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史》

《明史》是我国二十四史之中最后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体例较严谨、内容较好、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书成刊印，历时95年之久。如果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编修算起，也花费了整整60年时间。从着手准备到全书告成刊印，之所以用去近一个世纪，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是因为清初社会矛盾激烈，时局动**，人才缺乏，条件不备；二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修史的专横控制，史馆人事屡变，总裁调动频繁。早在顺治初年，冯铨、洪承畴等负责这项工作，当时由于时局未定，各地抗清斗争不止，加之洪承畴等人不但缺乏史学修养，而且身为降臣，对修明代历史自然避忌多端，没有什么成效而告终。康熙十八年征“博学鸿儒”，重开史馆，正式修撰《明史》。当时人才济济，史料备具。但清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的专制，文字狱不断，因私著明史而被构陷入狱者不断出现，致使史家视修撰明史为危途。再加上处理明代万历朝以后明清之间的关系，以及明清之际全国各地抗清的事迹是一难题，在史书体例上如何安排南明福、唐、鲁、桂诸王政权，更有困难。这些问题，在清朝政局完全稳定之前不可能寻找到一个较为稳妥的解决办法，自然影响到《明史》的修撰进程。

清朝修撰《明史》，参考史料之富，动用人力之多，都是空前的。除了官修的《明实录》和《明会典》外，还有大量的私人著作可资参考。因为自明朝中叶以来，私人写史之风盛行，因而记述明代故事的史籍特别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指出：“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这些记录本朝史事的明代作品，如邓元锡的《明书》、王世贞的《弇州史料》、何乔远的《名山藏》、陈建的《皇明通纪》，还有各种杂史、传记等书，卷帙浩繁，内容广博，为清修《明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史料。清修《明史》，因为距离明朝覆亡不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9]，而且在编纂过程中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参与其事，可谓人才济济，保证了成书的质量。后又经反复修改，所以《明史》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牴牾较少，而被后世史家誉为上品。在二十四史当中，除前四史之外，《明史》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明史》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就内容而言，它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民族关系、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情况。如关于农民起义的史料，书中直接或间接记载的地方相当多，尽管史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清朝统治者编写《明史》的目的，是企图把明朝兴亡的历史，引为自己的借鉴，为巩固本朝的统治服务，因而对明代的政治得失、社会矛盾等，都要求在书中加以揭露。因此，书中记载得最详细的内容，是关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从洪武时期朱元璋杀戮功臣，到万历时期的阉宦擅权、东林党争等，都备载无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当权者的暴虐。《明史》对统治阶级人物的评价，一般能做到功过并举，很少有完全的肯定，这是历史著作中值得提倡的一个优点。

《明史》与前代官修诸史相比，在体例上有创新之处。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增设了《阉党传》，专记宦官结党擅权误国；又设《流贼》、《土司》等列传，记述了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在表的部分，增加了《七卿表》。以前正史有志无图，而《明史》的《历志》则增图以明之，实现了郑樵所提倡的“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的主张。前代诸史《艺文志》部分大都失之断限，把前代和当代的作品罗列在一起，条理不甚清楚，而《明史》则只记载当代艺文，避免了重复。在史料的取舍和编排上，《明史》采取了较为客观的态度。材料取舍中，凡不可信者，皆弃而不取；对歧说难定是非者，则采取存疑互见的方法，列出各种不同的记载，让读者自己去定夺。在材料的剪裁上，力求多刊载史料原文，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文献，增加了史书的信息含量。

至于《明史》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为有些记事过于简略，如关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科技发展就记述的很少，未能充分反映出明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虽然设立了《外国传》，叙述明朝与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和友好交往，但范围仅限于近邻及南洋诸国。像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经数十年、途经数十国，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壮举的事迹，《明史》记载却十分简略。涉及明清关系的史事，由于清代文网森严，忌讳很多，有关清人入关之前及南明诸王政权、各地抗清斗争和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等史实，记载零星，语焉不详，且多有失实之处。书中专设《流贼传》，对农民起义竭尽诋毁之能事，更是有悖于历史真实。再者，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强调君主集权，《明史》也达到了前代诸史所未有的高度。在《忠义》、《孝义》、《列女》等传中，大肆标榜封建纲常名教，暴露出愚弄百姓、维护封建皇权的反动立场。

但是从整体上说，《明史》在编纂方面有不少长处，史料依据丰富，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练，称得上是唐以后官修正史中比较完善的一部史书，是了解明代历史的首选著作。

二、《清实录》和《东华录》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全书自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德宗光绪帝止，共11朝，计12部、4404卷（包括《满洲实录》8卷及各朝实录之首卷）。

清代所谓修国史，一般泛指纂修实录。历朝皇帝都非常重视实录的纂修，每一皇帝登极之后，都把纂修前朝实录视为大典，专设实录馆，由宠信大臣主持修撰，最后由皇帝本人审阅钦定。实录修成，分别以汉、满、蒙3种文字缮写正本4部、副本1部，分藏于皇史宬、内阁、内廷和盛京崇谟阁。

清实录

现存清代实录，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均经过“重修”、“核订”。《太祖实录》初修于入关前，兼天聪、崇德两朝的《太宗实录》初修于入关不久，《世祖实录》修成于康熙十一年。康、雍、乾三朝对上述清初三朝实录作了大量的修改加工，使实录中绝大部分失去了初修时的面目。清廷之所以屡次修改前朝实录，主要是出于美化祖先，掩盖清室祖先在立国之初的历史真相和清室内部相互倾轧的内幕，以及暴虐政治和民族压迫的史实。清室祖先原为明朝在建州的臣属，只是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才开始摆脱明朝的统治。入关之后，清廷把初修实录中有关这一部分的记载作了彻底的剔除。在乾隆朝重修前朝实录时，对诸如圈占汉人土地、逃人法、文字狱等清朝推行的野蛮和残酷的统治政策，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删削。有的史事，如牵连七省、迁延三十多年的曾静冤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特大要案，而雍正、乾隆两朝实录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实录”之名多有虚妄。为了使实录的内容编订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清廷完全置历史于不顾，随时都在对历朝实录进行斟酌修改。光绪时定制，日讲官每日进讲实录一卷，每遇对内容不满意之处，就在讲筵之间加以修改。每次修改完毕，即将前本焚毁，不留任何修改的痕迹。这种随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在是不多见。清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对此感叹说，清“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10]，可谓直陈其弊。

《清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下的奏议，是皇帝活动和诏谕的汇集。臣下的奏章非经皇帝批过不载。《清实录》对皇帝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它毕竟汇集排列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仍不失为研究清史的史料宝库。它文字不计优劣，记述务求其详，不仅详尽地记载了皇帝的一言一行，以及一些大臣的一生政绩，而且包括了一代刑法政令、科举吏制、钱粮财赋、人口户籍、兵役战争、封疆建置，外交封贡、文化典籍以及自然灾异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是汇集清代史料最全的典籍之一。

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实录》因频繁改动而造成许多内容失实这一缺陷的是《东华录》。《东华录》是清朝史臣因职务之便抄录的历代实录的缩编本。有乾隆朝蒋良骐摘抄的清初五帝六朝《东华录》、光绪朝王先谦所集《东华录》。蒋氏《东华录》成书32卷，起自太祖天命元年（1616年），迄于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保存了传本所不载的一些清初史料。王氏据改修本实录，仿蒋氏的做法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230卷；对蒋氏《东华录》加以详编、补充，增至195卷，合称《九朝东华录》；后又增补潘颐福咸丰朝《东华录》100卷和自辑同治朝《东华录》100卷，成《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全书在《清实录》未刊行之前，颇为学者所推重。

三、《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全国性的历史地理总志。该书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设“一统志馆”着手纂修算起，前后共修纂过三次。第一次修于康熙二十五年，最初由内阁学士徐乾学主持，后来徐乾学因罪免职，编纂工作一度停顿下来。雍正七年（1729年）敕令各省纂辑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11]。在朝廷诏令下，各省通志编纂进度加快，《一统志》的纂修随之恢复。乾隆六年（1741年），畿辅、盛京、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省十七部通志相继修成。乾隆九年（1744年），《一统志》也最后成书，共342卷。其编排次序是按省分述，先有概述及图表，再分别记述一省之内的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省以下再以府、州分卷，记述一府或直隶州之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共21门。所记时间自清初开国至乾隆八年（1743年）。其体例虽多依仿《大明一统志》，但较之于元明两代一统志，内容充实，考证精详。

该书修成不久，清朝对西北边地接连用兵平定了蒙古、维吾尔等族上层分子的叛乱，版图扩大；加上部分行政区的划分有所变动，职官又有增减。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乾隆帝接受御史曹学闵的建议，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历经二十年，至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工作告成，凡500卷（含子卷），俗称“乾隆《大清一统志》”。

该书第三次重修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从乾隆五十年到嘉庆年间，全国的情况又有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户口、田赋、税课较前大有增加，行政区划和职官也有不少新的变化。嘉庆帝令国史馆进行补纂和修订工作。补修工作自嘉庆十七年四月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完稿，前后耗时32年。重修后增辑资料截止到嘉庆二十五年，故定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共560卷。书中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内容悉抄旧志，稍有修改；增辑部分，主要取资于朝廷各部、院、寺、监及各省的册籍，同时又博采群书，特别是国史、地方志和《天下舆地全图》等。与前两部《大清一统志》相比较，《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叙述的时间长，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日臻完备，考订也更精详。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

四、续三通和清三通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开始设馆对“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进行续修。至乾隆三十二年，仿“三通”体例纂修《续文献通考》250卷，《续通典》150卷，《续通志》640卷，人称“续三通”。

《续文献通考》，根据明代王圻所编《续文献通考》加以改纂，体例与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相同，共26门，比《通考》多出“群社”（从“郊社考”分出）、“群庙”（从“宗庙考”分出）两门，记事上接《文献通考》，下迄于明亡，记载了自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沿革变迁，眉目门类比较清楚，史料引证宋、辽、金、元、明各代旧史以及文集、史评、语录，并参以说部杂编加以考证，后又经纪昀等人校订，对《文献通考》未详部分有所补正。

《续通典》，体例与《通典》相同，仅将兵刑分为两门。记载从唐肃宗至德元年到明崇祯末年共计1000年左右的典章制度，因为明代见闻最近，所以史料也以明代部分最为丰富。

《续通志》，承袭郑樵《通志》之旧，内容体例均无多少变化。

清廷在纂修“续三通”的同时，还修了“清三通”——《清朝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三部书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1786—1787年）间定稿。

《清朝文献通考》，又称《皇朝文献通考》。全书共300卷，初与《续文献通考》共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朝旧事，例用平书，而述昭代之典章，录列朝之诏谕，尊称鸿号，于礼当出格跳行，体例迥殊，难于划一，遂命自开国以后，别自为书，后《续通典》、《续通志》，皆古今分帙，即用此书之例”[12]。体例与《文献通考》相同，除仍《通考》二十四门分类外，又加“群庙、群祀”两考共二十六门。根据清代社会特点，在子目中删去均输、和买、和籴、童子科、战车等，增入八旗田制、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外藩、八旗官学、安奉圣容、蒙古王公等。

《清朝通典》100卷，亦称《皇朝通典》，体例与《续通典》相同，分为九门，各门子目又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做了调整而有所增减。所载典章制度，自清初迄于乾隆。所用材料，大多取自《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大清律》、《中枢政考》、《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大清会典》等书编辑而成，材料丰富，分门别类，便于检索。

《清朝通志》126卷，亦称《皇朝通志》，体例与《通志》、《续通志》不同之处，省去了本纪、列传、世家、年谱，仅存二十略。二十略之目，也与郑樵原书相同。该书内容除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外，大都与《清朝通典》相重复。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名为《通志》，实与《通典》、《通考》为类。”这说明当时官修诸书，并不是真正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是硬套名目，“附庸风雅”，点缀太平。

乾隆时期所修“续三通”和“清三通”共六部，加上前朝的“三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通”。后来近人刘锦藻又编了一部《清朝续文献通考》，于是便有了“十通”之称。

五、《大清会典》等书

《大清会典》专门记载清朝的典章制度，简称《清会典》。初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迭加续纂。《清会典》的编纂，形式上仿照《大明会典》，但在具体类目上有所增损。书中把典则与事例分开，称“会典”和“会典事例”。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写法，编排上“以典为经，例为纬”，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把各门各目的沿革损益情况，按年进行排列，汇编清朝各官衙的执掌、政令、事例，以及职官、仪礼等制度。

康熙《清会典》162卷，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记载崇德元年（1636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事，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丧礼，则以特例附载于礼部。雍正《清会典》250卷，雍正二年（1724年）下诏修纂，十年书成。续载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事，个别有延至雍正七年、八年者。乾隆《清会典》100卷，增加则例180卷。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修纂，二十九年成书。全书起于清初，迄于乾隆二十三年，有少数典则为“奉特旨增入，皆不拘年限”。嘉庆《清会典》，会典80卷，事例920卷，图132卷。嘉庆六年（1801年）开馆修纂，二十三年成书，所载内容以嘉庆十七年为限。光绪《清会典》，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编纂，二十五年成书，纪事下限光绪二十二年。

自嘉庆朝，又官修以图说形式记载官署职掌制度的《大清会典图》。有嘉庆朝《大清会典图》132卷，光绪朝《大清会典图》270卷，后者把嘉庆会典图157幅扩编为333幅，更为完备。包括礼、乐、冠服、武备、天文、舆地等内容。《大清会典》除汉文本外，又有满文本，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清代官修史书是空前的。除了以上介绍的几种外，还有其他一些史书，都为人们所注意。

《满文老档》，旧藏180册。又称《无圈点档》、《满洲老档》、《老满文原档》。为清代最早官修的一部满文编年体史书。是书反映内容，始于明朝万历三十五年（清太祖丁未年，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除卷首反映努尔哈赤以兵甲十三副崛起于长白山的内容残缺不全及中间少数年代内容有缺外，从努尔哈赤征灭乌拉、叶赫各部，继而发动对明朝战争，夺取辽东，建都辽阳，迁都沈阳，到皇太极即位，继续用兵辽西等历史，老档中均有记载。老档还反映了当时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经济发展及与蒙古、朝鲜的交往等，是研究清入关前的历史和满族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乾隆年间，先后进行多次重抄、整理，把原本的老满文圈点翻译为新满文，藏置于内阁。

《通鉴辑览》160卷。该书兼采《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两书体例，编年纪事，叙述自上古至明朝末年历代史实。经乾隆皇帝审定并加以论断，故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因为是官修、御批，其观点被定为科举考试必须遵守的原则。

《满洲源流考》20卷。该书专述满族自肃慎以来的历史，分部族、疆域、山川、风俗四门。书中隐讳建州女真臣服于明朝的历史事实，但对于了解清朝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仍有很大帮助。

《开国方略》32卷，记述清朝开国到顺治入关的史事，编年分述。

《贰臣传》12卷。清国史馆辑。清初，为了入主中原，朝廷对一些明朝降臣优礼相待，委以重任，死后被“恩准”入祀“昭忠祠”或“乡贤祠”。但是，当清政权稳固之后，乾隆转而提倡忠于一姓君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便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对他们“失节”行为的贬斥，同时命史馆为他们立传，编为《贰臣传》。书中记载明臣降清者如洪承畴、祖大寿、贾汉复等共120余人。

《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80卷。清代定制，二品以上文武官员、王公大臣，以及皇帝特准的其他重要人物，死后一律由国史馆立传。此书汇集清国史馆列传稿本，传主多系乾隆年间大臣。

《国朝宫史》36卷。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鄂尔泰、张廷玉、于敏中等人奉敕撰修。该书分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官制、书籍等部分，凡宫闱制度，皆一一罗列。嘉庆十一年（1806年），大学士庆桂等又纂修《国朝宫史续编》100卷。

在纂修上述史书的同时，清朝政府还编修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历代职官表》等重要的工具书，反映了当时官修图书事业的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修图书事业的最高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