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当时产生了巢元方、孙思邈、王焘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撰写成了《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一批著名的医药学著作。此外，在医事制度、医学分析、医学理论、临床实践，对古医籍的整理，对本草著作的研究整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隋唐时期主要为皇宫人员治病的医疗机构已比较完善。隋朝门下省属有尚药局，“总知御药事”；太常寺下设太医署，“掌医药等事”[31]。到唐朝略有调整，尚药局归殿中省；太医署仍归太常寺。就唐太医署而言，分为医、针、按摩、咒禁4科，并兼有教育的职能，各科“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32]。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5科，并“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33]等。针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按摩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八疾”，并且能对“损伤折跌者”，作正骨处理。咒禁科，“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这反映了封建医学的局限性。此外，“宫人患坊有药库，监门莅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莅坊。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34]。

在各州府，唐也多设医学，太医署还“岁给药以防民疾”[35]，此外，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玄宗又令郡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586方，颁于州县，题于通衢，以疗民疾。

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载，各地还设有“悲田坊”和“养病坊”，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同时，唐朝还制定了有关医药的法律：“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36]。

就唐朝政府而言，在医学上最值得称道的是组织人编成了《唐新本草》一书。

（唐）《新修本草》

《唐新本草》修成以后，由政府颁布发行，很快流传全国，并被列为医药学生的必修课。这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1494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药典》要早八百多年。

《唐新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着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历代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该书还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大部分内容保存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

《唐新本草》问世数十年以后，陈藏器收集《唐新本草》遗编的药物，于738年撰成了《本草拾遗》10卷，书中增加了很多药物新品种，虽然有些药物的实用价值不大，但起到了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

到五代时期，后蜀的韩保升，又在《唐新本草》的基础上重新增删，配以精细绘图，编成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人称为《蜀本草》。

《本草拾遗》和《蜀本草》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除对药物的研究整理外，隋唐时期一些药物学家，还对《黄帝内经》等古医籍开展了校注整理工作。

《黄帝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古奥，错讹较多，齐梁时全元起曾对《黄帝内经·素问》篇作过校注，到隋唐之际，杨上善又编注成《黄帝内经·太素》30卷。

杨上善在隋朝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任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等职，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因感于《内经》繁杂，读之茫无津涯，而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进行整理。他把两篇中的162小篇全部拆散，重新校注，并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类，在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从而新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

《黄帝内经·太素》是《内经》分类研究的成果，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该书也是至今见到的最早的《内经》注本，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该书宋以后在国内失传，清代藏书家杨惺吾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抄本。

到唐玄宗及其以后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冰又整理注释《内经》，撰成了《注黄帝素问》一书。王冰治学严谨，校注精慎，把原书重新编排，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7卷。《注黄帝素问》合计24卷，81篇，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和杂论等，文字通畅、简洁、精当，较齐梁时期全元起著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此外，王冰在该书中对《内经》的理论也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注中认为：阴阳二气互为根本，只有“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也即人体五脏性质是各不相同的，认识这一点，对探讨病理是非常重要的。

《注黄帝素问》对后世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唐初杨玄操还对《黄帝八十一难经》做了研究。他把《难经》81篇，归并为13类，并在东吴吕广所注《难经》的基础上，详加注释，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卷。

隋唐五代时期，在临床辨症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这突出的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

巢元方在隋大业年间（605—616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他和吴景贤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专著《诸病源候论》。

《诸病源候论》简称《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610年），全书50卷，分为67门，1720论。书中自言“汤熨针石，别有正方”，所以“但论病源，不载方药”[37]。

全书记载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各科中又对各种疾病分类系统加以叙述。如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风病、虚劳病、热性病以及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全身性的大病列在前面，然后再根据脏腑系统、症候特征，把其他疾病分门别类进行叙述。又如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叙述。这些分类比较科学，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其次对各种疾病的症状和病源的描述都比较具体和准确，如描写中风症状说：“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又如解释“虚劳咳嗽”的病源说：“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作者把临床经验和《内经》的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国中医临床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此外，该书有些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说明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可惜具体方法不详，我们还不能了解这些手术的实际施行情况。

《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医疗的经验和成就，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提高，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该书问世以后，历代都非常重视，并传入朝鲜和日本，也被视为医学的经典之作。

隋唐五代时期，还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医学家，其中以唐代的孙思邈最为著名。

孙思邈像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年轻时通释老及百家之学，后隐居太白山，攻读医学，成为一代名医，并多次推辞统治者的做官征请，终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为我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医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所作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

《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652年，他在该书序中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书有“千金”之名。全书30卷，分232门，合方论5300首，除广辑前代各家方书及民间验方外，又叙述妇、儿、内、外各科疾病的诊断、预防与主治方药、食物营养、针灸等。所列方剂，有些药味较多，有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而治数病，内容丰富，保存了不少唐以前的医学文献资料，是我国古代重要医学著作。《千金翼方》为《备急千金要方》的续编。全书30卷，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其中首卷为“药录”，辑录药物八百余种，详论其性味、主治等，其中有些是以前医书未曾收录的。此外，对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也较突出。其他内、外各科病症的诊治都在《备急千金要方》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并选录《备急千金要方》未载的古代方剂二千余首，保存了很多失传的方药，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重要医学著作。

孙思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山区，他亲自到山野去采药，他对苦参子、白头翁、黄连可以治痢疾，朱砂、雄黄可以消毒等，作了进一步研究和肯定。他还从自己临床实践中得知大脖子病（今天医学上叫甲状腺肿大，因食物缺碘所致）是由于长期饮用山区里的水造成的。治疗这种病，需用海带、海藻或羊和鹿的甲状腺作药物。他还强调妇女和小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主张另立妇科和儿科，对孕妇、婴儿的护理，对难产和产后病的治疗，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老年病，他强调“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同时提倡老年人要抑情节欲，注意养性。此外，他还认为讲求卫生，可以预防疾病，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利健康，这些看法，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千金翼方》和《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还非常重视医德和医疗态度，他说一个好的医生要精力集中，不能有丝毫贪求财物的念头，要对病人非常爱护、同情，一视同仁，在治病过程中，要有献身精神，“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还要有一种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他的这些主张对后世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总之，孙思邈对我国医学及医风医德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死后被人们尊称为“药王”，又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

孙思邈之外，唐前期的王焘和他所著的《外台秘要》，也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外台秘要》成书于752年，40卷，辑录唐以前有关各科疾病的理论和方药，包括内、外、骨、妇产、小儿、皮肤、眼、齿、精神病等各科病症，其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对天花（斑疮、登豆疮）的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预后吉凶。又如对糖尿病（中医称消渴）人小便发甜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此外，还重视灸法，但不录针法，应该说是一种缺憾。

王焘是继孙思邈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隋唐五代时期，藏族医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等著名的医药学著作。

《月王药诊》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全书记载各种药物三百余种及各种疾病的病源病理和治疗方法。其中有不少药物为西藏高原所特产，有些医疗知识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如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所以书中所载人体解剖学知识要比汉族医书清楚。此外，书中所介绍的灌肠、艾灸、放血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

《四部医典》的作者宇妥·元丹贡布是8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他精于内科、妇科，又长于精神疗法和针灸疗法，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曾任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又博采众书精华，历时20年，写成了《四部医典》一书。

《四部医典》分为4部，156章，共24万余字。另附人体解剖、药物、器械、脉诊、饮食卫生防病等精彩绘图79幅。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理、药物、器械、饮食和疾病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的临床治疗。第四部（后续本集），主要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理论，记述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奠定了藏医学体系形成的基础，对我国及世界医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医学交流也很频繁，如鉴真东渡日本，对日本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之后又传入西方，对现在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此外，中国医药对今天的越南、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外国医药知识也传入了中国，如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索；印度的龙脑、郁金香、菩提树、质汗；越南的白茅香、苏方木、丁香、诃黎勒；东罗马一带的底也伽等药物，也相继传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的医药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