危急，胡和同伴们被迫离开，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线上》大背景。到1945年抗战胜利，胡返回新加坡，在上海书局老板帮助下，开了一家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作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风下》上署名主编沙平，就是胡。虽然在新加坡历经艰险与动**，但胡却一再证明了他作为报人的才华。不仅如此，他还在南洋收获了爱情，与沈兹九组成家庭，相濡以沫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