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892年殿试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904年组建光复会并任会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0年至1930年兼任中法大学校长。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1928年至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1933年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兼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

蔡元培早年写《儿歌》诗：“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今日若非勤准备，他年落后憾无穷。”

蔡元培在香港时爱读王阳明、陆放翁集，常听萧瑜译述讲解法国哲学家居友著作。蔡在九龙时，附近多旅居苏浙人士。蔡对来者不拒，常为其子女取名，所取皆吉利。人称蔡“有求必应”，凡是著书请他作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的。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部属见其开销大，另加200元。蔡发现后立即退还，并告之要按规定办事。

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校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向他行礼；他也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向大家鞠了一躬，打破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

蔡元培在北大聘请教师兼容并包，但没请林纾执教。据推测，是因为林的学问、见解已赶不上时代。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常去北京东城听张克城讲佛学。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以“学问未必都好”为由，将几个水平很低的外国教员辞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他面议无效，气愤地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听了一笑置之。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聘请教授不问政治观点，只看真实学问。他请守旧派的刘申叔教中古文学史、辜鸿铭教英国文学；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同时请崔适、陈汉章任课，让他们各抒己见，由学生听了相反观点后，自己选择。

有一次蔡元培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他们：“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天安门搭棚开庆祝大会，蔡元培要求用3天时间给北京大学师生作群众演讲。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悄然去了天津；并留有一纸“启事”称：“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愿小休矣。”

蔡元培为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每天清晨必从南洋公学步行四五里赶去马家，有时5点钟就敲门了，把马从梦中叫醒。

蔡元培在一次教育会议上说，姓氏上用父的姓不公道，用母的姓也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可“用符号来代替”。

蔡元培在书房中悬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着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几个字。

1935年7月蔡元培在上海发布“三不启事”：不兼职、不写作、不介绍职业。他坚决辞去在文教机构兼任的23个职务，完全停手写作及介绍职业。实则，他在发布“三不启事”前几年便已辞去大学校长、监察院长和司法部长，并不愿任教育部长，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而在早年他也有一个“三不原则”：不做官、不纳妾、不打麻将。

蔡元培续娶黄仲玉，结婚礼堂别开生面，正中之红幛乃缀以“孔子”两字。洞房花烛夜不许闹房，改洞房为会场，大作学术报告。

蔡元培主持爱国女校时，教科书里常渗透革命内容，如历史科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等，理化科则注重炸弹制造等。

蔡元培对读经有独到看法，他认为“为大学国文系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学生讲一点《书经》和《春秋》；为哲学系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周易》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但是，“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经也是有害的。”

五四运动时期蒲薛凤就读于清华，编集《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他将花蕊夫人《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列为首篇；末篇用高适《九曲词》（“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蔡元培大加赞赏，在作序后另附长笺说：“所选百首，除压尾一绝外均属上乘。细加推测，当有用意。”

蔡元培为其亲戚谋事，无不尽力而办。他的推荐书有两处不写：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

蔡元培称赞其1927—1928年任大学院院长时杨杏佛的相助。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明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金钱，以他之长补我之短一样。”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解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用古文证明中国早已有之。所谓“自由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博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对邹容《革命军》一书，蔡元培认为，其中“杀满人”一节过于偏激。蔡说，满、汉早已混合，“所以可为满人标志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只要放权，就没有杀的必要了。

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有一次和次长范静生争论。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都采用相对循环论，只因为所站立场不同。

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时常用民友为号。后认为自己也是国民一分子，怎么叫民友呢？于是从《诗经》句“同余黎民，靡有孑遗”中各取一字，改号为孑民。

蔡元培笔名常用周子余。他人问及原因，蔡答：“周蔡原为一家，不闻蔡亦出自姬姓乎？”后又正色道：“余母氏周姓也，故用之。”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警钟日报》。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本人手笔。1904年慈禧太后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早年在为商务印书馆著译图书时，曾因说“四书五经不合教育体裁”而受到张之洞指责。出书时为免清廷干涉，蔡借夫人黄世振之“振”字，署名为“绍兴蔡振”。

蔡元培在青岛时，由日文译德国科培《哲学要领》。因无参考书，又心神不宁，所译人名多有聱牙。且因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他常盼再版时修正。

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曾写过一副对联以赠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遭人而问，少有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