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

概况

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彝族乡，纪念地由以红军头像为标志的纪念碑、存放革命文物的纪念馆、大渡河红军渡口、红军炮台、红军机枪阵地、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强渡成功登岸的安靖坝桃子湾、红军书写的标语、保存完好的红军指挥楼等部分组成。2001年6月，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被中宣部评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大渡河是位于长江上游一条峡谷河流，水深流急，是一道天险。安顺场地处大渡河中游，是大渡河畔的一个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8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休息5天后，由会理沿安宁河谷抵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当时只缴获两只船，对岸渡口又有一营敌军防守。为了扫除这一障碍，红一团挑选了17名勇士，于5月25日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登岸，并陆续渡过了一个师，取得强渡大渡河的首战胜利。因此，安顺场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而驰名。

翼王悲歌

安顺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距雅安市石棉县城11公里。安顺场原名紫打地，地势险要，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留下一曲历史的悲歌。

石达开同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决裂后，率领部队在各地纵横驰骋，清军闻风丧胆，清统治者也惴惴不安，一心想除之而后快。1863年5月12日，石达开率军3万抵达紫打地（安顺场）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集重兵，据险阻击。清军在沿线各地备好滚木巨石，阻塞了太平军后退的道路。石达开数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都因为清军火炮太猛、大渡河水流湍急而失利。太平军进退两难，军队伤亡惨重，疾病流行，让纵横沙场十多年的一代名将成为笼中困兽。5月29日，当地土司岭承恩阻断最后一条山路，使太平军陷于绝境。

6月初，万般无奈的石达开作出了“舍命以全三军”的决定，想以牺牲个人来换取将士们的活命。他忍着撕心裂肺的悲痛自沉妻妾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河水之中，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的悲叹，成为千古恨事。

石达开

受骗被俘后，骆秉章背弃了与他的约定，下令屠杀石达开的200名部将及2000名士兵于大渡河边，致使滔滔河水血染红。石达开被押至成都，6月26日，被骆秉章凌迟于成都市科甲巷，年仅33岁。

红军勇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红军挥师向大渡河进军。

对于历史上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惨一幕，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清楚。蒋介石深知，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了。为此，他精心制订了把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并放言：“大渡河是红军的覆灭之地”。此时的中央红军仅剩2万余人，而蒋介石部署在大渡河会战的总兵力有20万人左右。

“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的铁厂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

5月16日，红军几乎是沿着石达开当年的行军路线向安顺场急进。24日夜，中央红军红1师出其不意地猛扑河边的安顺场小镇。25日上午9时，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正式打响。从红1团1营2连抽调出来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开始强渡大渡河。

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共9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率领另外8名勇士奋勇向前。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一齐向对岸敌人压制射击。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工事，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了下来。刘伯承命令：“继续吹！”站在一旁的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忙抢前几步，从一名司号员手里拿过号，挺起胸膛吹起来。

有“神炮手”之称的赵章成拿出仅有的4发炮弹，打出两发便击中敌碉堡。小船载着勇士们在弹雨中艰难前行。船靠岸了，黑压压的敌人从山上冲下来，“神炮手”又射出最后两发炮弹，命中敌群。熊尚林率勇士们冲上岸，最终控制了渡口。

刘伯承立即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红1师1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红2师4团又飞夺泸定

桥，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打破敌人的封锁，粉碎了敌人要让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妄想。

自此，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也流传开来，也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然而对于“17勇士”的说法，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应为“18勇士强渡大渡河”，这是因为，其实在强渡大渡河时，两船分渡过去18人。

亲历战斗的红1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挑选了17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过9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同志带队，我在第三船上。”在杨得志1982年发表《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是多少个？》的文章中，回顾渡河情况时提到：“我们可以把奋勇队17位同志称为勇士，若把当时的营长孙继先同志算进去，称18勇士也没有错。”可见，当时两船分渡过去的确是18个人，而“17勇士说”与“18勇士说”的分歧点就在于算不算时任红1团1营营长的孙继先。

根据回顾与推断，当时的情况是当第一船返航后，孙继先营长就在河边，并根据战场态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临时决定上了第二条船，带领剩下的8名队员过了河。长期以来，大多数史料都采用了“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说法，主要是认为孙继先营长随奋勇队一起过河，但作为营级指战员，他还担负着指挥其他战斗员掩护奋勇队过江的任务，并不是奋勇队的队员。

强渡大渡河的这17名勇士后来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奋勇队队长熊尚林于1942年6月牺牲在河北崇礼县与日寇的作战中，而17勇士中的其他队员最后的踪迹在哪里都不为人知。

作为当年强渡大渡河一线指挥员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因病逝世。

对于“17勇士说”和“18勇士说”的争论，孙继先生前曾感慨地说：“至于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争论。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应该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