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近现代新闻家、政论家。1901年父亲病逝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于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任《民立报》记者。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任《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任《大众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身份能赢得方方面面认可，实在是其独到之处。

张季鸾青年时因过早白头，大家便叫他“小白”。他即用“小白”作笔名，自励头发已经白了，需趁早努力。

张季鸾健谈，会客至深夜成为癖好。他常在送客后便提笔疾书，用谈话内容组织文章；写了一部分便先送工厂检排，下篇写完，前篇已检排完毕；然后边校边改，分成段落，一气呵成。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因留心时事，最爱剪报，分门别类，积聚丰富。回国时满载而归，人称“剪报大王”。

张季鸾著文十分严谨，但他认为自己的文章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给后人看。因此他从不留底稿，更反对将自己文章结集。他说，他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张季鸾从辛亥时期主持《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至抗战中期三十年间，写了三千余篇社论。张撰写社论从不署名，也不留底稿，不收集保存，而同期报人多仿效他的笔调。他死后，胡政之编《季鸾文存》，惜选文乏力。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其笔锋又是很犀利的。如他曾撰写过3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社评，曾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是1927年12月2日《蒋介石之人生观》，针对蒋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说法，以犀利尖锐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其社评责问，以蒋氏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之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政治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唯因如此，蒋亦敬重他这一气度，在张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私人关系。但是，正因其与蒋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青睐。蒋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说，他在延安时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