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史学上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官修史籍的问世，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杰出史学家的不断涌现，人才辈出；一批取材宏富、体裁新颖、立论卓异的史学作品，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家，不仅在思想领域开启一代新风，在史学园地也以各自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学人。乾嘉时期，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史家均以考史著称，他们的治史精神及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突出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在为数众多的史学著作中，清初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衰，于此判焉”[13]，远远超越前代同类著述，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辉煌总结。章学诚毕一生之精力，撰著《文史通义》一书，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是史学评论中不可多得之书，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开辟一代新风的顾炎武

清初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道路，带着激烈动**的时代色彩，呈现出以经世思潮为主流，从对明朝覆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掀起用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的新潮流。顾炎武就是这一进步思想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

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至明清易帜达到极点。农民起义摧枯拉朽，明王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清王朝入主中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响应时代的召唤，为完成挽救社会危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去呐喊，去奋争。当他们投笔从戎的壮举被清兵的铁骑无情地否定、复国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之后，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转向沉痛的历史反思，开始以著述救世，倡导讲求“当世之务”的经世实学，扭转前代脱离社会实际的虚妄学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社稷沦亡”的巨大社会变动之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认真思索，尤其是在武装抗清失败之后，痛定思痛，潜心于学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明朝灭亡、清朝入主的原因，以历代兴亡为借鉴，具体地去探讨国家政治制度、文教设施、赋役财政、军制兵法、“夷夏之防”、山川之利等历史经验教训，寻求社会改革的办法。

顾炎武身当明清之际，深感于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的恶习，“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14]，“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5]。面对如此风习，他大张“明道救世”的大旗，提倡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他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6]又言：“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7]“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合二为一，成为顾炎武一生执着追求的新学风，其目的和落脚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也就是他所说的“救世”。所以，他明确表示：学问文章，如果是“有益天下”的，多多益善；反之，多一篇就多一篇的损害。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8]他一生广泛地涉足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考古和舆地、诗文等领域，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有所贡献。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史学研究中，通过他的著作得到具体的发挥和运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着手编写与当时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部历史地理著作，即《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说：“崇祯乙卯（1639年），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19]《天下郡国利病书》主要记录全国各地的疆域、形胜、关塞、兵防、田畴、水利、物产、赋役等，试图从这些关乎国计民生和社稷存亡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现象入手，探讨社会兴衰演进的动因。

最能体现顾炎武“救世”精神的著作，是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力撰写的《日知录》。他在初刻本《日知录》自序中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表露：“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在书中，他回溯前代：“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宋世风俗”，探讨吏治、赋役、典礼等古制的来龙去脉，“疏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顾炎武还十分注意把学术活动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他晚年游历北方的时候，用两匹马、两匹骡驮载着书籍，每到一处关隘要塞，就向当地的老兵退卒调查，有与平时所了解的情况不相符的，当即就取自带的书籍检查核对，予以改正。这部书和他的其他著述如《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除取材于他人著述之外，更是他经历了多年艰辛的实地考察才写成的。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都直接影响到当时及后世的许多学者，开创了一种严谨朴实的新学风，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门径。在他之后，学者们或是继承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他的治学精神，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不仅促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也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二、王夫之和《读通鉴论》

王夫之是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因为他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所以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他本人也自署船山遗老、一瓠道人等。王船山自33岁就开始他的隐居著述生活，从事著述40年，对天文、地理、历法都很有研究，尤其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因为他大半生都隐居于湘西穷乡僻壤的深山中，不为外人所了解，其著述直到道光朝才被人发现，传播渐广，影响日益扩大，和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在史学领域内，建树丰富。主要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和《箨史》等。《永历实录》和《箨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永历政权兴亡始末，表达了对故国“亡明”的怀念之情。书中所载史实可补官修史书的阙漏，是清初私人著写当代历史的代表作品之一，突出的一点是，《永历实录》没有像传统的史家那样囿于成见，把农民起义领袖都称之为“盗贼”。凡是参加永历政权以及在西南地区坚持抗清的历史人物，王夫之都为他们作传。其中有明朝宗室，有明朝各级官吏，也有原农民起义的首领，如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在这些人物传记中，作者肯定了他们抗清救国的历史功绩，并没有因这些农民领袖参与推翻明朝政权而一笔抹杀他们的历史地位。《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他根据《资治通鉴》和《宋史》所载的历史事实，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是他史论中的代表作。

《读通鉴论》30卷。其中评论秦史的1卷，两汉史8卷，三国史1卷，两晋史4卷，南北朝史4卷，隋史1卷，唐史8卷，五代史8卷。每卷依据《资治通鉴》所列历代帝王世系，又分为若干篇，每篇选择这一时期的典型历史事件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若干进行分析和评论。卷末附《叙论》4篇，概括说明本书的写作意图和主题思想。

《读通鉴论》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是王夫之晚年的一部作品。王夫之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从史书中找到“经世之大略”，即所谓“读古人之书，揣当今之务”。他运用朴素的辩证法和进步的社会进化史观，系统地分析、批判了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到五代十国分崩离析这千余年间各代封建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试图从中总结出治乱图存的道理。当时，他是满怀着亡国的隐痛撰述此书，因此，书中所选择的历史事例，都是针对着明末清初各种政治流弊而发。例如，王夫之认为明末统治者对女真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下一系列错误，才造成建州地区的军事行动失利，最后养患为害，招致清人入关、明朝覆亡的历史结局。他认真分析了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策略，及其利弊得失，提出对于“边患”不可掉以轻心，应“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国内乱而“借援于夷狄”。清兵入关之初，南明弘光皇帝和一批朝臣曾幻想借助于清兵镇压农民起义，而后划江为界偏安江南，重蹈南宋故事。结果不过一年，清兵攻陷南京，弘光政权灭亡了。王夫之指出，“借援于夷狄”的结果，只能是“毁中外之防”，“亟病中国而自绝其胤”，加速自身的灭亡。从这些评论中，不难发现王夫之做史论的目的，完全是从“经世致用”的需要出发，即其所谓“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王夫之在分析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时，反复强调选贤任能、重用人才的重要性。《读通鉴论》中有许多地方都表露出这种正确的人才观。秦王朝短命的原因，他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用人不当。他评论秦始皇其人时说：“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者！汉高祖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20]他还把曹操、诸葛亮和刘裕放在一起作比较，反复论证用人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政治家要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非再造之君，下无分猷之士，孤行其志”[21]，纵有雄才大略，最后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曹操“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22]。这是曹操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所以，“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读通鉴论》一书，不仅反映了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而且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进化史观。他在书中许多地方的论述，都肯定了历史是进化的、发展的，而且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每个时代的政体法令、典章制度都同样在不断发展变化。他说：“事随势迁，而法必变”[23]，“就今日而必法尧、舜也，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不可听也”[24]。他在解释历史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根源时，继承了刘知几、柳宗元等人重“势”的进步历史观，带有朴素的唯物思想。

三、黄宗羲和《明儒学案》

在清代史学发展史上，黄宗羲是一位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成就非凡、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他的史学名著《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为学术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宗羲自幼秉承家教，对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19岁，便读完了二十一史。他身历明清更迭之变，在他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就陪伴老母返回乡里，一面讲学，一面“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25]。当时知识界的学术风气，使他深感史学的危机。他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史学，即《资治通鉴》版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26]他和顾炎武、王夫之两位学者一样，怀抱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深入钻研古代历史和当代史，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明亡之后，他深怀故国之思，认定“国可灭，史不可灭”，刻意搜求有明一代、尤其是南明历朝史事，集汇乡邦文献、朝野掌故，成《行朝录》9种，又编著《明史案》240卷（今仅存篇目）。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重开明史馆，他虽然力辞不就，但在《明史》修纂过程中，凡遇重大疑难问题，往往是“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27]。《明史》历志亦多赖其审核，地理志又采据黄氏《今水经》。所以，黄宗羲虽没有亲赴史局，但对《明史》编修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黄宗羲的史学著作中，最能代表他史学成就的作品，首推《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全书62卷，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年间学术思想的发展概况，把明季308名有成就的学者，依照时代顺序和各自的学术特点，分成不同的学派，采摘各家文集、语录，成立19个学案。该书内容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部分。明初9卷，以程朱理学为主，陆象山学派为次，先立“崇仁”、“河东”两学案。崇仁学案中以吴与弼为首，胡居仁、娄谅等人随后；河东以薛居首，吕柟等附之。这些人都属于程朱学派。又立“白沙学案”，以陈献章为主，属陆学一派，下启王（阳明）学之流。在初期9卷中，作者又分出“三原学案”，是河东薛氏一派派生出来的新派别。这说明黄宗羲在分立学案时，不但把握着各个学派之间的师承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各家之间的差别，使得各派分立条理清楚，持论允当，便于读者把握其脉络走向。

明朝中期部分，专述王学各家传承。首辟“姚江学案”，详细叙述这一学派创始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然后依次分列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各学案，这几个学案都师承王学。另有止修、泰州、甘泉三个学案，虽同出于王学，但各有不同，所以单列，以示王学变化。后期则包括东林、蕺山两学案。东林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蕺山一派则仅列刘宗固一人。在中期与后期之间，另立“诸儒学案”，把以上各学派之外的学者收入其中，如实地反映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做到兼收并蓄，博采百家，体现出作者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整部书的编排体例上，每一学派之前均有序文，接着是每位学者的小传，对他们的生平经历、著作、思想以及学术传授，一一作出扼要介绍，然后是学者本人的著作或语录的选辑，中间还夹带作者自己的意见，这样完善的编排方法，是作者的发明独创，不仅表现出渊博的学识，而且反映了他的治学精神。就历史编纂学而言，学术史是一种出现较早的著述形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吸收前代著述的优点，使之臻于完善和定型，为后世学术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写完《明儒学案》的同年（1676年），黄宗羲不顾年事已高，又继续撰写另一部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但只写完《序录》和正文17卷即去世，最后由其子黄百家及其门人全祖望续写完成，共100卷。几乎与黄氏撰《明儒学案》同时，万斯同撰《儒林宗派》16卷，上起孔孟，下迨明季，按不同时代记述儒家各派学术的源流及发展。随后又有朱彝尊、章学诚等人有关经学、史学学术发展的著作问世，形成了清代学术史或相近体裁史作的不断出现。

四、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

我国史学家一贯注重地理沿革的研究，自从《史记》、《汉书》分设《河渠书》和《地理志》后，不少正史都沿承不断，并且相继出现了诸如《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明《一统志》等一批历史地理学专著。到了清代，历史地理专著更是接连不断的问世。最能反映当时这一学科成就的著作，应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为代表。

顾祖禹（1631—1692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因为他的父亲柔谦入赘常熟谭氏，所以他也自称是常熟人。其高祖顾大栋曾任明光禄寺丞，作《九边图说》一书。其父也精于史学，入清后拒不出仕，以遗民终老。顾祖禹在学术上和政治立场上都深受父祖辈的影响。清军入关时，他年方十四，随父徙居常熟虞山，家贫无计，弱冠即为塾师，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无力买书，只好四处借读。他痛心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有感于《明一统志》及当时此类著作对全国山川形势、关隘险要语焉不详，文人学士不知史地研究是为了实用，当政者不懂得利用地理上的优势抗击敌人，招致国破家亡，在父亲的敦促下，绝意仕途，从顺治十六年起，一面教书，一面开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他才29岁。

康熙年间，三藩起兵反清。顾祖禹只身入闽，入耿精忠幕，想借此进行反清复明。失败后北归，馆于昆山徐氏，得以遍览传是楼藏书，重理旧业。后受徐乾学聘请，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编写上。他遍考群籍，“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28]，加上个人游历考察所得，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到他临终前不久，撰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

该书前9卷总论全国州域形势，中114卷按省分述，每省先以总序叙述疆域沿革及山川险要，附以地图，再用较大篇幅详细叙述一省内各府、州、县的城邑、山川、关隘。后6卷概述全国的河流、漕运及海道。最后一卷叙述地理分野。全书仿照《纲目》体例，先撰纲要，再以正文详注，必要时又注中夹注，编写体裁，独创一格。历代州域，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京省形势，以地理为经，以朝代为纬，经纬并列，纵横连贯，构成一部眉目清晰、体裁新颖的舆地著作。该书“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29]。作者卷首三篇《总叙》中自述了撰写此书的动机和指导思想。他说做此书是为了“明地利”，使“任天下事者”明了地理沿革变化，利用山川地利，“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正是因为他在书中有所寄托，所以此书内容侧重于古今地理的沿革变化，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对于各地“景物游览之胜”则一概不涉及。作者取材的标准非常明确，即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有关国计民生的便写，无关的就不写。

《读史方舆纪要》与历代舆地类著作最大的区别，是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顾祖禹在书中不仅记录历代州域变迁及山川分野，而且评述各地城郭、山川、关隘等险要之地和彼此之间的地理联系，从历史上追根溯源地描述其军事上的价值，并从历代地理的沿革变化入手，总结前代历次军事胜败的经验教训。此书不仅是一部史地沿革专著，而且为军事地理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途径。

除了上述军事形势方面的内容外，《读史方舆纪要》还涉及全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如交通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漕运的增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反映了历史上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他评述苏州地区物产之富饶，说“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也。门户多虞而府库无恙，不可谓之穷；四肢多病而胸腹尤充，未可谓之困。盖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30]简洁数语，概括出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

在考察我国疆域政区的变化时，作者广征博引，叙述详明，有不少观点是“发前人所未发”，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如一个朝代都城的建立，顾祖禹认为是由那个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决定的。建都地点的确定，不仅要看它自然形势是否险固，地理交通是否便捷，而且还要看它的生产物质条件是否发达，对敌斗争形势是否有利等多种因素，决不是单纯地由地理位置是否险要来决定。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朝代建都之地，就不一定适合后继者定都。这种辩证地评判事物的思想方法，很有说服力。另外值得称道的是，顾祖禹的文学才能相当高，在这部书中有很好的表现。全书文字清新，音韵抑扬顿挫、富有气势；叙述生动，描写委婉曲折，使原本较为枯燥的舆地之书变成了一部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博雅巨著，让人爱不释手。所以其书问世之后即博得广泛的赞誉。江藩称：“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31]刘继庄则说：“方舆之作，诚千古绝作。”[32]当时人们曾把它列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可见人们对它的普遍推许。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限于体例，详古略今，对明清之际的地理环境变化一字不提，缺乏鲜明的时代气息，是其美中不足。

五、乾嘉时代三大史学家及其著作

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是乾嘉时代以历史考证而著称于世的三大家。他们的治史道路和各自的代表作品《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证》、《廿二史札记》，突出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在清代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王鸣盛像

王鸣盛（1722—1797年），字风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解官居苏州，不复出仕，时年42岁。王氏年轻时先以诗文著名，后研究《尚书》，与惠栋往来讨论经义，成《尚书后案》30卷。自解官归田之后，便转而治史：“诗文皆辍不为，惟以考史为务”，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写成《十七史商榷》100卷，为其史学代表作品。

《十七史商榷》，包括《史记》以下13种史著，加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总共17部正史。书取名《商榷》，表明了王鸣盛治史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这17部史书“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33]，可见此书的主要内容，一是校勘文字，补正其讹脱；二是考证其中的典章制度。

在全书近2000个条文中，有很多条属于文字校勘，这是该书的重点。作者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34]这一工作是乾嘉学者们的专长，而王氏又是其中名家。书中往往用三言两语校一字或数字，更正了不少讹误。另有不少条目属考证两汉至五代的地理和职官，有助于读者阅读。

王鸣盛在考校十七史的时候，通过对诸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史书（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对比，发现异同，对史书的体例、选材、纪事、文笔，以及史作者的修史态度加以评论，有些观点值得重视。王氏对范晔的《后汉书》评价极高，《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序》一条，用短短数语将《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加以比较，指出范晔和袁宏对待汉季党人的不同态度，进而肯定前者的可贵，很有说服力。

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方面，王鸣盛也能够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敢于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对唐代王叔文改革，他说“后人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亦狥众论”[35]，并不公正。他批评这是以成败论人。这个评论符合实际，客观公正。可见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一般都有自己的主见。但作者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只限于谈历史，而缺乏对现实的观照。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曾参与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乾隆四十年退隐，时年48岁。归田30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的士人多至二千。一生著述宏富，大部分是史学著作，《廿二史考异》是其代表作。

《廿二史考异》100卷，是钱大昕一生精力的结晶。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余弱冠时好乙书（即史学——引者注），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痰，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岁有增益，卷帙滋多。”可见作者用功之勤。该书的内容重在文字校勘、典章制度的考释和名物训诂等方面。钱氏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辩氏族，否则涉笔便误。”[36]作者正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前代诸部正史加以详细的考证，纠举疏漏，校正讹误，祛疑指瑕，以期嘉惠后学。

从《廿二史考异》的考证内容来看，钱大昕对宋、辽、金、元诸史用功最深，其中又以《元史》考异最突出。全书用15卷的篇幅来指摘《元史》中的错误。他曾一度想重修《元史》，但最终也没有实现。为了订正史书的讹误，作者引用资料之多、范围之广、耗时之久，都令人惊叹。仅以《宋史》为例，除用原书的纪、传、表、志互校外，还引用宋人杂史、方志、诗文、碑传笔记、小说等六十余种书来订正《宋史》的错误。书成之后，钱氏在做《诸史拾遗》时，又继续补订《宋史》，征订参考书二十余种。

钱大昕考证历史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取证，汇集大量的史料，主要是从官修正史，加上谱牒家乘、稗官野史作参考，还运用一些金石材料作物证。二是比较，从众多的取证材料中推究出历史事实，先排比其现象，审视其异同，观察彼此之联系，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三是专题考索，抓着一个具体问题，作专题研究，有目的地归纳，分析有关材料，最后弄清所考证的问题，写成专条，或构成一篇独立文章。钱氏这种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对后世学者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但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典章制度等考证过于零散，缺乏系统的分析。侧重史考，史论的东西不是太多。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通鉴辑览》。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46岁休官归里，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所著有《陔余丛考》43卷，《廿二史札记》30卷，《皇朝武功纪盛》4卷，另有诗文集85卷。其中以《廿二史札记》影响最大。

《廿二史札记》的成书经过，赵翼在该书自序中作了简要的说明。他自言：“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可见他这部书属于读书笔记汇编。其书名为《廿二史札记》，其内容实际包括24部史书，没有把《旧唐书》、《旧五代史》算在其中。作者承袭明人所谓“二十一史”的习惯，另加《明史》一部，合称之为《廿二史札记》。

该书内容，除考证史实、校勘文字之外，还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加以推究评论。这是该书与《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明显的不同，这一部分所占全书的比例较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研读史书的着力点。

赵翼在进行史实的辨订考证时，主要是就正史纪传表志中的有关记述，参互校核，即以本书证本书，“以史证史”。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前代史书所记，不凭依野史稗说简单否定，走的是搜寻内证这样一条稳妥的史考方法。他说：“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37]这种客观求实的治史方法，值得借鉴。

在考证史实、辨订文字讹误的同时，作者也论及修史之取材、文笔、史家品德等问题。对于每部史书，先叙述其著述经过，再评价其得失优劣。他称赞修史贵在取材和文笔简洁，反对曲笔和讳饰，肯定直书和实录。更值得提及的是，赵翼在书中提倡“自成一家之言”。如他在批评《隋书》记事不实，而《北史》又照旧承袭时说：“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之言也？”[38]在评价《三国志》时，又表达此种观点：“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39]说明赵翼重视史书的独创性，指出官修史书不可克服的弊病，很有见地。

全书的大部分条文是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所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都是作者评论的对象，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历代政治的利弊得失。如汉代之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之门第、九品中正、清谈，唐代之宦官、藩镇，五代之武人，宋代之谈和，辽金元之边衅，明代之刑狱、朋党、“流贼”，赵翼都一一加以指陈、归纳，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一个朝代的政治特点和社会风尚。尽管书中许多观点因陈前人，但对初读史书的人来说，仍不失为入门指南。

应当指出的是，赵翼在评论历史的时候，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现象，宣扬“天命”史观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他在评价南宋与金、元的外交政策，岳飞抗金与秦桧议和这些世人已有确论的史实时，竟然偏执一端，不惜歪曲历史真相，为秦桧之流翻案，显得尤其错误。

综上所述，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家，他们的治史方法和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乾嘉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笼罩着当时整个学术界。这种学风影响之下的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走上考证之路。加之当时政治高压迫使不少学者埋头于故纸堆中，逃避现实。私人治史也表现出博古倾向，但经世致用的精神已**然无存。只有章学诚独树一帜，高唱义理，于众口一词之风气下，力纠乾嘉之世的不良学风，为当时史学研究领域增添了弥足珍贵的新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建树不凡的优秀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