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1890—1935），江苏东台人。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20世纪30年代著名新闻记者。早年在一些报社任编辑至总编，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时任会长，1925年后在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病逝但死因成谜，疑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暗害。其著作《中国报学史》最早论述中国新闻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泛新闻学论，开创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成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次确立了报学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

戈公振的书斋里堆满了各种报纸，四壁也贴满了各种报纸。戈作书细如蝇蚁，尺素之纸可作几千字。

戈公振以其所著《中国报学史》而出名。在临死前，他仍以该书未能修改成白话文为遗憾。

戈公振对时任上海《商报》记者陈布雷说，报纸的评论“颇如吾人颜面之有眉”。陈强调道：“评论岂止是眉，应该是报纸之目，如为人画像，若双目有光，则全神皆振。”

在编辑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种“大编辑观念”，认为报纸编辑不仅要考虑到新闻的编排，而且还要考虑到新闻、评论、广告的编排达成和谐一致，同时还应该在新闻、评论和广告的编辑中体现出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将此三者统一起来进行考虑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于报纸的浓厚兴趣。对此，戈借美国名记者韦廉之的话说：“新闻、评论及广告各栏，务求能引起阅者最浓厚之兴味。愿我国报业其注意之。”戈正是立足于这种办报思想，对新闻、评论、图画、广告等的编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戈公振看来，报纸根本要素在于新闻。他提出：“故报纸之原质，真可谓为新闻。”又说“报纸以报告新闻为原则”。因此他对于新闻的编辑尤为重视。为掌握当时报界新闻编辑现状，戈分别选择京、津、沪、穗、汉5个城市的报纸，在进行新闻篇幅和内容的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苟以充篇幅而已。叙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后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见二三处，无系统，无组织，浮词满纸，不得要领。”在他看来，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访员不研究记事之法，以抄录为范围”；二是编辑不负责，“不为读者着想，以省事为要诀”。对此他感叹道：“报纸材料少，固不足以餍读者之望；有材料而不善编辑，直如衣锦夜行，在报馆尤为极大之损失。”

1932年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我国东北和上海调查日本侵华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调查团去东北，冒死深入沈阳北大营，了解日军情况，向国民昭告，发回大量通讯和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后，产生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