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进步，手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突出的表现在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唐三彩与金银器的制造及火药的发明上。

一、雕版印刷术的成熟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了压印的方法，在陶器上面印成几何纹、水波纹、绳纹和席纹等不同的花纹。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又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甲骨文。大约在春秋以前我国已出现了石刻的文字。到了战国时代，印章开始出现，最初人们在捆扎简牍的绳结上抹一层泥，在泥上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

印章也叫图章。战国时的苏秦即身佩六国相印。汉朝时，印章已很流行。印章上的文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都是反写的，印出来就成了正字。印章通常只刻三四个字，到东晋时，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著的书中，记有刻着120个字的大木印。

石刻到战国以后也日益流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到处巡游刻石，此后，石刻更加流行，并出现了刻字的石碑。东汉时，政府曾经在洛阳把经书刻在42块石碑上，作为标准读本。这便是有名的《熹平石经》。起初人们只是抄写石碑上的文章，或者拿书去和石碑上的文章校对。后来有人用湿纸贴在碑上，然后再用墨轻轻地拓，这样变黑的纸上便出现了白字，被称为拓本，这种技术叫做“拓石”。

印章和拓石给雕版印刷术以很大的启示。

到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样，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就大大增加了。原来手抄、人工誊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方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墨，不过早期的墨质地粗劣，是黑土或者石墨一类天然的黑色物质。所谓的“墨”字，也就是由“黑”和“土”两个字合成的。

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上面的墨色直到现在还漆黑，这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用松烟制成的人造墨。西汉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也是用人工造的墨书写的。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对“墨”字的解释是：“墨者，烟煤所成。”此外，东汉的郑众和三国时的曹植也都说过，墨是用松烟制成的。可见，最迟在汉朝，人们已经懂得用松烟造墨了。松烟墨非常适用于木刻印刷。

雕版印刷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是纸。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隋唐时期的造纸业非常发达。造纸作坊遍及全国各地。造纸原料品种很多，供应充足，所造的纸也各式各样。据《唐六典》记载：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均州有模纸；蒲州产细薄白纸；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纸。如按产地划分则有蜀纸、峡纸、剡纸、宣纸、歙纸；按原料命名则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按制造工艺则分为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纸、金粉纸、冷金纸、流沙纸；按质地分则有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按颜色分则有红纸、青纸、绿纸、白碧纸等。总之，品种之多，数不胜数。[38]

当时造纸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如扬州六合的麻纸不仅质量高，而且具有防潮、防水的性能。又如晋代人们造纸时，加进一种味道非常苦涩的叫做黄檗的草药。这样造出的纸可以避免虫蛀，能够长期保存。这种方法称为“入潢”，至唐已非常流行。尤其是在我国久负盛名的宣纸，洁白细密，柔软均匀，质地坚韧，经久不变色，而且吸水力很强，唐朝的宣州已经是宣纸的著名产地了。纸的普及和质量的提高，为印刷术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料条件。

再从文化的发展需要看，隋唐以前的书都是靠人抄写而成的，抄书费时又容易出错，不便于书籍的流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也迫切要求出现一种简便的成书方式。

在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国家里，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日益繁荣，雕版印刷术就应运而生，并且日趋成熟。

雕版印刷术，通常选用质地坚硬的梨木或枣木，先锯制成一块块的木板，然后在木板上刻出凸起的阳文反字，再把墨涂在文字或图画的线条上，然后铺上纸，用棕刷在纸上刷印，这样便印成白地黑字的印刷品了。

关于印刷术发明的时间，据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入唐以后，唐太宗曾将长孙皇后所撰《女则》十篇，“令梓行之”[39]。从现在来看，已经发现了刻印于704至751年间的木刻汉字《陀罗尼》印本。此外，唐安史之乱以后，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出现。长庆四年（824年），元稹为白居易写的《长庆集》序文中讲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年“以板印历日”，在市场上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40]。

现在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注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是唐懿宗时期印制的《金刚经》。该书末尾注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卷首有版画，是释迦牟尼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图。这是一幅高33厘米、长33厘米多的木刻版画。释迦佛祖坐在中间举手示意，学生长老须菩提披袒右肩，右膝着地跪在座前，合掌恭听。诸天神围绕，神态生动。全书字迹清晰，刻镂精美，墨色浓厚而均匀，说明唐代雕版印刷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金刚经》印本（唐）

1900年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

五代时期，政局动**，但刻书业却蒸蒸日上，雕版印刷技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刻印文集和古代书籍。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也使著书和刻书人易于扬名。因此兴起了刊刻私人文集之风。先是前蜀乾德五年（923年），昙域和尚刻印了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之后，洛阳的和凝也把自己的文集百卷刻印。后蜀宰相毋昭裔又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等书籍。五代时期刻印规模最大的是冯道建议后唐明宗雕刻的儒家经典。

公元932年，身为后唐宰相的冯道，看到吴（今江苏）、蜀（今四川）等地贩卖农书、历本、佛经、医书、字帖等各种书籍，唯独没有儒家经典。因此，他建议朝廷刊印九经。从此开始，经后晋、后汉，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先后花了22年的时间，才全部刻成。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首先传入了朝鲜，随后又逐渐传入周边国家。世界各国的印刷术大都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对我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唐三彩与金银器

白瓷灯（唐）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

隋唐五代时期，陶瓷制造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制瓷方面，邢州（今河北邢台）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杜甫有诗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41]越州（今浙江绍兴）生产的青瓷类玉类冰，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到五代时期，这里生产的秘色瓷器，胎质釉色都比以前进步，更是当时瓷器的最上品，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盛赞秘色瓷的精美。除青瓷、白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当时生产的瓷器不仅工艺水平高，而且品种繁多，器形和装饰还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仅从装饰手法看，就有绘画、划花、刻花、印花、堆贴、捏塑等。装饰的纹饰有树木、花鸟、动物、建筑、人物、星、月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制陶而言，更有着划时代的发展，这就是代表当时制陶工艺水平和成就的“唐三彩”。

秘色青瓷碗（唐）

1987年陕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所谓“三彩”，是因为在陶器的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主而得名。但实际上并不仅限于这三种颜色，釉色还有白、蓝、赭、茄紫等多种，即使黄、绿，也有深、浅之不同。名称上也不仅限于“唐三彩”，如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因其稀少，尤为珍贵。

（隋）1956年湖北武汉

周家大湾出土

“唐三彩”类瓷，但实为陶器，与瓷器有本质的区别。唐三彩一般精选高岭土、巩县土和黏土做坯体。坯体一般是用手捏塑和模制的方法制成。坯体制成后阴干，再送入窑炉烧成陶胎，火温要达到1100℃左右。陶胎冷却后再施以釉彩。釉彩中须加入一定比例的铅，作为助熔剂，以使釉的熔点降低，然后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次放入窑内，焙烧至900℃左右，在焙烧的过程中，胎体表面釉料受热熔化，自然地向四周流动扩散，致使各种釉色相互浸润交融。这样，再次烧成后的陶器，便呈现出斑斓绚丽而又自然天成的奇异釉色。又由于铅的作用，釉面还显出明亮夺目的光泽。

雕花莲瓣纹青瓷钵（吴越）

浙江宁波出土

绞胎瓷枕

（唐）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

黄釉褐斑

“何”字贴花瓷壶

唐三彩的种类繁多，从考古发现看，大体可分为人物、动物、器具和建筑模型4种。人物俑包括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牵马俑、驭驼俑、天王俑、乐舞俑等；动物俑包括马、牛、驼、猪、羊、狗、鸡、鸭、鸟等；建筑模型有房屋、亭阁、假山、水池、井栏、兵器架、马车、牛车等。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应有尽有。

从艺术造型上看，唐三彩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写实性，尤其是人和动物造型，不仅线条优美流畅，形态自然，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而且不同社会地位和等级的人物，往往表现出特定的感情特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贵族妇女俑大都体态丰满，艳丽动人，并有意加强脸部的体积，对发式进行高度的概括处理，使脸部形象更加圆润饱满。有时还把人体比例缩短，用上大下小的体积变化来反映当时“丰颊体肥”的审美特征。一般妇女俑也大多姿态自由，面容丰腴，肌肤细腻，双手纤巧，两足丰柔，同时又根据不同的人物、服式、材料等“随类赋彩”，使色彩和造型完美地结合起来。

文臣俑多峨冠博带，道貌岸然，或瞪眼挺胸，不可一世，或表情拘束，似乎在窥测上司的脸色。

彩绘釉陶文官俑（唐）

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

彩绘釉陶武官俑（唐）

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

武士俑往往怒目圆睁，肌肉发达，作剑拔弩张之势；或为姿态各异的骑马射猎状，有的带犬奔驰，有的背弓荷箭，有的举手向上，身体外倾。不拘常规的形式变化，充分展示了武士们的英武和勇敢，以及唐代国力强盛和经济繁荣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

唐三彩中还有很多胡俑，其脸部造型和体格及衣履装束都体现了西亚人所具有的特点。胡俑多牵马俑和驭驼俑。牵马俑往往从自信、熟练、内行的牵马姿势中，表现出良好的驭马本领；驭驼俑的驼上一般还负有行裹包，会令人想到古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的胡商驼队。

三彩天王像（唐）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出身社会下层和活跃于舞台上的艺人，造型多样，更是趣味无穷，但一般衣着简单，身躯扭动，奔放乐观，无拘无束。天王俑又多作脚踏魔鬼之势，被踏魔鬼作咧嘴鼓目、挣扎而无法脱逃状。

在人物俑的衣着处理上，还吸收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技巧，多用阴刻线纹，线条流畅自如，疏密相间，使塑像衾服飘举，天衣飞扬，有“吴带当风”的韵味；有的衣褶稠叠贴体，衣紧袖窄，有“曹衣出水”的风采。

三彩马（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唐三彩的动物造型以马最多，也最为动人，或腾空奔驰、或缓步徐行、或昂首嘶鸣、或低头啃蹄、或追逐戏耍，无论哪一种形象，都给人一种气魄、一种力量，并有一种浪漫、活泼的感觉。

生活器具从造型上看，显得雄浑饱满、雍容华贵，有许多器物还造型独特。器物的各个部分又往往不拘一格，富于变化，和谐统一，充满情趣。如双鱼扁形壶，壶体以两条并列的鱼组成；贝型杯，外壳如海贝形象；凤首壶的造型更复杂一些，由口、颈、流、腹、足、柄等部分组成。其管状流如前伸的尖喙，再配以扁长的凤头、细长的颈部，将凤鸟亭亭玉立的形态和壶类器具修长的造型融为一体，从而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唐三彩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内容有人物鸟兽，花草蔓枝等。在雕塑技巧上，也手法多样，有划花、刻花、堆雕、捏雕、浮雕等。由于运用适当，更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感染力。

唐三彩不仅是蜚声中外的艺术品，而且是用于殉葬的明器。此外，三彩器由于典雅别致，当时富贵人家也把它陈设在厅堂之中，作为观赏摆设。三彩器也为来唐的外国人所喜爱。朝廷也征调大量精品享用，或赠送友邦。现在在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等许多国家都发现了唐三彩遗物，这是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唐三彩创始于唐初，由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进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渐衰落。唐以后虽然仍生产三彩陶器，有所谓“辽三彩”、“金三彩”等，但在数量、质量、釉色、造型艺术等各方面，都不能与唐三彩相提并论，以后三彩器几乎失传。今天，经陶瓷专家的多年潜心研究，这一古老的工艺又焕发了新的色彩，制品已达数百种，远销世界很多地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三彩必将更加丰富多姿，光辉灿烂。

除“唐三彩”外，唐代金银器的制造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银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秦汉以后，随着神仙迷信和炼丹术的兴盛，金银器的制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按照炼丹家的说法：“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以此炼入人的身体，“能令人不老不死”[42]。同时，方士和炼丹家认为使用黄金做的饮食器皿，也有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效应。这种思想一直到唐朝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如“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李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43]唐后期李德裕也曾对敬宗说：“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以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44]以此劝阻敬宗饵食丹药时用黄金制成的玩好。可见唐朝统治者铸造黄金器皿的目的是明确的。不过，也应该看到，金银是稀有金属，本身具有制造华贵器皿的条件，这也是统治阶级制造、使用金银器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狮纹鎏金银盘（唐）

1956年陕西西安八府庄出土

我国在东汉时期已经进行较大规模的金银器制造了。到了东汉末期已经有了较多纯金、纯银质地的器物。当时墓葬中随葬的金银器也日益增多。魏晋至隋代，在长沙、南京、大同、西安等地的墓葬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金银饰物和器皿，文献上更有了关于馈赠、赏赐、贡献、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载。到唐代金银器制造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唐代中央少府监的中尚署下有“金银作坊院”，专门制造金银器。按唐律“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45]，所以“金银作坊院”所作的金银器皿主要是供皇室享用的。此外，当时，各地官吏每逢四节还向李唐皇室贡献包括金银器在内的各种礼物，所进器物还往往刻藩镇官衔姓名，并作为考绩的根据，因此，各地官吏竞相进奉金银器，以讨好皇帝，有时数额非常之大。如盐铁转运使王播于“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46]。但皇帝并不因此满足，还不断向各地宣索；并于唐宣宗大中八年创建了另一个专门为皇帝打造金银器物的作坊文思院。

鎏金银薰球（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当时皇室拥有大量的金银器，除供自己享用外，还用以赏赐臣下，收买异己，赠予佛寺，或作为民族贸易交往的珍品，往往数量都很大。如高宗李治为了得到大臣长孙无忌的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曾“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47]。又如玄宗曾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重要的金银器有“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48]。

唐代金银器在今天不断被发现或被发掘出土面世，从文物的种类看，也非常繁多，银器有银盒、银盆、银盘、银罐、银笼子、银椁等；金器有金碗、金笄、金腰带、金棺等。而且做工都非常精致。如1970年在西安出土的金花鹦鹉纹提梁银罐，高24.2厘米，下底直径14.3厘米。罐外壁刻有鹦鹉和鸳鸯，周围饰以环状花枝，所有纹饰都镏金。同时出土的还有刻花莲瓣金碗，碗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碗外壁捶出两层莲花瓣，莲瓣内刻有鸳鸯、鸭、鹦鹉、狐及卷叶花饰。这两件文物都是很难得的精品。更值得提到的是，1987年对法门寺地宫的科学发掘，共得到唐皇室御制和内库供奉的金银器121件（组），其系列性、集群性之强、文化内涵之丰富均为我国唐代考古所仅见。

银簪、银钗（唐）

法门寺这批金银器，制作富丽堂皇，极为精美，除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成套的茶具和各式各样的熏香用具及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金银器皿，其中金银法器、供养器，及瘗藏舍利的容器，既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佛教考古的宝贵资料。其制作以皇家的文思院为主，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莲瓣花鸟纹高足银杯（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这批金银器中錾铭文字的约占总数的1／4，内容都有一定的叙述式，即负责制作的部门，制作的原因、时间，器物的名称、件数、重量、质地、工匠、僧人、监制官及职衔等。这对鉴定文物，研究特定时代的生产和工艺水平、内官设置、社会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49]

三、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早期的火药是黑色的，是把硝石、硫黄和木炭三样东西研成粉末，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的。硝石、硫黄和木炭的比例，一般是75∶10∶15。其中硫黄是一种矿物，大约在西汉年间，我国湖南就发现了丰富的硫黄矿。以后，在今山西、河南等省，也陆续发现了硫黄矿。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硫黄的记载。硝石也是一种矿物，产于今四川、甘肃一带。另在我国华北各地，许多低温地方的墙根上，常常长着硝的细微白色结晶，叫做“墙霜”，这可能是我国早期硝石的主要来源。在古代硝石的名称很多，因其能发烟发火，被称为烟硝或火硝；因其有苦味，又被人称为苦硝；因其出产在地上，颜色如霜，又被称为地霜。西汉时的《神农本草经》中已记有硝石，可见硝石在西汉或西汉以前就发现了。木炭是很常见的，因为我国古代早期还没有发现煤，人们主要砍伐树木烧，或把树木烧成木炭做燃料。当然它发现的年代也比硫黄和硝石早得多。硫黄和硝石都是医用的药物，和木炭混在一起会发火，因此，人们把这三样东西的混合物叫做“火药”。

火药的合成，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炼丹术，而炼丹术又是我国冶炼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开始大量生产青铜器了。当时的青铜器造型复杂，非常美观，说明我国冶铸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我国冶铁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春秋中期，我国已经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春秋后期已经出现了铸铁工具。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的炼钢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成就。劳动人民在冶炼金属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也创造了很多采矿和冶金方法。

在战国到西汉时期，有些人把冶金技术运用到炼制矿物药方面，梦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或者炼出更多的金银来。这就产生了炼丹术，同时也出现了称为“方士”的炼丹家。这些炼丹家并没有炼成仙丹，也没有炼出金银，但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冶炼过程中，积累了新的冶炼经验和化学知识，促进了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我国火药的发明和发展，就与炼丹术有着很大的关系。

炼丹家起先是建造炼丹的炉灶，找来一些矿物和植物，炼制丹药，不久，就出现了专讲炼丹的著作，著名的有东汉末年魏伯阳写的《周易参同契》，书中提到炼丹所用的一些矿物，其中就有硫黄。

魏晋南北朝时期，炼丹风气更盛，东晋葛洪的名著《抱朴子》，所载的炼丹原料中，有硫黄和硝石。

唐初，著名的药物学家孙思邈，也长于炼丹术，他写了《丹经》一书。书中提到了“内伏硫黄法”，就是用硫黄二两，硝石二两，研成粉末，放在砂罐里。之后，在地上掘一个坑，把锅放入坑内，锅顶和地面齐平，锅周围用土填充。然后用皂角子三个，点火放入锅内，使硫黄和硝石燃起焰火。等火焰刚息，再用生熟木炭三斤来炒，等木炭烧完1／3，趁未冷却即取出混合物，就叫做“伏火”。“伏火”可以说是我国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火药，所讲的硫黄、硝石、木炭正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不过火药的产生要比孙思邈生活的初唐为早。

据《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续玄怪录》记载，周隋间人杜子春追随一道士修炼金丹，五更起来，见炼丹炉“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这描述的正是火药燃着的场景，如果这不足以证明火药产生于唐朝以前的话，仅就孙思邈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记述自己的发明，而是记述当时“伏火”的制造情况，也就是说“伏火”的发明当比孙思邈的记载要早。

炼丹术是一种方术。在我国古代，方术和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有些兵书里谈到方术，有些方书里也谈到军事。火药发明后，首先被用到军事方面，大约在唐末，已经用火药制造武器了。据宋人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宗天祐（904—907年）初年，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用“发机飞火”烧毁豫章的龙沙门。“飞火”可能就是火炮一类的东西，火炮又为何物？这应从最初的“炮”谈起。

古人打仗，近距离用刀枪，远了用弓箭，后来又用抛石机，把大石球抛出去，较远距离的打击敌人，这抛石机就是最初的炮。炮就是抛的意思，因最早抛的是石头，所以“炮”最初写成“砲”，不过“炮”字也早已产生，但指的是一种烹饪方法，或者是一种制药方法，至于“炮”字用来指武器，那是火药发明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用抛石机去抛掷火药。郑璠所用的“发机飞火”，就是把火药包装在抛石机上，用火点着，向敌人抛过去。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了。

唐以后又用火药制成火箭、爆炸性武器、管形武器、金属武器等，从而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对人类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