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股尚武游侠之风。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渊源上来讲，隋唐五代的社会风尚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大交汇的重要时期，在“五胡乱华”的激烈碰撞中，充溢着豪侠刚健气概的胡文化注入传统的华夏文化系统内，起到了一种“补强剂”和“复壮剂”的功用[1]。

从文化背景而言，隋及唐前期，国力强盛，统治者通过开边拓土，使版图日渐扩大，整个社会充斥着昂扬奋发、蓬勃向上的民族意识，英雄主义的社会思潮空前高涨，人们向往立功绝域边塞，实现个人平生抱负。而重然诺、轻生死，友难伤、国难忿，财权轻、国权重，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的游侠尚武精神与这种时代气质相契合，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孜孜以求的理想风范。唐后期以至五代，藩镇割据，朝代迭兴，方国林立，战火纷飞，加之宦官专权、朋党相争，骄兵悍将、蠹政害民，整个社会陷入苦难深重的深渊，人们崇尚气力，渴求公正，这就为传统的仗剑远游、行侠仗义、轻财重施、闯**江湖的尚武游侠之风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隋唐王朝承北朝之业而相继统一天下，其社会风尚自有一股豪侠尚武之气。隋唐王朝所赖以立国的统治基础，是以关陇贵族军事集团为核心，联合关东地区世族地主集团、豪强地主集团以及北部边疆少数民族部落贵族而形成的。这个集团的重要特点，就是崇尚武力。这种社会风气与汉族士大夫阶层——特别是南朝士大夫——“崇文鄙武”的风气，大不相同。

关陇地区的尚武游侠之风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即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说。宇文泰入关后，创建府兵制度，他所带领的部分代北军人，联合关陇世族地主形成关陇贵族军事集团。这个集团构成周隋及唐初统治集团的重要支柱。他们祖尚弓马骑射、娴习攻战，其子弟耳濡目染，崇尚武艺。

隋唐王朝的建立者都出身这个集团。隋文帝杨坚的父亲为十二大将军之一，文帝“素无学术，好为小数……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2]，使尚武豪侠之风更得以强化。隋将周罗睺为世宦子弟，年轻时“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收聚亡命，阴习兵书”，“勇冠三军”，后为镇压汉王杨谅余党反叛，“为流矢所中，卒于师”[3]。隋将刘权，少时有侠气，重然诺，平时结交豪杰，藏亡匿死，衙吏不敢进其门，“豪帅多愿推权为首”[4]。另一位隋将唐宪，被罢官后，“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后参与李渊晋阳起兵，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元勋。[5]

尚武游侠之风在隋代上层社会的蔓延，对广大的民间也产生深刻影响。闯**江湖、崇尚气力的民间游侠异常活跃。隋代名将麦铁杖，最初是名江湖侠士，他目不识丁，“好交游，重信义”，“性疏诞使酒”，勇武有力，身怀绝技，能快步如飞，日行500里。后因聚众为盗被罚在宫廷服役。他白天在宫中“执御伞”，罢朝后疾行百余里，到另一个城市行劫。有人告发他，但朝廷中的人见他每天清晨都在，十分不解[6]。沈光是个贫穷的破落户子弟，他身怀绝技，“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交通轻侠”，急人所难，时人号称“肉飞仙”。[7]类似麦铁杖、沈光这样的江湖侠士，在隋代民间社会当不在少数。

当隋朝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之时，江湖侠士纷纷铤而走险，成为绿林好汉，加入到反隋暴政的时代大洪流中。杨玄感起兵时，余杭刘元进响应，史称元进“少好任侠，为州里所宗”[8]。割据雁门的刘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终为“乡闾豪杰”推为首领。[9]瓦岗军首领李密也颇有些侠气，史称“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乃散家产，赒赡亲故，养客礼宾，无所爱吝”[10]。所以当他追随杨玄感起兵失败后，到处逃匿，多得民间侠士相助，曾“转匿大侠王季才家”[11]。后来他领导瓦岗军时，许多民间侠士，纷纷追随他参加反隋大业。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是出侠士的年代。后来成为唐王朝开国功臣的人中，有许多是在隋末群雄中涌现出来的豪杰侠士。如刘弘基亡命江湖，结交轻侠，是个盗马贼；[12]牛进达藏亡匿死，号为轻侠，却是个流浪江湖、穿墙入户的窃贼；[13]公孙武达，少有膂力，称为豪侠；[14]丘和，少重气侠，善骑射；盛彦师，少任侠，交结英豪；[15]卢祖尚，家饶财，好施，以侠闻，年十九即为众所推任刺史；[16]张谨，善弓马，有膂力，少以豪侠闻；[17]尤其是被称为“风尘三侠”之一的李靖，“姿貌环伟，少有文武材略，每谓所亲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18]最终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元勋。他的事迹经小说家演绎，与虬髯客、红拂女一起被唐人写进著名的文言武侠小说《虬髯客传》中。由此可知，隋末唐初的动**年代，成为绿林好汉、侠客义士活跃的时期。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位列八大柱国，李渊本人精于弓马骑射。有个“画屏射雀”招亲的故事，说的是窦皇后年轻时才貌双全，不想随便就嫁人，而要招一个真正的英雄为夫，“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于是嫁给了李渊。[19]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一位雄才大略、英武善战的帝王。他曾领兵扫除各地割据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建立奇功。太宗武勇超群，骑射俱佳，好用“四羽大箭”，自谓“以弓矢定四方”[20]。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在侦察窦建德营地时被发觉，敌数千骑追来，他亲自殿后，射杀敌将士数人而还。唐太宗为了强兵卫国，曾在加强文治的同时，提倡尚武之风。武德九年（626年），他刚即帝位不久，“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并告诫诸将士：“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21]他认为国家缺少尚武精神就不能振奋国民抵御外侮，因而经常督率将士们习武。武则天虽为女皇，也精于骑射，她曾为太宗宫中才人，驯服过一匹烈马。长安二年（702年），她还创立“武举”，以骑射、马枪、负重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对唐代尚武风气起了推动作用。另外，像马球、摔跤、拔河等一些尚勇武的活动，一直受到唐代诸帝的重视和喜好。可以说，统治者的倡导是形成尚武游侠风气的重要原因。

随着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逐渐巩固和扩大，胡人番将大量涌入内地，宿卫朝廷，出任将官。他们尚武善战，如史大奈、契必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论弓仁、李光弼、哥舒翰、浑瑊等，都是著名番将。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五月，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安置突厥降户，“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唐代统治集团容纳了大批番将，刺激和强化了尚武风气的蔓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层官僚贵族普遍尚武游侠成风。唐太宗的弟弟元吉常“执矟跃马”，宗室李道宗、孝恭、神通等，更是披坚执锐，领兵出征。而不尚武习武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如“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举空。借问谁应此，乃应是宋公。’”[24]不尚武习武甚至影响到官职升迁，唐初窦皇后的从兄窦威，就因耽玩文史疏于武艺而长久得不到升迁。据《旧唐书·窦威传》记载：

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丘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

在上层贵族官僚的观念中，有无才气，不是以文艺突出为标准，而尚武习武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唐初皇室多与武臣联姻。太宗时制定的皇族通婚政策是“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25]。这种倾向自中唐仍很严重，唐宪宗欲嫁爱女岐阳公主时，提到“旧制，选多戚里将家”[26]。以高祖、太宗诸公主所选46位驸马为例，其中11位为武臣，4位出身将门子弟。[27]武勇之强可补才气之弱，皇室观念尚且如此，可见上层社会普遍尚武。

军功大臣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崇，在政治生活中常显出某种优越性。不仅君王可以原谅其平日微过，如尉迟敬德朝堂不肃、长孙顺德受贿，不会被轻易羞辱，而且对一些功臣的违法之举，常能法外施恩，多有宽宥，甚至有恩诏特恕功臣一死、二死者。军功因此也成为一些功臣自矜的资本。如武德初，刘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28]。侯君集在贞观时自恃战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29]。尉迟敬德也“负其功”，与宰相较论短长，面折廷辩。“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30]将军邱师利等也是“或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31]，不可一世。所谓“诸将争功，纷纭不已”[32]。

相形之下，一些无军功可恃的大臣虽居高位也心怀忐忑。如贞观名臣岑文本“自以出自书生”，“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归家后面带忧色，自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33]仪凤中，魏元忠上封事说：“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34]这既反映出朝廷对将门子弟的优待，又是社会时尚追求军功的折射。[35]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也大都乐于从军效力，以军功博取功名，并借以提高身份地位。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对部曲、徒隶就规定了“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良口）勋授”[36]的赏功政策；太宗也曾诏令士伍“若能齐力一心，屠城陷敌，高官厚秩，朕不食言”[37]；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改修《士族志》为《姓氏录》，“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38]。唐令还规定：“诸习学文武者为士……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39]百姓在高官厚禄重赏之下，对从军应募极为踊跃，出现了“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40]的盛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些专以经史射策为务的太学生，也“不以举荐为意”，反专心于“今古用兵成败之事”，有的因精于用兵命将的韬略而很快升迁。贞观中，举明经科的裴行俭，就喜闻用兵奇术，深精“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之谋，以文武兼资得以经营边疆、立功塞外。[41]再如擢进士第的娄师德，高宗时也积极表请征吐蕃，因颇有战功，擢升很快，后竟“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42]。

唐代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立功边塞来建功立业，像崔行功、元万顷、陈子昂、岑参、高适等都曾亲身从戎，远历边陲，报效于边镇幕府。像张昌龄进士及第后仍出塞昆仑，“破卢明月，平龟兹，军书露布，皆昌龄之文也”[43]。从初唐到盛唐，知识分子出入边塞、习武知兵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成为一种社会氛围，即使没有经历过大漠苦寒的军旅生涯，也纷纷以战争景象、边地异俗作为创作内容。刘希夷、李颀、王昌龄、王之涣、李益等都是“善为从军之诗”的代表，从而形成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派。杨炯著名的五言律诗《从军行》中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心声，反映出这一时代文人的精神风貌。[44]

唐后期，藩镇割据，纷争不已。他们都竭力扩充武装，骄兵悍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盘根错节。民间尚武游侠风气依然浓厚。唐宪宗时民间侠士胡证，膂力绝人。名臣裴度有次在酒肆被一群自命为“武士”的流氓所困。胡证听说后，闯进酒楼，连饮三大杯，众流氓大惊失色。然后，胡证拿过铁灯架横放在膝上，对恶少们说：“我们轮流喝酒，谁不喝干杯底，我就用这家伙揍他。”于是他一饮数升，将酒杯挨个传给恶少们，众流氓吓得叩头求饶不迭，灰溜溜地都跑了，人们无不拍手称快。[48]历阳郡（治今安徽和县）侠士段居贞新婚不久，在江湖上行商时，被盗所害。其妻谢小娥有乃夫侠风，女扮男装，充当下人查访仇人。后侦知群盗行踪，托佣盗魁家，伺其酒醉，拔刀斩首，大呼捕盗，其党数十人皆伏法，闻名遐迩。[49]在民间，像这类侠士的义行所在皆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兵陷京师，百姓涂炭，唐军四溃，代宗出逃。郭子仪闻讯勤王，仅收得散兵数千人。在此国家危难之时，长安城内的“少年豪侠”主动与官军取得联系，约定于同一天夜里突然在城中心的朱雀街一起击鼓，并齐声高呼：“王师已到！”吐蕃兵惊骇不已，仓惶出逃，溃不成军。京师收复，百姓得以重见天日，唐王朝度过一场外族入侵的劫难。[50]此外，像昆仑奴、古押衙、聂隐娘、红线女等的出现，构成唐后期侠客群像。

侠风流播，使得一些失意文人、仕途蹉跌之辈也纷纷转而投靠藩镇幕府，谋求新的发展。更有极端例子，如范阳卢秀才者：“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51]这虽不能代表当时文人的整体时尚，但像他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中唐诗人刘叉为著名“节士”，他“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52]。成名后，仍“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53]。这些都反映出民间尚武游侠风尚的浓厚。

唐王朝在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中覆灭了，继之而来的五代十国更是武夫悍将争雄的年代。那些出身卑微、以武力相尚的地方节度使，在混战中崛起，摇身一变而成为割据一方的王国君长，武将兼职州郡或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造成吏治败坏。《新五代史·相里金传》说：“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十国春秋》卷二说南唐也是“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武人飞扬跋扈，轻视、鄙夷文臣和文治，把持中央政府，实行军人专政。这种局面，至后汉时已很严重。史弘肇曾扬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意指文臣），焉足用哉！”[54]三司使王章和枢密使杨邠也十分轻视文臣，王章对“郡官所请月俸，皆取不堪资军者给之，谓之‘闲杂物’，命所司高估其价，估定更添，谓之‘抬估’”[55]。杨邠虽兼宰相，却不懂文治，说什么“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56]。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重武轻文的倾向臻于极峰。直到北宋时期，压抑武人，确立文官制度，文武分途，社会风气始由尚武彻底转变为重文轻武，这也是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一大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