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传奇故事
《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这些经典的老电影，其实就取材于发生在华北平原的真实战例。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无数军民，团结一致，联手抗敌，书写了一个个经典传奇。而在抗战的洪流中，八路军也涌现了一批批能征善战，有勇有谋的优秀将领。那么，在他们的身上，又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传奇故事？
当然，除了战场上的奋勇拼杀，我们也能从战场以外的地方，感受到人性的伟大力量……
“革命和尚”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2000余名官兵创建了晋察冀军区（晋：山西；察：察哈尔；冀：河北）。这是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它地处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的普济寺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的时候，由于部队没有地方住，只好驻扎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圣地之首，山上有300多座庙宇，住着近2000名僧人，既有和尚也有喇嘛。部队刚刚住进来的时候，常有人与聂荣臻说笑道：“政委，我们跟和尚喇嘛混在一起啦。”聂荣臻回答：“和尚喇嘛也是咱们的朋友，以后可不能乱了寺规啊。”聂荣臻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时候，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组织寺庙乐队出来欢迎他。12个僧人身披袈裟、排成两行，演奏着空灵清雅的音乐。聂荣臻没想到，在日本人的层层包围下，居然还能在这深山里获得如此的安宁，很受触动。
部队进驻五台山之后，聂荣臻反复告诫战士要保护好寺庙文物，尊重寺内的出家人。11月的五台山已经十分寒冷，聂荣臻却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在寺庙内生火取暖，更不许把大殿里的门窗卸下来当床用。战士们都严格遵守聂荣臻的命令，与五台山的僧人相处融洽。寺里的僧人们把这些看在眼里，都夸八路军是真正的“仁义之师”。
许多年后，很多僧侣都还记得当年八路军在五台山时的情景。金阁寺的主持灵机回忆说，八路军来的时候，五台山已经开始下雪了，战士们都穿着草鞋和单衣，光是看着他们都觉得冷。但八路军纪律严明，凡是驻扎进来的军队一律不许烤火，为了不打扰僧众修行，也不能在寺里随便走动。那时，灵机法师每天早上都要起来打扫庭院，可自从八路军住进来以后，不管他多早醒来，寺里的庭院都已经被战士们清扫干净了。灵机法师在回忆这些的时候，语气中依然满是感慨。
聂荣臻曾亲自到五台山看望寺庙中的僧人，并且向僧侣们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大法师然秀表示，出家人也是中国人，也热爱祖国、痛恨日本侵略者。他说：“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国，僧众有责！”
由于受到八路军指战员的宣传和感染，一些青年僧人在五台山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以出家人的特殊身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向路过的抗日队伍提供食宿，为八路军站岗放哨，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百姓，有些和尚甚至还拿起了枪，参与到抗日战斗中。因此，当时的人们都把五台山的和尚叫做“革命和尚”。后来，晋察冀军区把这些“革命和尚”组织起来，专门成立了一支连队，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和尚连”。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开始前，聂荣臻接见了来自五台山的僧众代表。可让聂荣臻没想到的是，会议上有人提出：出家人不应该参与政治。聂荣臻反驳道：“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携手，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聂荣臻说完后，再没人对僧侣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这番话被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全国宗教人士的共鸣。从此以后，“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成为了僧侣们的抗日宣言。
五台山的和尚参加抗日运动的事曾一度被传为佳话。1938年6月，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白求恩医生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出发前，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中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又笑道：“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白求恩来到五台山后，对聂荣臻说：“你这个新的鲁智深，和《水浒传》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团结僧侣一起抗日，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
活龙领神兵
1939年4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了一场历时三天的战役。战役结束后，百姓们纷纷传说：“贺龙是活龙，八路军是神兵。活龙带着六千飞虎兵，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走过的地方都不留脚印儿，子弹专找鬼子的脑壳壳钻。”
1938年12月，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奉命挥师冀中，与冀中军区合为一处。1939年4月20日，贺龙率七一六团到达河间县东北，准备与先头部队以及当地的八路军队伍会合。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冀中的全部县城，而且据点十分密集，有些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八路军可以活动的范围大大减少。贺龙师长意识到，要想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寻找战机，和日军打一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贺龙没想到，日军马上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就在贺龙到达河间县境内当天，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吉田大队800余人也浩浩荡荡开进了河间县城。原来，吉田大队正是跟踪一二〇师而来，他们看到贺龙只带了2000余人的部队，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决定出兵“扫荡”，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吉田知道，与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将会非常艰难，因此还特意准备了许多弹药。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先期到达的一二〇师独一旅和冀中军区的二十七大队，也全都集结在河间县附近，贺龙的万余人大军正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到来！
4月22日，吉田大队到达河间城北三十里铺。与此同时，一二〇师师部正在召开联欢大会。贺龙师长刚要讲话，侦察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吉田大队已经离我军不到15公里。贺龙随即作起了战前动员：“同志们！为了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三个月来部队连续行军打仗，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我知道大家很疲劳，本来想开个联欢大会，让大家放松放松，可敌人却送上门来了。到手的礼物哪有不收的道理？今晚的节目就先不演了，各作战部队立即带回，做好战斗准备。咱们要在冀中平原上打一场大仗，等到胜利了，再给大家开祝捷大会！”
贺龙在战前对敌我两方进行了分析：敌人虽然武器装备精良，却在不明我军兵力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而附近的日伪军只有2000余人，不可能大批增援，这的确是一个消灭敌人的好机会。贺龙判断：敌人向东进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既是到达一二〇师师部最短的路程，又可以联合四周的日伪军进行围攻。
在分析完战场形势后，贺龙立即做好战斗部署：战场就设在齐会一带，村子由骁勇善战的三营据守，一营作为进攻吉田大队的主力部队，剩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白天三营固守，黄昏后，一营、二营就由外线对日军展开攻击，三营在内线伺机行动，里外夹击敌人，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
据说，以前有三条河流汇集在齐会，这个村庄也因此而得名。虽然河流早已干涸，但在平原地区算得上复杂的地形，却让齐会成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村庄。齐会村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两旁有很多小巷，利于排兵布阵。村东南有个很深的大水塘，是天然的障碍物，水塘上的小石桥，也能用来阻击敌人。作战部署下达以后，战士们立即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虽然已是深夜，但老乡们还是纷纷出来帮忙，不到一夜的时间，工事就已经修筑好。
此时，吉田大队也开始悄悄向东挺进。4月23日凌晨，吉田大队渡过古阳河，9时已经占领南北大齐，之后便直奔齐会而来。当侦察员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一二〇师师部的时候，大家都感叹：贺龙师长神机妙算，敌人果真向东来了。
当日军到达距齐会800多米远的时候，向村中发射了一枚炮弹，作为火力侦察，战士们不为所动。敌人看村中没有什么动静，开始继续前进。当日军进入八路军火力射程之内时，三营立即开火，日军立时倒下了一片。
吉田立即明白村中应该有不少八路军，他命令炮兵向村中猛烈射击，硝烟顿时弥漫了整个村庄。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端着刺刀的日本士兵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合围过来。三营的战士利用防御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攻击。
恼羞成怒的吉田开始命令部队向村中施放毒气。三营的战士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把大蒜嚼碎塞在鼻孔里，再用湿毛巾捂严。日军以为毒气发挥了作用，贸然向村中发起进攻，却遭到了迎头痛击，许多八路军战士跃出工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虽然三营在战斗中消灭了不少敌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三营营长按原计划，指挥部队撤进村子，利用村中复杂的地形，与敌人展开了巷战，让敌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此时，周围据点的日伪军企图赶来增援。谁知贺龙师长早在据点四周布下了兵力，专门阻击援军。各据点的日伪军被八路军压制在据点附近，不能前进一步。战斗进行到下午5时，贺龙判断，等不来援军的吉田大队，可能会伺机逃跑。于是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切断敌人的退路，并集结重兵，准备对吉田大队进行围歼。
晚上8点，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下令开始反击。一营由北向南、二营由西向东，同时发起进攻。到24日凌晨4时，敌人已经被压缩到齐会西南一些破旧的房屋之间，且伤亡惨重。吉田见援军迟迟不来，决定利用夜色率部队突围。日军集中火力向南打开一个缺口，突出重围，七一六团尾随其后，紧追不舍。敌人刚刚到达马村附近，就遭到了七一五团四连的攻击。原来，外围的四连抢在日军之前占领了马村。吉田见到这种情况，赶忙掉头向东逃去。贺龙立即命令埋伏在郭官屯的三团抢占敌人下一个目标——南留路村。三团跑步到达南留路村时，见日军先头部队距离村西只有一二百米的路程，八路军战士们迅速抢占了村中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眼见日军的有生力量已经被消耗殆尽，贺龙才慢慢放下心来。他走出指挥部，正看见“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围在一起讨论战况。贺龙高声招呼道：“小伙子们，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抓紧时间练练球啊？”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烟斗，放进嘴里，然后往地上一坐，摆出了观看比赛的姿势。这里距齐会战场只有三里地，不时有炮弹在附近爆炸，可贺龙看上去却十分悠然自得。贺龙一直爱好体育，并经常把体育精神比作部队的战斗精神，十分看重。
敌人的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这让篮球队的队员们有些紧张。大家都劝贺龙回指挥所，贺龙却挥着手笑道：“没关系嘛，咱们两个团在前面，怕什么，一会我就去收拾他们。”队员们看师长这样镇定自若，于是也放松下来，开始打球。
等到比赛结束，贺龙把队员们叫过来，说道：“打球和打仗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心中有数，才能战胜对手。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旦打起来，就要有必胜的决心，勇猛顽强，敢打敢拼，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25日下午，贺龙命令部队向南留路村发起了总攻……齐会战役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吉田大队800余人的部队，最终只有80余人侥幸逃脱。
战后，一二〇师召开了祝捷大会。全师指战员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此后，冀中地区也开始慢慢流行起一个顺口溜：“贺龙兵，来无影，去无踪，走路飕飕一阵风！”
出奇制胜
《孙子兵法》里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意思简单易懂：在作战中善出奇招的人，其战术变化，就像天地万物那样无穷无尽，像江河之水那样通流不竭。而陈赓，就是这样一位善出奇招的将领。
陈赓将军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在抗日战场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7年10月24日，陈赓率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在七亘村附近修建工事。由于部队警戒松懈，结果遭到日军突袭。毛泽东发电批评：“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第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
这场失利让陈赓始料未及，不过，这位生性开朗的儒将，可没有从此一蹶不振。经过进一步的实地侦察，陈赓发现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而且是日军进军山西平定城的必经之路，十分适合设伏。按照惯例，主力作战部队过后，必有后勤辎重部队跟随，所以陈赓提出了一个大胆计划：在新败的七亘村再打一仗。
10月26日，日军的辎重部队果然到达了七亘村附近。此时，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已经埋伏在七亘村公路两侧，最近的伏击地点离公路只有十几米，用手榴弹就可以直接攻击日军。当日寇全部进入伏击区时，战斗打响了。在陈赓的指挥下，七七二团只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三八六旅成功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紧接着，刘伯承和陈赓又策划了一次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斗：在刚刚打完伏击战的七亘村，再次设伏。很多人都担心起来，这可是触犯了兵法上用兵不复的大忌。但陈赓判断：正大举进攻的日军在向预定目标突进时，不会在意一些小的损失。第二天，日军果然再次出现在七亘村的道路上。这一次，敌人显然是有所准备，他们利用附近的掩体负隅顽抗。但八路军战士们表现得异常勇敢，他们冲下高地，和日军混战在一起，与敌人进行肉搏战。经过一场恶战，百余名敌人被击毙，八路军再次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经过两次战斗，原本装备落后的三八六旅，换上了黄呢大衣、钢盔、皮靴、三八式步枪，甚至还缴获了十分珍贵的军用地图等高级战利品。
三八六旅在七亘村战斗中还缴获了大量的东洋马。陈赓嘱咐战士们挑上几匹，一匹送给刘伯承师长，两匹送给党中央，再挑一匹送给国民党的指挥官黄绍竑。战士们都有些不理解，有人就问陈赓：“旅长，你给黄绍竑干吗？他可是个国民党军官。”陈赓笑道：“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才更要送给他。我这是让他们知道，咱们八路军游击战的厉害。”
1938年3月中旬，陈赓奉命率部队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的增援部队。根据国民党留下的一张军用地图，指挥部决定把山西潞城神头岭一带作为伏击地点。原来，在国民党这张军用地图上，神头岭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日军的必经之路就在两山间的公路上，十分适合设伏。
然而，等到部队到达神头岭，却发现这里的地形与军用地图上标注的恰恰相反，公路在山梁上，而两边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有利于掩蔽的林木或岩石。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公尺，战斗难以展开，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里的地形根本不适合打伏击。就在大家都认为应该另选伏击地点的时候，陈赓却决定，伏击地点就设在神头岭！
当时很多人都对陈赓的决定有争议。陈赓却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这里的地形不具备打伏击的基本条件，敌人一定会放松警惕。而且可以把国民党军队以前修筑的工事利用起来，这些战壕离公路很近，日军已经习以为常，必然会放松戒备。部队在这里设伏，会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狭窄的山梁虽然不利于兵力展开，但敌人也同样难以展开。就好比在独木桥上相遇，谁先下手，谁就能取得主动权。
1938年3月16日，当日军全部进入三八六旅的伏击地域时，战斗打响了。很多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刀下鬼。鬼子被堵在狭窄的山梁上，优势火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终于全军覆灭。
1938年初，陈赓率三八六旅，先后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名声大噪。后来，日军竟在坦克上打出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九路围攻”时，日军抓到一个八路军通讯员，上来就问：“你是不是三八六旅的？”可见日本人对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恨得是咬牙切齿。不过，直到抗战结束，日本人也没能找到对付陈赓部队的好办法。
“名将之花”陨落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看上去十分老旧的迫击炮。虽然它的样子非常普通，却被博物馆列为永久珍藏品，价值不菲。也许有人会疑惑
：这门迫击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到如此的重视？原来，它就是当年八路军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所使用的武器。
1939年秋，日军调集了一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准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秋季大扫荡”，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
10月30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到报告：由阿部规秀指挥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已经进驻涞源县城，准备进犯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杨成武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聂荣臻，并向聂荣臻请战道：“司令员，打一仗吧！”在得到聂荣臻司令的同意后，杨成武立即赶回第一分区准备指挥战斗。
11月3日，阿部规秀派出1000余名日伪军，由迁村大佐率领，兵分三路向第一军分区进攻。在杨成武司令的指挥下，第一军分区三个团的兵力全部埋伏在雁宿崖，准备歼灭日军主力部队，并派出小股部队牵制和截击三路敌人。3日上午，日军主力部队在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和引诱下，进入雁宿崖峡谷。杨成武随即下令发起攻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日军被八路军主力前堵后截，最终还是没能突出包围圈。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日伪军600余人全部被歼灭。其余两路日军见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灭，只得仓皇撤退。
日军在雁宿崖损兵折将，这让刚刚晋升为中将的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阿部规秀亲自率领1500余名日伪军，由涞源向雁宿崖、银坊进军，打算对八路军进行报复性“扫荡”。
杨成武司令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先用一招“上屋抽梯”，再来一个“关门捉贼”：主力部队撤退到黄土岭，再派小股部队到白石口诱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雁宿崖、银坊，让他们扑个空。之后再以游击形式诱敌深入，把他们引进黄土岭，到时候就可以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灭日军。
4日夜，阿部规秀率部队到达雁宿崖，却没有看到一个八路军。为了激起日军复仇的决心，阿部规秀命人把战死的日本兵尸体都抬到一起，然后架起干柴点燃，从燃烧的尸体上冒出的滚滚黑烟弥漫了整个山谷。
阿部规秀判断八路军已经向银坊撤退，于是决定迅速追击。11月5日早晨，当日军到达白石口一带时，遭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游击队边打边撤，时而阻击，时而后退，让日军既来不及防御，又来不及追赶，狼狈不堪。等到日军进入银坊，才发现又扑了个空。阿部规秀气急败坏之下，命令部队火烧银坊。
阿部规秀两次扑空，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予以歼灭。恰巧此时，日军侦察队报告在黄土岭一带发现八路军，阿部规秀立即挥师进军黄土岭。此时，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已经在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下，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日军入瓮！
11月6日，日军到达黄土岭一带。当敌人即将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时，阿部规秀望着前方险要的地形，突然犹豫了起来。为了避免再次被歼灭，他下令让部队分批出发，彼此接应，妄图以这种方式加强整支部队的机动反应能力。
然而让阿部规秀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的他已经是八路军的“瓮中之鳖”了。早在日军进入黄土岭之时，八路军便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连夜对日军进行了包围。两个团据守煤斗店一带，用来截断敌人的去路。两个团在黄土岭以南的高地设伏，作为歼灭日军的主力部队。另外一个团尾随在敌人身后，让他们无处可逃！
7日早晨，天上下起了小雨，阿部规秀率领部队继续向前挺进。正午时分，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寨坨村。下午3时，日军主力部队离开黄土岭，进入峡谷之中，战斗随即打响。八路军立即收紧了包围圈，大队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日军合围而来。日军的主力部队被迫缩进一条只有五公里长，百余米宽的小沟里。一阵激烈的交火过后，日军的队伍已经完全被打乱。阿部规秀又重新组织起兵力，妄图从寨坨方向突围，却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日军只得掉头转向黄土岭，企图逃回涞源。八路军第三团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把日军的退路死死地堵住。不多会儿，第一军分区的增援部队赶到，并立即加入战斗，使得包围圈越来越小。一个小时过后，日军已伤亡过半，只能做垂死挣扎。
此时，八路军第一团的一队侦察兵，在黄土岭附近的一个独立小院里，发现了几个日本军官，并由此判断这里很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侦察员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团长陈正湘。陈正湘接到报告后，立即找到迫击炮连连长杨九秤，向他布置了炮击任务，并问道：“怎么样？有没有把握端掉它？”杨九秤肯定地答道：“没问题！在射程范围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11月7日下午6时，四枚迫击炮弹接连轰向日军的指挥所，后两枚炮弹直接命中目标，指挥所里的日本军官倒下了一大片。阿部规秀的右腹部和双腿都被炸烂，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最终在几小时后因失血过多而毙命。此时的八路军指战员们，还丝毫不知道他们干掉了一个日军中将级军官。
传说，当初阿部规秀率兵路过插箭岭长城时，曾举刀劈向长城垛口，并扬言：“我来消灭杨家将！”真是不可一世到极点。不想没过多久，这位被日本方面吹捧为“名将之花”的中将级军官就已命丧八路军的迫击炮下。失去了指挥官的日军就如同一盘散沙，立即被八路军打得七零八落，战斗以八路军的胜利告终。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震动了日本全国，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事。聂荣臻司令后来才从日军的电台得知了这个消息。这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全国人民都振奋不已。
火线温情
战争，不仅仅是残酷的杀戮。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时常闪现人性的光辉。
1980年7月10日这一天，是美穗子44岁的生日，然而她并没有在日本的家里度过，而是和家人一起从长崎乘坐飞机来到北京。美穗子的双脚刚踏出飞机，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在众多媒体记者的簇拥下，来到机场贵宾室，见到了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原来，美穗子就是四十年前聂帅在晋察冀战场上救下的日本孤儿。
1940年8月20日晚，百团大战按预定时间打响。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向正太铁路发起了大规模的破袭战。井陉煤矿是这次破袭任务的重点之一。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三团事先做了大量的侦察工作。在煤矿工人的协助下，矿区内的电源首先被切断，之后八路军向井陉煤矿发起了进攻。交战中，井陉煤矿被八路军烧毁。然而就在此时，火海里却传出了女童稚嫩的哭声。八路军战士赶忙冲进火海，抱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儿。原来，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华北交通公司的职员，刚被派到井陉煤矿车站做副站长，已经在刚才的交火中受伤死亡，两个孩子的母亲也在炮火中丧生。两个孩子当中，小的那个还不满一岁，而且伤势严重，经过八路军医护人员的抢救才暂时脱离了危险；大的那个也不过四五岁，她就是美穗子。
美穗子第六次来到中国的时候，见到了把她抱出火海的八路军战士杨仲山。杨仲山那时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据他回忆，1940年8月21日早晨5点，他把美穗子抱出了井陉煤矿，还把自己挎包里的饼干拿出来给美穗子吃，美穗子走累了就会拿起饼干吃一口。
由于前线还在打仗，战士们对两个日本孤儿去留问题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就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听说后，马上命令把两个孩子送到指挥所来。两个小女孩儿刚被送到指挥所，聂荣臻就抱起了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看到孩子的伤口被包扎得很好，才放下了心。他把受伤的婴儿交给警卫员，并嘱咐：“要好好照顾护理，再找找附近的村子里有没有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点奶。”
聂荣臻看了看美穗子，觉得她十分讨人喜欢，就牵起她的手，拿了一个梨给她吃。此时的美穗子还在惊恐之中，她并没有接过梨，只是瞪大了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聂荣臻。她刚刚失去父母，又从火海死里逃生，这些事情对幼小的美穗子来说实在难以接受。聂荣臻见她不肯吃，也不多说什么，转身倒出杯子里的水，仔细地把梨清洗了一遍，然后再次递给美穗子。美穗子看着眼前这个慈祥的伯伯，终于接过了梨，开始小口地吃起来。
到了中午，聂荣臻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然后把美穗子抱起来，一勺一勺地喂她，美穗子渐渐地也不再紧张。精神一旦放松下来，身体上的劳累和饥饿便会接踵而来，美穗子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稀饭。聂荣臻看着眼前这个日本小女孩儿，心里百感交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知道让多少中国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像美穗子这样的日本孩子，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孤儿一样，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等吃完了饭，聂荣臻问美穗子：“告诉伯伯，你叫什么名字？”美穗子嗫嚅地答了一句。一旁的翻译听完，对聂荣臻说：“她叫兴子。”
1980年，美穗子与聂荣臻重逢时，告诉聂元帅：她那时还很小，又刚受到惊吓，只会不停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在日文中，“死了”的发音和“兴子”很像，翻译就以为她叫“兴子”了。
聂荣臻对两个日本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美穗子逐渐与聂帅亲近起来。后来，美穗子经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马腿裤，聂司令走到哪里，小姑娘就跟到哪里，一步都不离开。不过，聂荣臻的心里却并不那么轻松，他思考着要怎么安排这两个日本孩子。他当时曾想自己收养两个孩子，但又有着很多顾虑。后来，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当时他所考虑的问题：
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道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
聂荣臻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日军那边。聂荣臻先让人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又准备了一副挑子，让老乡挑着孩子送到石家庄的日本指挥所。在当时的太行山区，挑子算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也不怕颠簸。聂荣臻担心孩子在路上哭，还在挑子的藤筐里装了许多梨。最后，聂荣臻又把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交给老乡，让他转交给日本官兵。
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岁，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后来，聂荣臻还收到了日军的回信，信中对八路军仁义的做法表示了感谢。
两个小女孩儿被送走后，聂荣臻一直十分惦念，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被送回国，过得好不好。1980年5月28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通讯文章，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经过日本《读卖新闻》的寻找，美穗子终于被找到了。
原来，姐妹俩被送到石家庄以后，年幼的妹妹因为伤势过重，在石家庄的医院里夭折了。而美穗子则被她的伯父带回了日本，由外祖母抚养长大。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美穗子和她的家人一起来到中国，看望聂荣臻元帅。当双方互赠礼物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美穗子送完礼物后，她15岁的女儿突然跑到聂帅面前，把一个小白兔玩偶塞进了聂荣臻手里。女孩儿天真的举动把聂帅逗得哈哈大笑，后来聂帅把这个玩偶送给了孙女聂菲。聂荣臻元帅回赠给美穗子一幅《岁寒三友图》，并对美穗子说：“到了严寒的冬天，只有松树、竹枝、梅花可以经受考验，保持勃勃生机，我祝愿中日友谊像松竹、梅一样经得起考验。”
“怀中利剑”——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山东枣庄一带的抗日武装。1940年，这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队伍，正式被八路军鲁南军区命名为“鲁南铁道队”。他们在铁道线上与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让敌人又恨又怕，被肖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1938年3月，山东枣庄被日军攻占，并且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日本人占领了枣庄后，对当地人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和疯狂的掠夺。日军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以洪振海等人为代表的枣庄铁路工人。25岁的洪振海和好友王志胜一起加入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并在枣庄火车站附近建立了秘密情报站。1938年11月，洪振海召集自己的六个弟兄，建立了一支秘密抗日武装。洪振海将它命名为“枣庄铁道队”。
1939年8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三人袭击了日本人开办的“正太洋行”，打死了两个日本特务，并且缴获了两支步枪。同年10月，洪振海带人飞身跃上一辆从枣庄开往临城的火车，并从车里截获了十几支步枪和两箱弹药。从此以后，洪振海的铁道游击队名声大噪，枣庄的工人们纷纷响应。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起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三十余人的民兵队伍。
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部在罗荣桓的率领下进入了鲁南山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被整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的领导在洪振海等人的建议下，正式创建了鲁南铁道队。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并抽调苏鲁支队三营的副教导员杜季伟担任铁道队的政治委员。这时的铁道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将近百人的队伍，这些队员大多都是失业的铁道工人，对铁路十分熟悉。他们凭借着这种优势和特长，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
从1940年5月开始，日军频繁地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牵制日军，减轻鲁南八路军的压力，洪振海率领铁道队迅速展开行动。他们有时袭击日军的押款车，有时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有时偷袭敌人的情报部门和据点，让日军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毫无办法。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给铁道游击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1940年10月，20余名日军登上了从连云港开往济南的列车。火车开动以后，这些日本人渐渐发现，这次的旅程似乎与以往不太一样：车上有十几个乘客，一会儿跟他们搭话，一会儿给他们递烟，有的甚至还请他们吃自带的酒肉，对他们十分热情。这些日本士兵虽然有些疑惑，但依然感到十分开心，好久没碰到这么好的老乡啦！当列车路过枣庄时，铁轨旁的两个人影迅速蹿上了火车，正是洪振海和另一名游击队员曹德清。上车后，他们立即潜入驾驶室，打死了日本驾驶员，然后开着火车继续前进。当火车行驶到一个地方时，车速突然减慢下来，十几个游击队员在副队长王志胜的带领下飞身上了火车。洪振海见人都到齐了，就让曹德清拉响汽笛，车上的游击队员们听到信号，纷纷掏出身上的家伙，向日军扑去。这些日本兵惊讶地看着刚刚还和自己把酒言欢的老乡突然拔出了手枪，个个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游击队员们干掉了。铁道游击队只用短短几分钟，就把列车上的二十多个鬼子全部消灭干净。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8支短枪、1挺机枪、1门步兵炮，还有八万多块大洋，并且让日军不得不抽调出在鲁南扫荡的兵力，用来维护铁道上的安全。
1941年的11月份，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但由于鲁南军区的被服厂遭到日军破坏，八路军战士没有过冬的棉衣可穿。恰巧此时，铁道游击队接到情报：某天夜里将有一列火车路过枣庄，列车的后两节车厢装有布匹。这个消息让洪振海兴奋不已，他立即组织队员准备行动。两名游击队员按照洪振海的安排，事先登上了这列火车，当列车行驶到一个拐弯处时，两人便熟练地操作起来，让后两节车厢迅速与列车分离。洪振海率领其余队员截住这两节列车，并立刻组织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车厢内的货物运送出来。
就在车厢中的物资即将卸空之时，一辆载着日军的火车迎面开了过来，所有人都慌了神。洪振海冷静地指挥部队停止运送货物，埋伏在铁路两侧。日军的火车还没开近，洪振海就命令队员往铁道上扔手榴弹，火车前方一片烟雾弥漫，司机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日本驾驶员见遇到伏击，只想赶快加速冲过去，等他发现前方的车厢时，刹车早已来不及了，两车相撞，日军死伤无数。在这次行动中，铁道游击队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造成敌人“列车分家”、“火车撞头”，让日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且截获了1200多件布匹，800多套日军军服，以及毛毯、药品等物资，有力支援了八路军鲁南军区。
1943年春天，铁道游击队已经
发展成一支下辖四个连队、拥有400多人的队伍。他们被正式编入了八路军鲁南军区独立大队，并且继续在铁路沿线英勇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驻扎在鲁南一带的日军却企图沿铁路线逃往东北。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了战斗部署。当日军乘着火车到达临城附近时，发现前方的铁路已经被破坏。当他们试图沿原路返回时，又遭到了铁道队的伏击。日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终向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铁道游击队23岁的年轻政委成为了1000多名日军的受降官。
1954年，铁道游击队的英勇事迹被写成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1956年，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一经上映，立刻轰动一时。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被广为传唱：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兵不厌诈——地雷战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频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人民损失惨重。根据地的民兵组织为对付日军的袭击，与敌人展开了地雷战。
1940年春，河北省安国县遭到日军“扫荡”。当地的民兵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他们事先把两枚手榴弹埋在地下，等到鬼子来了以后，再把手榴弹引爆，结果炸伤了两个鬼子。这个成功的试验，让当地人民惊喜万分，根据地很快掀起了自制地雷的浪潮。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开始是用铁器、陶器改制，后来干脆把家里的瓶瓶罐罐都用上了，往里面装上炸药，埋在敌人可能经过的路上。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往往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杀伤。
这种作战方式很快就引起了八路军上级领导的重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还专门办起爆炸训练班，总结学习各地军民开展地雷战的经验，聂荣臻还亲自到训练班给学员们讲课。地雷战被迅速推广到各个根据地，形成了全民参与的抗敌运动。
随着这一战法的广泛使用，地雷战的战术和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地军民发明创造出了几十种雷型和数不清的埋雷方法。雷型从单个雷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而埋设方法就更加巧妙和多样。由于敌人经常受到地雷战的袭击，因此每次来”扫荡”，只顺着有脚印的地方走。根据地的军民根据这一特点，想出了应对的方法，他们埋下地雷后，在表土上印出牛、羊的蹄印，或者小孩的脚印迷惑敌人，果然十分奏效。
日军屡次遭受重创，于是改变了以前只走大道分段的习惯，开始改走小路和河滩。民兵们仔细研究敌人的心理，精心选择埋雷的地点，让敌人走哪哪有雷，怎么也逃不过挨炸的命运。但是地雷战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等敌人来“扫荡”，而不能主动出击。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民兵们包上花头巾，化装成走亲戚的妇女，把敌人引出来，然后迅速把雷埋在这些日本兵会经过的路上。如果敌人在中途停下，民兵就会对日军进行佯攻，把敌人逼向雷区。在地雷战中，经常会发生爆炸后敌人却逃过一劫的情况，这时就要用步枪射击，彻底消灭敌人。如果在雷坑里埋上一些石子、铜钱之类的东西，地雷的杀伤力会更大。
地雷战发展到后来，根据地的军民甚至可以边打边埋，做到了“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请敌到”的程度。下面就说说关于地雷战的经典战例。
在山东的海阳县，涌现出了一批爆炸英雄，他们发明了数十种地雷，经常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搞得这一地区的鬼子是闻雷色变。当时的抗日根据地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海阳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直把那日军，打发回老家！”
一天晚上，民兵英雄赵守福接到任务，让他去袭击日军的登记所。一个人去炸一个日军据点，谈何容易？但赵守福立刻计上心来，他先是把衣服脱光，又把全身糊满了泥巴，然后背着三个地雷，爬到日军的登记所。由于天黑，赵守福看起来和身下的土地一个颜色。他悄悄把地雷埋好，就回到了村里。第二天日军集合出操时被炸死30多人。
在不断的实践中，海阳县的民兵们又先后制造了“钉子雷”、“水雷”、“梅花雷”等30余种雷，让敌人防不胜防。一次敌人“扫荡”时，发现路上埋了雷，于是依照往常的排雷方法，用铁钩子把雷钓好，然后急忙卧倒。没想到这个雷是假的，专门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真雷已经在敌人卧倒的地方爆炸了。为了迷惑敌人，民兵经常把新土挖出来铺在路上，然后把真雷埋在旁边。等到敌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他们又故意把地雷埋在新土底下，还在上面插上草人，挂上“打倒日本鬼子”的标语。鬼子看见后，必然气得上前去拔，结果挨了炸。为了避免挨炸，鬼子又想出一个恶毒的办法：让老百姓在前面开路。没想到，民兵们也针对这一点，发明了“长藤雷”，先把前面的百姓放过去，然后再扯动长线，专炸鬼子的大队人马。
1943年，日军出动了四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八路军得到消息后，决定转移到外线作战。为了拖延时间，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撤退，“晋察冀军区爆炸英雄”李勇带着他的爆炸组出发了。日寇为了避免遇到地雷，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结果依旧被炸得血肉横飞。一次，鬼子看见路边有两块大石头，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没想到刚坐下去，就被炸开了花。日军被满地的地雷吓得心惊胆战，足足走了半个月才到目的地。这时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早就撤走了。可日军想：我们不能白来啊，那就进去抢一抢吧！他们没想到，李勇的爆炸组早就预备好了。鬼子进了城，就像走进了雷区，脚下的“踏雷”，门上的“吊雷”，门后的“弓雷”，凳子下的“拉雷”，水井里的“蜻蜓点水雷”，树枝上的“抬头见喜雷”，吓得日军当天就撤出了县城。
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李勇率领的爆炸组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360人，炸毁汽车20多辆。日军气得咬牙切齿，扬言：“就是豁出100个日本士兵，也要抓到李勇！”在1944年的群英大会上，聂荣臻司令对李勇说：“你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打出了民兵的威风。”
在八路军缴获的一个日军大队长的日记中写道：“地雷威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惧情绪。
地雷战的开展有效打击了日军的“扫荡”活动，它不仅消灭了很多敌人，更是对日军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瓦解了日寇的士气。
神出鬼没——地道战
“高！实在是高！”“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电影《地道战》中的这些经典台词。电影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它取材于当时在冀中发生的真实战例。
1941年，日军开始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活动。冀中人民抗日武装为了保存力量，和日军展开长期斗争，开始在家中挖掘隐蔽洞，这就是最初的“地道”。
1941年春天，日军据点出动了30余名日伪军对冀中蠡县进行扫荡。刚一进入县城，就有七八个日伪士兵被埋伏在一旁的游击队员给击毙了。敌人遭受突袭以后，立即寻找到隐蔽地点，架好机枪，准备反击。可当他们刚刚准备好，却发现游击队已经不见了踪影。原来队员们都钻进地道，藏了起来。敌人不敢再贸然进攻，只得撤退。可当他们刚要撤出县城之时，游击队员们又从地道中钻了出来，在敌人的背后对他们穷追猛打起来，结果30余名日伪军全部被歼灭。这种以地道为依托的游击战术初见成效。刘少奇听说这件事以后，就对冀中根据地的领导下达了指示：根据各村镇的实际情况，把地道战推广起来。
后来，地道战在实战中不断得到发展。最初的地道构造非常简单，只能起到隐蔽的作用，后来才逐渐根据战争的需要，演变为既能防守又能攻击的地下工事。地道中有水、有粮，还能防水、防火、防毒。很多地道中都设有瞭望孔、射击孔，地道口附近还有暗堡和陷阱。敌人只要进入村庄，一举一动八路军都了如指掌，鬼子看不见八路军，八路军却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向鬼子射击。后来地道又互相连通，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冀中军民依靠地道的这一特点，从村内转移到村外，再从村外打回村内。敌人被这种战法打得是晕头转向，顾此失彼，最后只得狼狈撤退。
1942年，日军开始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人民依据“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防御思想，挖掘了大量的地下隧道，并利用这些地下防御工事，有效地击退了敌人。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平原展开了“五一大扫荡”。5月初，日军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河北冉庄。游击队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先在村外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然后转入地下工事。敌人怒火中烧，叫喊着冲进村里，游击队员立即从地道内的射击孔向日军射击。日军惊恐地看到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却不知道射击的人在哪里，暴露在游击队员枪口下的日本士兵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日军见“扫荡”行动实在无法继续进行，只得撤出村庄，仓皇逃跑。
冉庄，就是冀中平原著名的地道战战场，许多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抗战时期，冉庄的民兵游击队利用地道和日军进行了157次作战，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67名。后来，日伪军中竟出现了“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的说法，由此可见冉庄地道战的威力之大。
1945年3月31日，驻保定一带的日伪军集结了500余人，再次向冉庄发动进攻。冉庄的民兵游击队员们钻入地道，和日军进行战斗。日军先向村东口的暗堡发起了攻击，其中的几个鬼子手里还拿着镐，想把地道口挖出来。藏身在暗堡中的两个游击队员适时拉响了地雷，几个日本士兵当场被炸死。这时，守卫在村子各处地道内的民兵队员也纷纷把事先埋在村中的地雷引爆，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狼狈逃窜。这场战斗共击毙日军13人，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意图。
6月20日，日军又调集了1000余人包围了冉庄。敌人先对村内进行了炮轰，随后进入村中“扫荡”。当敌人刚刚到达村口时，就踩着了事先设好的各种机关，引爆了地雷，几名日军当场死亡。日军进入村庄后，横冲直撞、到处放枪，一个伪军团长在率领部队向村中进攻时，被埋伏在地道内的游击队员一枪击毙。等到日军的部队全部进入到村中，民兵战士们陆续拉响了事先埋在村内的10余个地雷。紧接着，又从各处的暗堡和射击孔向这些日军射击，消灭了20余个敌人。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13个小时，日伪军死伤33人，而民兵游击队仅有一名队员受轻伤。
在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的过程中，地道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如今，冉庄已经建立起了地道战纪念馆，并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的游客和青少年来到这里参观，感受抗战时期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反战同盟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生俘过很多日本士兵。
抗战初期，八路军对这些日本战俘处置感到十分棘手。因为这些日本兵接受的都是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十分顽固。但正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所说：“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教育感化他们，那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帮我们做宣传。这样的宣传对我们来说是‘鞭长莫及’，战俘却可以帮我们做到，我们应该有信心把这些战俘改造过来。”
就在八路军战士奔赴前线抗日的时候，中共中央也针对战争俘虏问题专门设立了敌工科，并且逐步确立了优待俘虏的政策。“日军士兵只要肯放下武器，就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被八路军晋东南军区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翻译成日语后，几乎打动了所有的日军战俘。
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一二〇师俘虏的一个日本伤兵回忆：“在战斗中，我们中队全部被歼灭，只剩我们几个当了俘虏，我担心八路军会用什么残忍的方法把我杀死。可在医院里，跟我住在一起的八路军伤员对我很好。晚上我想小便，还要把他叫醒，但他从来都有求必应……我从日本出发时，和妈妈、哥哥告别都没有流泪，可这次和他分手时，我却热泪盈眶。”
香川孝至原来是一名日军下士，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俘虏。战俘被俘100天后，按规定要交由军事法庭处理。于是，香川孝至和其余的日军俘虏一起被送往延安。路上，负责护送任务的八路军战士不仅没有虐待他们，还在战斗中保护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这些战士宁可自己吃粗粮，也给俘虏做可口的饭菜，到了宿营地，还给他们烧热水洗脚，香川孝至和所有被送往延安的日军战俘都被感动了。这一路上，他们看到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又感受着八路军战士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无法不心潮起伏。这些战俘渐渐消除了抵触情绪，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自愿加入到了反战运动当中。
抗战时期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一个八路军战士带着两个日本战俘转移，结果途中碰到日军搜山，三个人就躲到了一个山洞里。可当日军的脚步临近时，其中一个战俘却产生了动摇，想跑到外面给日军通风报信，另一个战俘感觉到他的意图，上去一把拖住他，并小声对他道：“八路军哪点对不起你？你这样做还有良心吗？”那个被拖住的日本俘虏急了，开始拼命挣扎起来，并故意发出声响，想把日军引来。搜山的日军越走越近，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另一个战俘猛地扑了上去，用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搜山的日本人走远了，八路军战士得救了，而那个想通风报信的俘虏却断了气。这件事后来在根据地广为流传，大家都很受感动。
很多日军俘虏中的进步分子后来还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留在这里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
“反战同盟”制作了很多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宣传品，然后由八路军组成的武装工作队散发到日军占领区。宣传单一般都会先以祝贺新年或樱花节作为开头，然后再讲一些道理。除了这些以外，宣传品中还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和边区的土特产。有些反战同盟的成员，还在堡垒附近与日军开起了联欢会，并且协助八路军，跑到前线对日军喊话。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日本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反战组织对日军展开的心理战，使日军军心产生了动摇，内部矛盾不断被激化，厌战自杀事件层出不穷。这让日本军部感到十分恐慌，他们甚至把这支只有几百人组成的队伍当做几个师团的兵力来看待。尽管日军后来采取了很多办法，试图破坏这种政治攻势，但依旧没能阻挡这种宣传对于日本士兵的影响。日本军部最终也只能发出“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战俘”、“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的无奈感叹。
小林清是抗日战争中最有名的日本八路，他原来是日军的机枪手，后来在胶东战场上被俘。刚被俘时，小林清并没有投降，甚至还找机会逃跑，结果被老乡发现，抓了回来。很多年后，他在自述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但是与我接触的八路军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除了我的枪、子弹、刺刀等武器被没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个人生活用品，一点都没动，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
后来，小林清又被送到延安，接受了六个月的教育。在那里，日本战俘享受着较高的生活待遇。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三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以大米、白面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了各种蔬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如果学员生病了，还会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小林清回到胶东后就参加了八路军。他一回来，就跑到各处的日军据点喊话：我是第五混成旅团上等兵小林清！搞得据点里的鬼子没有不知道他的。为此，他还登上了日军的悬赏令。后来，小林清又申请参加前线作战，但敌工科长和军区参谋长都没有同意，他就直接找到了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许世友痛快地说：“日本八路也是八路，给他一挺机枪，让他上！”从此以后，小林清参与了多次对日战斗，并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小林清又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且一直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