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与国计民生相关紧密。隋唐五代时期，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及河防、航运、城市供水等水利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和进步。

一、农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隋及唐前期，由于推行均田制，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土地，同时，统治阶级又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0]的局面。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于是向山地开荒，出现了畬田；又利用濒河滩地和湖泊淤地而产生了圩田。

畬田，是指焚烧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种方法。畬田在唐诗中多有反映，如杜甫有“畬田费火耕”[11]之句；白居易有“灰种畬田粟”、“春畬烟勃勃”[12]之句。杜甫是唐玄宗时人，生活到安史之乱以后，白居易是唐后期人。他们的诗句说明唐开元、天宝以后，畬田的开垦已十分普遍。

关于畬田的造田方法，南宋范成大《劳畬耕》诗序中说：畬田，“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所谓“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说明畬田是开山造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开山造田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圩田，是在低洼地四周筑堤防止外水自由流入的农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治水的同时，已围淤湖为田。起初筑土堤主要是用来挡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利用堤岸、涵闸、沟渠而建成相应的水利工程来保护耕地。堤上的涵闸，平时闭闸御水，旱时开闸放水入田，也可以用提水工具把水灌入或排出，因而水旱无虑。圩田在唐中叶以前发展缓慢，唐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圩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又由于南方河流纵横，以致发展成圩圩相接，并与河渠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唐代在浙西还设有营田司负责堤防堰闸之事，每年派人巡查江河湖道，清理淤浅，充分保护对圩田的开发利用。到五代时期，吴越的圩田发展的规模更大，“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民美利”[13]。

唐代的南方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开发时期，圩田很好地解决了南方河滩及湖泊淤地的利用问题，从而促使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也得到了改进。

隋唐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当时劳动人民也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劳动人民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水轮和井车等新的灌溉工具。

高转筒车图

连筒的制作方法是用粗竹相连，打通竹内的关节，用以引水，它的优点是能够架越涧谷，把水引到对岸。

桶车是“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14]的水车。

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在其四周缚以竹筒或木筒，利用水力推动，“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15]。

水轮即水转翻车，制作与人踏翻车相同，只是改用水力推动而已。唐代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描述它的运转情况和功能；刘禹锡在《汲机记》中也叙述河岸住宅，利用它汲水以供灌溉的情况。唐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和二年（828年），曾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百姓以供灌溉之用。

井车是在井上使用，用于平地灌溉的工具。它由许多水斗组成一条汲水链，通过齿轮旋转带动，把水源源不断地提取上来，刘禹锡在《何处春深好》一诗中云：“接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不仅提到井车，还描述了井车的运转声音。

除了引水工具的增加以外，耕作工具也有了改进，其中最主要的是曲辕犁的推广和应用。

唐以前使用的犁是直辕的，唐后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出现了曲辕犁，因其首先推广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被称江东犁。对曲辕犁的构造，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有详细的介绍。

曲辕犁由11个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全长1丈2尺（唐尺，合今3.6米）。和以前的直辕犁相比，有这样一些改进：直辕改为曲辕，便于转弯，操纵时也灵活省力；犁上添置了犁评，可以调节犁铧入土的浅深；犁梢和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梢摆动的幅度，调节耕垡的宽度；有犁壁装置，并竖于犁铧之上，两者成不连续曲面，耕地时能够自由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犁辕前面有能转动的犁槃，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的摆动和换向。这些都说明曲辕犁的构造已相当进步，其形体构造也与今天的中式犁相近。曲辕犁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除农业工具的改进外，农业栽种技术也有了提高。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稻谷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有着长久的种植历史，水稻移栽也早已见于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江南土地不断被开发利用，稻田的垦种面积不断扩大，并且在北方陆稻栽种技术的启发下，南方开始推广和设置秧田，即从直接插种于大田，变为先插种于秧田，再移栽于大田。集中育秧节约了用水，也便于管理和使用壮秧技术，从而达到丰产的目的。唐中叶以后，育秧技术已比较普遍，如杜甫描述四川育秧移栽的情况说：“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又白居易描写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情况说：“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

在育秧移栽技术推广的同时，秧田、稻田也已经作畦作埂，使土地平整成块，以便于下种、移栽和管理。当时还总结出一些下种、育秧和移栽的经验，如接种要先看当年的气候早晚，寒暖之宜，然后下种即可保证丰收。因为插种过早，秧苗会受寒潮伤害，造成烂秧，插种晚了，耽误了农时，也育不成壮秧。秧田面积也不宜过大，还要保持活水及水层的深浅均匀适度，以免对秧苗造成损害。又因为生肥会损坏秧苗，施肥也要用发酵腐熟后的肥料。

葵口浅底白瓷茶碗（唐）

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为水稻的一年两熟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古代蚕桑业是仅次于粮食的生产部门。隋朝和唐前期推行均田制，以北方为主的大部分地区，每户都分有桑田，并在此基础上征收绸绢和丝绵，这极大地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当时已经用营养繁殖的压条法培育种苗。在播种育苗方面，已经比较细致地运用选椹、畦种、育苗、移栽、截条、剪枝等技术，对采叶的时间、数量和部位也都有了详细的规定，并且还培育出不同品种的桑树。唐后期，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蚕桑业也兴盛起来，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取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竟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南方的蚕桑业很快超过了北方地区，桑田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桑树的种植技术提高了。当时育成了叶肉厚、花椹少、树体生长快的湖桑品种，还运用嫁接技术培育桑苗，并采用剪定方式控制桑树的生长期等。

陆羽瓷像（五代）传河北唐县出土

茶树的发现和利用在我国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到唐代饮茶之风逐渐兴起。这时茶叶的生产和加工，逐渐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栽培技术方面，已经知道要选择光照好，又有林木遮阴的南向或东南向的丘陵斜坡地，及排水良好、持水率高、通气孔多、营养丰富的岩石风化不久而形成的土壤。此外，对种植方法、茶苗出土后的管理、采摘时间，都形成了一套技术要求。其中沙藏催芽法，即“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16]，至今仍为茶农所采用。

唐以前的饼茶青草气味很浓，为了去掉青草气味，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即“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17]。这种方法需掌握恰当，技术要求很高，但优点是杀青迅速而均匀，降低了制茶的苦涩味。蒸青技术在唐时传入日本，现在日本、东欧和印度的绿茶制法仍被广泛使用。

唐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804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小时为僧人所抚养。当时寺庙饮茶风很盛行，陆羽从小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长成后又曾隐居名茶产地苕溪（今浙江吴兴）。他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从而写成《茶经》一书。

《茶经》共3卷，约9000字，分为10个专题。卷上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茶叶的种类和制茶方法等。卷中介绍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卷下讲与茶有关的各种知识，如煮茶的方法、饮茶的知识、饮茶的故事与药方、茶的主要产地、简便的制茶和煮茶的过程等。

《茶经》是唐代种茶、制茶及饮茶经验和技术的总结，传播了茶业的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的生产发展。之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隋唐五代时期，园艺经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人们已会运用人工栽培技术生产食用菌，具体方法是：“畦中下澜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并将“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18]的办法，帮助菌种扩散，借以培养大菌。还会利用温泉提高地温，促进瓜果蔬菜的早熟。对此，唐诗人王建在《宫词》中描述说：“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另外，果树嫁接技术已较普遍，水果保鲜技术也已产生，并人工栽培牡丹、芍药、兰花、**等著名花卉及培育各种盆景等。

唐代的畜牧饲养业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有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的官牧，饲料搭配非常讲究，并能根据家畜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供给标准。

二、水利事业的新成就

隋唐五代时期，非常注意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兴建。

隋朝建立以后，在积极整顿经济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如开皇初，都官尚书元晖曾“奏请决杜阳水灌三畤原，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19]。又如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隄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20]。据《隋书·地理志》载：当时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泾阳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等。

入唐以后，唐王朝更加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唐前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北方的水利工程多是开渠引水灌溉的。就京师所在的关中而言，水利资源比较丰富，泾、渭、灞、浐等大河都流经其间，在唐以前关中有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等著名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是秦始皇时采纳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的建议开凿的，自中山西瓠口（今陕西泾阳）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北会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渠长三百多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灌溉面积约等于现在280万亩），使关中成为沃野，汉、魏时，为泾水流域主要的灌溉系统。

白渠始开凿于汉武帝时期，因是采用赵中大夫白公建议，故名白渠，亦称白公渠，位于郑国渠南。自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分泾水东南流，经高陵、栎阳（今镇东北），东至下邽（今镇东南），南注入渭水，长达200里，当时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约合今28万亩）。渠成，民得其利。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开凿，自今陕西眉县东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东流，经今扶风南、武功、兴平、咸阳之北，至灞、渭会合处东注入渭水。三国时，魏国又征集民工自陈仓（今宝鸡市东）引汧水东流和汉成国渠相接，总称成国渠。

至唐，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淤积，已很难进行灌溉。唐建立以后，即派人对这些水渠进行修治，清除泥沙，重新疏通，恢复其灌溉作用。三渠共可溉田数万顷。此后，唐朝还不断派人检查，维修保护，使郑、白、成三渠，很好地发挥了灌溉作用。到唐德宗时期（780—804年），又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三白渠”，沿渠设置了28个斗门，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还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成国渠也在咸通十二年（871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21]。

除上述外，其他古渠道也得到了修复，如《旧唐书·姜师度传》载：师度为同州刺史时，“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当时不仅修复古渠道，而且还开凿新的灌溉渠，如姜师度任华州刺史时，曾开凿了敷水渠、利俗渠、罗文渠等，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22]。据史书记载，唐前期开凿的重要渠道及其他水利工程就有一百多处，遍及全国各地。除上述的关中地区外，蔡州新县（今河南息县）有玉梁渠，溉田三千余顷；河套地区的唐徕渠规模更大，渠长200千米，有支渠五百多条，可溉田六千顷以上。新疆焉耆一带的渠道工程也很大。在南方偏重排水和蓄水等工程，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堤、堰、塘、陂非常盛行。规模最大的有朗州（湖南常德）的北塔堪、右中堪，扬州的爱敬陂，沿海地区的海塘，等等。大的工程可灌溉田万顷，小的也可灌溉田数千顷。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坝长一百余米，坝身总高10米以上，整个大坝用大石块叠砌而成，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用块石砌筑而成的拦河滚水坝。而且还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其“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这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弱水对条石的冲击，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的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从而增加坝体的稳定性。

它山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以后不断增修，一直起着拒咸蓄淡、灌溉农田、饮用居民的有益作用，直到1975年在鄞江上游建成新坝，它的作用才被代替。

塘浦圩田系统是结合圩田修筑的水利工程，是与中唐以后南方圩田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东西向者称为横塘，南北向者称为纵浦。塘浦圩田工程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并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堤内则利用湖泊淤地发展成为农田，也就是圩田。塘浦圩田工程往往发展规模较大，河渠网状密布，形成一个几万亩的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称：“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又称“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太湖塘浦圩田工程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到五代时，又疏浚湖水入海的通道，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更有利于塘浦圩田的发展，塘浦圩田工程的日益完备，确保了农业的丰收。

隋唐五代时期，海潮的冲击对沿海各地危害很大，为了抵御海潮的侵袭，当时人们修筑了捍海塘。捍海塘在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主要兴筑过三次，第一次是开元元年（713年），在杭州盐官县（治今浙江海宁西南盐官镇），筑防海堤“长百二十四里”。第二次在开元七年（719年），增修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第三次在大历十年（775年）和大和六年（832年），增修会稽县（今浙江绍兴）“防海塘”，长度都在百里以上，[23]这些工程有效地阻止了海潮的危害。

到五代，吴越地区的劳动人民又创造了“石囤木桩法”，制服海潮的冲击。具体作法是：沿岸筑石堤，在距离石堤几丈以内设下许多盛满石块的长形竹笼，再打下几行粗大的木桩维护竹笼，使堤成为坚固的捍海塘。吴越时最著名的为杭州捍海石塘，并在此基础上扩建的杭州，有“地上天宫”之称。

隋唐五代时期北方河患较多，尤其是五代时期，战争频仍，以水代兵，短短的55年间，黄河河患达18次之多。这一时期对黄河进行较大规模的治理是从唐玄宗时开始的，开元十年（722年）六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治理，并命萧嵩为按察使总领其事。到开元十四年（726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当时的济州刺史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治河，成绩显著，济人为他立碑颂德。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黄河还有两次大规模的治理。一次是在元和八年（813年），滑州河溢，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分黄河水流入，“滑人遂无水患”[24]。另一次是咸通四年（863年），东都暴水成灾，滑州刺史萧倣经唐懿宗准许，施工两月，“移河四里”，平息水患。[25]

五代时期，河患增多，治河兴役也频繁，但多收效一时。后周世宗时，针对当时黄河大堤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万，堵住连年决口，才使黄河水患平息了一段时间。

当时除黄河外，北方的其他河渠也不断造成水患。如唐初滹沱河和滱河时常泛滥，淹没农田，毁坏房屋，河水暴涨，更散为津渚，几百里尽成泽国。贾敦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迁为瀛州刺史，即组织人力疏浚河渠，使水流畅通；又修筑堤堰，使河水不能泛滥，从而治伏了河水。又如薛大鼎于贞观、永徽之际在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刺史任内，开通无棣渠以减轻当地水害，又灌溉了流域内的田地，之后，他还组织当地人民掘通流经境内长芦、漳、衡三条河，“泄汙潦，水不为害”[26]。

由于隋唐五代时期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经验和技术也有了进步。当时已有被称为遥堤的大堤，并大量用草堵塞堤岸，也就是运用帚工技术，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连接起来用以保护堤岸和堵塞决口，能很好地抵抗水的冲击。

隋唐五代时期，不仅防治水害和发展农田水利工程，而且还进一步利用水资源，发展航运，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已开凿人工运渠，战国以后人工运渠逐渐发达，由于不继的开凿，到隋以前已初步形成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

隋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需要关东财赋供给京师，当时最便捷的交通是通过水路运输，但隋建立后，因“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27]，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到公元587年，隋为了灭陈，又于“扬州开阳渎，以通运漕”[28]。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引淮水，到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入长江。这条水道原称邗沟，最早为春秋末吴王夫差所开。公元595年，隋文帝又“诏凿砥柱”[29]，整治黄河三门峡险段，这些为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开始大规模开凿运河，征调河南、淮北一带一百多万人民，从西苑（洛阳西面）引谷、洛二水到达黄河，再从板渚（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复自大梁（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于淮水，这被称为通济渠。608年，又征调河北民工一百多万，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到涿郡，这被称为永济渠。610年，又从京口（镇江）引长江水到余杭，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这被称江南河。至此，大运河全部开通。

大运河的开通，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五省，全长两千五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联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加强我国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唐玄宗以后，京师对江淮财赋依赖日益增强，为了保持运河的畅通，政府不断组织人对大运河进行整修和疏浚，大的工程为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北另辟比较安全的新河，名开元新河。由于大运河是利用天然水系，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不能均衡供水，在江淮缺水时，当时人们就引附近湖泊陂塘水济运，为了能灵活节制用水，还在运河上设置了斗门。具体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楫。斗门关闭后还有防潮水和洪水涌入的作用。此外，唐代还沿运河修了许多支渠，以形成交通运输网和兼有灌溉之利，“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30]，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隋唐时期在城市供水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唐都长安面积达84平方千米，人口100多万，为了保证用水，当时大致建有供水工程8处，漕运兼供水4处，另还有排水系统，沟渠或明或暗，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由于水利工程频繁，测量仪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的水准仪，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可以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这是测量史上一个重大成就，其工作原理至今仍在使用。这种仪器的配合运用，还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的精确度和准确度。

隋唐时期还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著名的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共163则，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764年）以来72个枯水年份。据此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的枯水期，这为后世研究长江水情提供了历史数据。

隋唐五代时期还重视水利建设的管理，唐代在中央工部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又设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基层管理人员职责还具体到渠堰斗门。唐代还制定了非常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对农田水利的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各级水官的职责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及分配等，都规定得很细致，这一严格的水利法规，标志着唐代水利事业的进步。到五代还设立了堤长，建立了“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官员还兼带“河堤使”，这说明在河防管理上较唐代又有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