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相对安定和繁荣，社会生活多姿多彩，整个社会充溢着欢欣、喧腾的生命活力。人们对生命的重视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意识空前高涨，即使今生今世不能长命百岁，那么寄希望于来生仍然能享受生命的乐趣。人们幻想在彼岸世界仍然像现实社会一样充满生活情趣。

隋唐时人重生观念的高度强化，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反映在人们重视现实生活的享受和对生命延续的强烈追求上。

隋唐时人极会享受生活，就拿春游踏青活动而言，每年还未从欢乐、喧闹的春节庆祝活动中解脱出来，性急的人们就开始准备郊游野宴的活动。“都中仕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即使是科场失意的举子，也不会辜负这大好春光。“苗晋卿困于科举，一年似得复落。春时携酒乘驴，出都门，藉春而眠。”[57]在重生享乐观念的影响下，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即奢靡、服食之风在上层社会的蔓延。虽然也有部分较为清醒的统治者，屡戒奢靡、服食之风，在一段时期和局部范围内会造成较为节俭的开明风尚，但他们剥削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和清除这种腐败现象，所以此风日渐弥漫，最终成为导致统治危机的根源之一。

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还是比较注意节俭的，政治也较清明，并很快统一了全国，史称隋文帝“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用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58]。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全面繁荣富庶的新局面。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统治者奢侈贪婪的本性就开始暴露，特别是隋炀帝即位以后，穷奢极欲，奢侈糜烂之风在上流社会迅速蔓延开来。

隋炀帝所信任的大臣，如杨素、宇文述等，都非常奢侈糜烂。大贵族杨素“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制。”即使如此，他还不满足，他在东、西两京的住宅，虽然极尽侈丽，仍“朝毁夕复，营缮无已”[66]。宇文述家中也是“曳罗绮数百，家僮千余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67]。名将贺若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而“时人荣之”。[68]可见奢靡风气已成社会时尚，最终成为导致隋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唐王朝建立之后，总结亡隋的经验，认为“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所以决心以奢侈为戒，节俭为师。贞观元年（626年），唐太宗下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不遵法度者治罪。“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69]但随着“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的形成，统治者逐渐不能保持慎终如一了。史臣评价他说：贞观末年，“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70]。唐太宗自己也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71]唐代的奢华之风自兹滥觞。当时的状况正如计有功《唐诗纪事》所述：“是时天下初定，君臣俱欲无为，酒杯善谑，理亦有之。……于是回波艳辞，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纲纪**然矣。”其实，当时上流社会的靡丽浮华之风岂止于妖舞艳辞，而是已浸**到权臣贵族的全部生活内容中。

唐太宗以后，虽也有个别帝王和一些正直的朝臣力戒奢靡之风，但从总的趋势而言，整个统治阶级日益奢侈腐化。较为典型的有玄宗和懿宗。唐玄宗刚即位时，还励精图治，造成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但到后期不愿过问政事，专以声色自逸。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当时供贵妃院役使的织绣工就多达700人，雕刻熔造工又数百人。杨贵妃兄妹五家过着奢侈的生活。据《旧唐书·后妃上·杨贵妃传》记载：杨家“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皇亲贵戚向玄宗进奉的精美肴馔，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玄宗看到国库里财物堆积如山，就更加“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72]。当时京城富豪夸富斗豪之风已逾六朝石崇之流。《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钱穿线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连唐玄宗也禁不住好奇地问王元宝到底有多少家私？王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其奢侈之风可想而知。

正当统治阶级沉湎于穷奢极欲的生活之中醉生梦死之时，“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场席卷北方的叛乱如飓风般吹来，几乎倾覆了唐王朝。经过唐朝军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唐王朝勉强平息了安史之乱，但从此以后陷入藩镇割据的深渊。唐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统治阶级的奢靡不但无丝毫减弱，反而更盛。号称“中兴”名将第一的郭子仪，“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连当时人都认为他“侈穷人欲”[73]。另一名将马璘，“积聚家财，不知纪极。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74]。其他如杜亚为淮南节度使，盛为奢侈；王锷为荆南节度使，“厚殖财货，营第宅，颇逾侈”；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服用侈靡，日费数万；陈敬瑄镇西川，舆马之侈，至人皆恶之的程度。[75]

这些武夫悍将骄奢**逸，那些宰辅文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76]。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台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谮无度”。“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后来，元载被抄家，只供服食用的钟乳就多达五百余两。[77]段文昌，出入将相，近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78]。连号称不殖财产的名臣李吉甫，也“服物食味，必极珍美”[79]。可见，中唐以来，整个统治阶级奢靡成风。《册府元龟·将帅部·奢侈》在总结唐玄宗以来的奢靡风气时指出：

初，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禄山大乱之后，法度隳驰，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

穆宗时大臣面对越演越烈的奢靡之风，不无忧虑地指出：

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80]

这种奢靡之俗，至晚唐时达到极点。唐懿宗荒**残暴，不理朝政。他喜欢“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计”[81]。懿宗和宪宗一样，也到凤翔法门寺去迎佛骨。宪宗迎佛骨，曾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小奔波，弃其业次”[82]。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懿宗时又迎佛骨，臣下谏止时，他竟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83]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84]。真是极尽奢靡之能事。

懿宗所任用的大臣也极其奢侈腐化。宰相杨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杨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85]；路岩在相位8年，也是日趋奢靡，贿赂公行。[86]整个统治阶级生活的穷奢极欲，使本来就腐败的政治更加黑暗。

与此同时，唐代社会普遍流行服食之风。上自皇帝，下及文人士大夫，甚至于庶民百姓，都对服饵养生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热心于飞丹合药，希冀通过服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其结果适得其反，不少人为此殒命早夭。唐代诸帝多迷恋服食养生，清代学者赵翼曾注意到“唐诸帝多饵丹药”[87]的问题。唐太宗轻信婆罗门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的谎言，命其“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历年而成，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88]。高宗时，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又“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开耀二年（681年）闰七月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89]，不久即病死；武则天曾饵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所合丹药，“已而后久疾”[90]，直至病殁；唐玄宗曾亲自合药，晚年心情不好，“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91]而逝；唐宪宗，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92]；穆宗也“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书极力劝阻；[93]唐敬宗在位虽然很短，也多处求访异人、仙药，追求服食；[94]文宗曾服食郑注所合之药，据说还挺灵验；[95]武宗“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篆”，因服食后，药性发作，喜怒失常而辞世；[96]宣宗服饵太医李玄伯所制长生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97]唐僖宗也曾服云母粉，以为可以轻身不死。这些封建帝王迷信服食，竟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也有不少人迷恋服饵养生术。如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以服饵为事”[98]；大诗人白居易，自言“早服云母散”，并希望炼伏火丹砂的杜录事药成后分他一粒；[99]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晚节又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者，为抱真炼金丹，绐抱真曰：‘服之当升仙。’……凡服丹二万丸，腹坚不实，将死，不知人者数日矣。……益服三千丸，顷之卒”[100]。韩愈曾说：

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书所记及耳闻相传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以药败者六七公。[101]

这些人有襄阳节度使孟简、东川节度使卢坦、金吾大将军李道古、工部尚书归登、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和太学博士李干等。这些人因服食中毒而死时，痛苦难忍，如孟简“服药误”，病二岁卒；卢坦殁时，“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102]；李道古给唐宪宗推荐方士合长生药，毒死宪宗，而他本人竟不醒悟，也“以服丹药，呕血而卒”[103]；归登，食水银染疾，“自说若有烧铁杖自颈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气绝，其茵席常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毙”；李虚中“疽发其背死”；韩愈的侄孙女婿李干，服食后，“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抛下三个孤儿。[104]韩愈劝人不要轻信服食，但他本人，据白居易说，也因服食硫黄，一病不起。由此可见，服食之风影响之大。《唐语林》说：长安风俗，贞元后，“侈于游宴”，“侈于服食”。其实，何止唐后期，整个唐代服食之风都很浓厚。连普通民众也不乏追求服食者，张籍《学仙》诗，描写了楼观学仙人，“少年休谷粮”，服食金丹后，“虚羸生疾疹，寿命多夭伤。身殁惧人见，夜埋山谷旁”的悲惨下场。[105]

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侈靡，服食成风。后梁赵岩“奢侈不法，自古无比”，“天下良田美宅，可有千计”；[106]后汉苏逢吉身为宰相，“性多侈靡，好鲜衣美食。中书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馔，务尽甘珍。尝于私第大张酒乐，以召权贵，所费千余缗”[107]；吴越，南唐，前、后蜀的统治者也大都穷奢极欲，败亡相踵。他们不仅奢靡成风，而且还承袭了前代服食之风。后唐宰相豆卢革，“自作相之后，不以进贤劝能为务，唯事修炼，求长生之术，尝服丹砂，呕血数日，垂死而愈”[108]。后唐庄宗、后周世宗也迷恋服食，南唐烈祖李昪因服食方士丹药，中毒身亡，重蹈了前代诸帝的悲剧。侈靡、服食之风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继续蔓延，使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黑暗腐败，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毒害社会风气的不良作用。

既然追求永生是不可能的，那么隋唐五代时人对死后的归宿也极看重。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都盛行厚葬之风。

唐代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对厚葬之风的蔓延忧心忡忡，不断有人提出移风易俗的主张。高宗永隆二年（681年），鉴于“商贾富人，厚葬越礼”，诏令雍州长史李义玄“严加捉搦，勿使更然”[112]。但到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指出：“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会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113]这说明厚葬之风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玄宗、代宗、德宗、宪宗时屡有诏诫薄葬，但厚葬之风，久禁而不止，致使皇帝诏令也形同具文。元和三年（808年）薄葬诏下达后，“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诏命颁下，事竟不行”[114]。至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止之由。”[115]因此他建议严加禁止，但正如前代禁令一样，屡禁不止，因为直到武宗会昌年间，还下过类似的诏令，“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家，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虽每令举察，亦怨谤随生”[116]，所以逼得朝廷只好另寻变通办法。但到晚唐懿、僖时期，朝廷带头破坏制度，终于使历代努力全化为泡影。

奢靡、服食、厚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有其深厚的土壤。兹风的流**，给社会带来不少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