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前期史学领域内，许多优秀的历史学者把他们的毕生精力都投入研究之中，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著作层出不穷，在对前代历史著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发展和创新了史学理论，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清代史学的辉煌成就。其中观点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有关历史研究的宗旨、研究方法和史学编纂等问题，他都作了精辟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清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成就。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但他的家庭从父辈起，就已经破落。家贫不能购书，只好借读于人，即使这样，章学诚20岁时已博览群书，“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矣”[40]。章学诚在青年时代，“意气落拓，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而“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41]，23岁初应顺天乡试，不第；25岁再试，又不中，不得已肄业国子监。28岁师从翰林院编修朱筠，筠家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并得以和往来于朱氏之门的当时学界名流，如戴震、钱大昕、邵晋涵等人交游，讨论学术，学识日增。35岁，开始写《文史通义》，从此二十余年连续不断。

章学诚像

章学诚的一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几乎全靠主持书院讲席和编修方志来维持生计，或靠朋友救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41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却又顾虑重重，“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42]，不敢进入仕途。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史学研究上。章学诚主张做学问要“经世致用”，提倡学术应当为时所用。一生治学所得，荟萃于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他在31岁以前，就有著述此书的意愿。他在翻阅前人历史著作的时候，曾言道：“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43]但因生活所迫，迟迟没有动笔。真正开始此书的写作，是在他35岁那年。直到他逝世前，这部书稿也没有最终完成。

《文史通义》的著作目的，据章学诚所言，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阐明史“意”。他认为，“史所贵者意也”，“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史意之所归乎？”[44]他比较前代史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作也”[45]。第二，校雠古今著作之得失。他在《文史通义》外篇三中说，“《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核《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这也表明他有别于一味专事考据的“汉学”做法。第三，经世致用，评论当时的学风流弊和世教民俗，他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46]“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47]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在对历史著作和社会不良世风的批评之中，章学诚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与“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顾炎武针对晚明以来知识阶层空言误国的弊病，提倡“君子之学”要“明道”、“救世”，开创了一代“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学者们的治学道路。清代史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得益于这一思想的感染。顾炎武在学术上倡导的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形成。其中，乾嘉时代的历史学者，绝大多数人都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专注于对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他们虽然在治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继承了前代学者所开辟的道路，却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丢弃了前代大师们治学的精神，把前辈学者的治学手段当成了目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对古籍的整理与考订，淡化了对历史理论的探讨与阐述。

章学诚对这种现象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说：“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学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在该书中，作者继承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乾嘉时代的不良学风作了尖锐的批评，既反对“务考索”，也反对“腾空言”。他批评说：“今日考订之学，不求其意，而执行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48]同时，他严厉批评那些“空言德性，空言学问”的“宋学”陋儒，认为他们是“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49]

他强调史学必须要“经世致用”。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行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意，不是言史学也。”[50]《文史通义》一书的内容之一，就是论述史学的意义和史学的作用，阐明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不止一次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以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51]他特别重视史学的教育惩戒作用，坚决反对那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治学态度，因为在他的眼中，“史家之书，非徒记事，亦以明道也。”[52]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对待古代文化和历史典籍的正确立场。要批判地继承前代的东西，因为“今不殊古”，“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知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也，非取疵病而直以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进而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史学家就不可舍今而求古，而应该做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53]。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他这些直面现实、提倡学以致用、力纠不良学风的言论，可谓发人深省，意义非同一般。

二、“六经皆史”

明清之际的学者一度提出“六经皆只是史”的观点。王阳明、王世贞、李贽等人先后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但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述。到了章学诚这里，他大胆地继承这一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并赋予鲜明的时代内容，成为他史学理论的主要成就。

他在《文史通义》中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他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54]，“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55]。“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56]至于把前代的典籍尊奉为神圣的经书，那是后世儒家所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易教上》、《经解上》和《经解下》等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说法把儒家加在《六经》上的神秘面纱全部揭了下来，如此言论在当时令人闻之惊骇。

“六经皆史”的意义在于，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搜集材料的范围；同时也是对当时空谈心性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不良学风的批判。“宋学”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不顾历史事实而求索所谓的“道”。章学诚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六经”是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史”，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而“汉学”家专注于对经传条文的考订，完全背离了“六经”的真正内涵。章学诚说，孔子作《六经》的目的在于让后人从先王的政典中获取治国安邦的道理；研究《六经》就是为了从中寻求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不能脱离当今人事而仅仅满足于为古书拾遗补缺。“六经皆史”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史学的地位提高了。既然先王的政典是古代的历史记录，那么研究历史无疑就是研究前代政治，就与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章学诚进而提出了研究《六经》的正确态度。即应该紧紧围绕现实生活，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汲取有用的东西，“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57]，而不应食古不化，墨守成规，他批评一些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58]。所以他大力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反对死守章句、背离现实的治学之道。

三、史家与“史德”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曾说，一个好的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此加以肯定，但他认为判断“良史”的标准，仅这三点还不够全面，他在“三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虽未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辩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59]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的核心内容，就是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应如何处理主观与客观两者之间的关系。章学诚明确地指出，“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这样才能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的史学领域中，明显地存在着脱离历史实际的治学风气。官方史学自不必说，在私人著述之中也有此种不良习气。“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衷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与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有的史学家，富有才情，学识渊博，见识出众，但在著述之中，却私意地篡改史实，任情褒贬，完全置客观实际于不顾，结果对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在章学诚看来，这种做法与“良史”的要求相距甚远。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端正态度，正确把握“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客观事实出发，力求从历史事件中探寻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人为地、想当然地对史实作出解释。

关于“史德”跟“史才”、“史学”、“史识”的关系，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德”居于首要的地位，是灵魂，对才、学、识具有驾驭和统帅作用。因为史学的重要目的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寻求“真义”，以期对现实有所借鉴。只有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于人”，秉持公正的态度，才能很好地运用个人的才、学、识，如实地描绘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60]。否则，如果抛开“史德”，只求显露才情，或卖弄学问，那显然是舍本逐末，走上歧路。当然，章学诚强调“史德”，并不是说就完全不重视其他方面，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但这些只有和作者的“著述之心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章学诚的这些言论，比之前代刘知几的“直书”观点，显然更进了一步。

此外，章学诚还在历史编纂和校雠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他提出通史编写应做到“纲纪天人”，“通古今之变”；后世史家要在对古代史籍改造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史体，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克服前代各种史体的不足，他自己设想出一种新史体，并决定用以改编《宋史》，可惜因早逝没能如愿。在《校雠通义》一书中，他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出发，提出“互著法”，为学术研究指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章学诚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他的这种学术见解和方法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水火不容，因此，他的史学思想在生前并不为社会所认同，且多遭訾议而“为人隐恨”。直到晚清学风变化，其《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不胫而走，他的史学革新精神始昭显于世。这些崭新的历史评论对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