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峥嵘岁月
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八路军抗战史，是中国革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它应该被中华儿女们永远铭记。
八路军将领们的回忆录，是站在亲历者的角度，去回望这段历史。这些文字不仅具有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传承一种民族精神。
那么，曾经置身于这个硝烟弥漫的时代，亲历过这场战争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到底对这段历史有着怎样的记忆呢？
朱 德：坚持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来的总结
朱德，时任国民革民军第八路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将近三年来，我们坚持华北抗战，虽然不无弱点，但是，在客观上我们的方针，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的一些成绩：
一、我们发动了华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参加了抗战，他们不但已组织起来，而且在近三年的斗争中已锻炼成为独立的伟大力量，成为华北一切抗战工作之基础。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克服的，也是顽固分子千方百计不能压倒的。谁要用脚践踏他们，谁的脚就要粉碎。
二、我们在广大群众参战的基础上，大大地消耗了敌人。同时在战斗中发展了人民的武装。
我们现在单在华北就牵制了敌人10个师团和12个旅团，守备队、铁道队、伪军和“皇协军”都还不在内。我们截至现在已与敌人进行了一万余次较著名的战斗，打死打伤了10万以上敌人，打死了敌酋阿部中将以下高、中级将领多人，争取了伪军10余万人反正。虽然还有人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说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这人脑子里是空的吗？
我们不但消耗了敌人，而且还发展了自己。同志们都知道，红军改编时是3个师，现在已发展到正规部队22万人，游击队还不在内，而且还锻炼出千万个坚决勇敢、超群拔萃的干部。无论敌人如何恨我们，要歼灭我们，甚至于提出和实行“专打八路军”，但老的打不完，新的又打出来。现在，河北、山西的子弟兵团，便是伟大的新的力量。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的专事反八路军、反共，我们的成绩将要更大。
三、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国土，树立了抗日政权，打击和瓦解了汉奸傀儡政权。这根据地有：晋冀察、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年余反“扫荡”的战争中，它们已一天比一天更巩固起来，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从各方面来破坏、捣乱根据地，则这些地方将比现在更好。
四、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真正用到了后方。给予了民众抗日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民众不但自选村、区、县长、专员，而且在冀南还民选了行政公署主任。
五、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下，适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实行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改善了雇工生活，提高了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在晋察冀，因为荒年，我们曾颁布了人民有权自由吃树叶的法令，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忱。在那里虽然在艰苦的斗争中，但是人民都说：“现在抗战比不抗战生活要好”。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效法敌寇摧残剥削人民，则华北根据地内的人民生活将更要好得多。
六、我们也曾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和敌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斗争。敌人用一切方法来封锁我们，我们则在广大人民和军队中发动了广泛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大家都去发展手工业，举办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晋察冀发动每三人喂猪一口，军队不杀母鸡，前年一年就收了鸡蛋出口税50万元。河北某一县，妇女组织的生产小组每三天能织出500匹布……我们曾像这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封锁，逐渐求得自给自足。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企图从经济上来摧毁我们，则这方面的成绩更要伟大。
七、我们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揭破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的无耻宣传。敌人的一切宣传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气，拼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宣传复古运动，什么“东亚新秩序”呀，“东亚和平”呀，“大亚细亚主义”呀，伪造刊物、文件、电报来破坏团结呀，天天报纸上登着“国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宣传迷信呀……都是为这个目的。
我们则尽力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持抗战到底。我们指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指出团结的重要、可能与必然。我们坚持宣传和执行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来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但必须承认，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的许多理论和敌相同，帮助敌人施放投降妥协的烟幕，则我们成绩更好。
八、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以上的成绩，取得不断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以下的10个原因：
1.由于我们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如鱼似水、血肉相关的亲密关系。
2.由于我们做到了“官民一致”在我们军队中都有坚强的政治上的团结。
3.由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
4.由于八路军有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传统和精神。
5.由于八路军有许多出色的新老干部，他们都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军队的核心。
6.由于八路军创造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7.由于我们有灵活的战略战术。
8.由于人民对于敌军的仇视和敌军内部厌战思想的存在，并逐渐发展了反战运动。
9.由于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
10.由于我们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
——摘选自《朱德自述》
彭德怀：反摩擦战役
彭德怀，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摩擦战役”，一是24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摩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1939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1939年6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同志。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墉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6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我11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摩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这样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政府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摩擦情况，又说了一遭。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基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岩绝壁约30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10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7个旅，准备反摩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1940年1月底开始反击反共摩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摩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摩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摩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摩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摩擦战役是必需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摩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摩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摘选自《彭德怀自述》
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
刘伯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41年以后，日寇更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在平汉路西侧，敌人大力地进行“蚕食”，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企图割断我太行与冀南、冀鲁豫的联系。在冀南、冀鲁豫平原，敌人实施了多次的全面进攻，以纵横交叉的公路和碉堡，将我根据地分割成为王字形、田字形、米字形的许多小块，造成“格子网”的形状。1942年，敌在冀南增筑的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就达480多条，全长10000余里，平均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在太行、太岳山区，敌人以“蚕食”和“扫荡”相结合，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的“扫荡”中继续加速“蚕食”。其“扫荡”的方法经常变换，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到“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而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歼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宣传“曲线救国”，敌后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大批投敌，公开充当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的爪牙，就是尚未公开投敌的，也暗中与日寇勾结，互相配合，共同反共。加之，1942年、1943年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艰苦，愈困难了。
党中央毛主席指出1941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全党全军增强团结，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并且宣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强调了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的机构适应战争的形势，要求各个根据地都要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指出这将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指针。
1942年，晋冀鲁豫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大批的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且教育农民把改善生活的斗争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这样，广大的农民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也跟着迅速地加强了。边区军民，在增产节约、自给自足的号召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时，财政经济工作也已初具规模，统一了税收和金融币制。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通用晋冀鲁豫全区。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保证了军需民用。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代表机关——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这次会议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的各项工作更进一步展开了。
在深入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根据地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一样，坚决地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大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一方面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一方面又保持了骨干力量。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都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统一了对敌斗争的各项政策。在根据地、边沿区组织了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向敌占区“格子网”内派出非常精干的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各区都抽调了大批干部，进入党校或组成干部整风队，进行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改进了领导方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瞭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袭击。部队和民
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却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在敌占区“格子网”内，武工队、小部队积极地发动群众，和群众一起对敌进行了极为有力而又巧妙的斗争。他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斗争方法。敌人在据点附近，甚至在碉堡内也会突然遭到打击，被打死或被活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伪军、伪人员不敢再作坏事，并逐渐向我靠拢，与我建立了联系。我们逐渐地在敌占区内创立了许多大块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在对敌斗争中，山地和平原互相支援。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坚持斗争的军民，灵活地进行着各种斗争，经常挖沟、破路，破坏敌人的交通，并且吸取了冀中军民地道斗争的经验，挖了许多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作战的地道。许多地方的地道，不仅是户户相通，而且是村村相连。除地道外，还在村内堵起了原有的街口、大门，另辟通道出入，作好射击设备，与地道结合，把整个村落变成了打击敌人的阵地。在太行、太岳山区，粉碎了敌人多次极为残酷的“扫荡”。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这样，山区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雄伟力量。我们就是依靠着这个力量，坚持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1943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我们继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并且对一切可能夺取的敌占城镇和据点，展开了进攻。对深入我根据地内突出、孤立的敌伪军据点，采取了以围困为主的方法夺取之。如围困沁源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次围困战中，我们以少数部队配合当地民兵和广大群众，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的据点，打击敌人的运输，从1943年初到1945年4月，前后杀伤了敌伪军四千余人，最后收复了沁源县城。对盘踞在根据地周围的敌伪军据点，在可能夺取的条件下，就集中一定的兵力以偷袭、强攻、里应外合等各种手段夺取之。1943年至1944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都曾组织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如1943年7、8月间连续进行了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共歼灭了敌伪军12000余人，收复了卫河以南和林县以南的广大地区。1944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40万军队溃退，豫西沦入敌手。我们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后派遣了几支部队，开创了冀西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以后，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又举行了多次的战役，猛烈地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大反攻。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坚决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勇猛地向敌人展开大反攻，在一个短时期内即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了县城59座，和全国兄弟战略区相互配合，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获得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确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根据战争发展的情况，制定了实现这个路线、原则、方针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是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能够迅速开创，能够粉碎日寇的多次围攻，能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挑衅，能够在敌顽夹击下克服严重困难转入反攻、取得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军民同命，英勇奋斗的结果。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中，无数的事实都教育了我们：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胜利。
——摘选自《刘伯承回忆录》
徐向前：冀南平原造“人山”
徐向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4月21日，对一二九师作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方针，朱彭命令我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4月下旬，师部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平汉路以东），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五支队）组成，由我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这一部署，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月26日，我和刘志坚等同志告别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经四昼夜行军，抵达南宫，与率先在冀南开辟工作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会合。
冀南平原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34个市县。早在大革命时期，那里就有我党的活动。1935年，党组织又领导任县、隆平（今隆尧县）等县人民武装暴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和平汉线省委加强了对冀南特委的领导，由马国瑞任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斗争。1937年10月间，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一二九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我们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伯承和我商量的结果是暂时抽调出部队，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一月间，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派孙继先，胥光义率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短时间内，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证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大有希望。12月中旬，我们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同志率七六九团4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伪军、土匪，立住脚跟，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扩大力量。1938年3月，复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前往，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原冀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冀南省委，李菁玉任书记。他是南宫县人，曾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平汉线省委书记，对冀南的情况很熟悉，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那时，晋察冀的游击战争已扩展到平原地区，山东的抗日游击武装亦在平原初试锋芒。冀南、晋察冀和山东的经验，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从而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我们初到冀南，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创新局面，大规模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冀南的情况十分复杂，30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三方犬牙交错，会道门组织及各色杂牌武装，盘根错节，五花八门。当时，邯郸、邢台等县城，均在日伪军手中。枣强、冀县等地，由赵云祥的民军二路盘踞。南宫、巨鹿等县，则为我东进纵队和骑兵团占领。六离会的势力很大，主要在南宫、枣强、冀县、武强、清河地区活动。各种杂色武装，则遍布各县的乡里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拉上几个人、几条枪，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直不可胜数。
控制在我军手中的南宫县城，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公路运输方便，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我军生存发展和周转回旋。陈再道、宋任穷他们来到后，与冀南特委相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了战地动员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与国民党代表赵云祥、杂色武装代表段海洲协商，选出了冀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行使权力。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我和一些同志反复交谈，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党政军民拧成一股力量，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首战威县。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军高桥部及伪军一部驻守。我们计划首先依托现地，向南发展，袭击威县，伏击临清、平乡、邢台出援之敌，扩展根据地，鼓舞群众斗志。具体部署是：以六八九团一部攻击威县，吸敌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位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七六九团和五支队，位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5月10日，战斗打响。六八九团夜袭威县县城，两个连悄悄从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时，抓住了敌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我们的同志信以为真，上了当。那个哨兵跑回去报信，敌人开了火。我军的夜袭，变成强攻，部队冲进城去和敌人巷战，火力不行，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百余人，但自己却伤亡250余人。当我部队猛烈攻城时，守敌派人去平乡求援，途中被我七六九团击毙，故打援计划亦未能实现。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敌人遭我袭击后，恐慌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那一带便落入我军手中。
次打六离会。南宫一带的六离会，不单是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专与八路军为敌。该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头头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八万余人，多为受愚弄的农民群众。党中央指示我们，“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因而，部队初到冀南后，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但是，就在我军进攻威县的第二天，李耀庭竟唆使属下，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我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20余人，制造了“张马事件”。
我们当即研究对策。我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同志合作得很好，重要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决定。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我们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我们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我们忍无可忍，令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当场镇压了残害我方人员的六离会骨干宋殿元。
刘、邓复电，同意我们的方针和部署。我军继续与六离会的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他们鬼迷心窍，不自量力，决心顽抗到底。他们与附近各县的六离会联络，纠合二万多人，向孙村、甘狼冢、西高村地区集结，准备攻打南宫县城。5月16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我发起进攻。会徒们虽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但吃过“碟砂符”，迷信“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一些方队行进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他们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这一仗，六离会分子伤亡百余人，如果不是我军有意控制，他们死伤还要多。所谓吃了碟砂符便“刀枪不入”的鬼话，被事实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群众，颇有益处。次日，我们和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政治宣传，动员会员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便不咎既往，否则，将严加惩处。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各地六离会纷纷解散，许多受骗成员觉醒过来，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均被处决。
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六离会的成员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是我们抗日的团结对象、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对头的。
……
经过上述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冀南根据地出现了大好局面。截至九月底，我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解放临清、高唐、临漳、内黄、清丰、滑县等20多个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收编数10股杂色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建立了51个县的政权，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摘选自《徐向前回忆录》
聂荣臻：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曾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后由于战局发生变化，率一一五师一部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不久，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就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从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而我们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呢？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同外界接触很少，高达千仞的山峦，使他们和外界隔绝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群众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他们推举三位老人管理这一地区的事情，老人去世一位再替补一位。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的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像这种什么外人也没有进去过的地方，我们都深入进去了。又如易县的杨家台，旧政权时代，几十年间都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去过，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不知道军队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偏僻的山沟，要不要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的同志听到传闻，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我当时提出过一个要求：
“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我们进去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老百姓对我们很好。“野三坡”和杨家台那些地方，都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我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
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由于紧紧地把握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我们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汉奸、特务、土匪要想在根据地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谁个好谁个坏，大家都一清二楚，坏人是不能轻易活动的。如果来个生人，来来往往地活动，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所以，我常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我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这个名字一直叫得很响。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也改名为《子弟兵》。
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情形，在抗日战争中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一首歌曲，歌颂了人民踊跃参加子弟兵的盛况，其中有两句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边区人民彻底打破了在旧社会流传多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每逢动员参军的时候，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的青年，要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由于各地的新战士大都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的，以地方命名的团、营大批地涌进了子弟兵团。例如，在平山县曾经有过“平山团”，全团战士都是平山人民的子弟。
在阜平、灵寿也成立过“阜平营”、“灵寿营”。在望都、唐县、五台、盂县，都曾在该地先行成立过地方的排、连、营、团，然后整队的编入子弟兵的行列。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1938年到1939年来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时候，在他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曾这样热情地赞颂晋察冀的子弟兵团：“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团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
那时，军区机关和边区政府的驻地，距敌人的据点不过几十华里，只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敌人一个突袭，就可以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可是，它平时不敢贸然突进，“扫荡”中又往往扑空。我们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桑木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例如，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是很有传奇性的。过去，我们的电话线是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1939年，我们将所有的电话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敌人上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听任“飞线”高挂蓝天。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还推广过。这些“飞线”开始时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县份连在一起，简直是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障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铁路线两侧的电话线，就是我们架设线路的“大仓库”，随时可以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是我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的故事，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是不能通过的。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我们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地报告到各级领导机关。电话站也组成了一个网，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在反“扫荡”当中，他们严密掌握敌情，甚至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导机关，使我们能及时向恰当方向转移。等敌人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赶紧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起来，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也是很出色的。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就拆城来说，仅1938年1月到2月两个来月的时间，冀中腹心地区的24座城堡一扫而光。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总而言之，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不但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呢？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回答了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疑问。这也是国内外的朋友，在晋察冀实地考察后，从亲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摘选自《聂荣臻回忆录》
萧劲光：留守兵团回忆
萧劲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23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我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我们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100余匹，缴获枪支60余支。
翌年2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砂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甘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这样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36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20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惯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700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我来到毛泽东同志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摩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即赵思东），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我们当时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我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我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我回电。于是，我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一句应酬的话而已。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4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9人。我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了死刑。1941年2月，我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70余支，子弹900余发。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4个多月之内，作案达40余起。闹得最凶的时候，平均两天要发生一次抢案。而其突出特点，又是专以抢劫捣毁我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我区乡政府机关，刺杀我单独活动的军人和地方干部，抢夺枪支为主要目的。这些匪徒在几个月之内，就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10人，绑走和打伤13人，抢走长短枪17支，劫走大批财物和钱款。当时我正在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1943年1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