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建筑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建筑业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其城市、宫殿、园林、陵墓、宗教寺庙、桥梁等建筑大都具有独创精神，具有恢宏的气势、质朴、真实的品格和艺术的感染力，蕴含着一种时代精神，给人以亲切、朴素、庄严、壮丽等多种感受。

一、都市建筑

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城市是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它们建筑规模大，形制完整规则，艺术处理成熟，在中国城市建筑艺术上占有空前的地位。

中国古代都城布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棋盘形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展成对称轴封闭式的棋盘形格局。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到来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城布局在此前的基础上更加严谨，规模更为宏大。

唐长安图

隋朝建立以后的第二年（582年），文帝杨坚就令宇文恺在汉长安东南，另建新都，名大兴城。唐朝建立以后仍以此城为都，但改大兴为长安城，并做了进一步的修整。

唐代长安几乎等于现今西安城的10倍，总面积达84平方千米。城内建筑群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正中，为皇帝和皇族居住。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并与宫城连接。尚书省、御史台等中央官署衙门，并列其间。皇城内没有居民。宫城、皇城之外，是外郭城，城内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相互交叉，把全城划分为108个布局整齐的居民坊。经南门明德门到皇城朱雀门的一条大街为中轴线，把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西对称各设一市，称东市、西市。市周有土墙，市内有井字形的街道，店铺都集中于此，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说：“棋布栉比，街道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

城内街道笔直而宽阔，特别是6条主要街道更宽，如朱雀门大街宽147米，宫城南门——承天门外的横街宽441米。当时街道两旁大都种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里则多种梧桐和柳树，在树荫掩映下，长安城显得非常优美。此外，外郭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其中正南门——明德门有5个门洞，其余每个城门各3个门洞。各城门都建有门楼，城内各坊大都建有寺庙，在郭城北墙东段外建有大明宫，城内东部建有兴庆宫，在城东南角修有曲江池风景区，在这些门楼、寺庙、宫殿群、风景区的点缀下，长安城更显得壮观靓丽。

下水道铁闸门

（唐）1954年陕西西安唐

长安城西内苑出土

长安城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各州和日本、新罗等国都市竞相仿效，同时也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城市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优良传统，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洛阳在隋唐时期为陪都，其城市建筑也仅次于长安。

洛阳位于今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背靠邙山，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四周群山环绕，气候温和，自东周开始，历来为许多王朝的建都之地。至隋城垣已经破败。炀帝为了控制关东和江南地区及满足自己享乐的需要，于大业六年（610年），命曾创制大兴城的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一年建成。唐初废毁东都，不久又重建，并多沿隋代之旧。

唐洛阳城图

隋唐时，洛阳面积约为长安城的一半。宇文恺的原意，洛阳城是要按长安城修建的，但实践中，宫城、皇城以西的郭城部分没有完成，于是建成了一座不均衡的城市，宫城、皇城偏于全城的西北一角。

洛阳城市水道很多，最主要的是洛水，唐时建有三市，即南市、北市、西市。三市之外，洛阳建有一百多个里坊。里坊比长安的小，显得较为紧凑。此外，洛阳宫城之西建有西苑，面积广大，唐称神都苑。武则天时在皇城外西南方又建造了上阳宫。

洛阳背负邙山，中贯洛水，远接伊阙，城市建筑与当地自然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显得颇有气势。

唐代城市建筑规模之壮观，从其他城市中也可看出。如《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载：北都“太原有三城，府及晋阳县在西城，太原县在东城，汾水贯中城南流”。太原外郭城周四十里，直抵东西两山，阻隔南北，很为雄壮，比后来宋元明清的太原城要大得多。不过，唐代大多数的州县城是要小一些的。有的小城可能就是一个里坊，坊郭合一，内开十字街。这种建筑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留存至今的一些明清城的建筑中，仍然保留着。

唐代城市外郭大都是方形或矩形，城墙大多用夯土筑成，城门下部城台包砖，四面正中开城门，门上建城楼，四角设角楼，从而使整座城市显得非常壮丽，又富于色彩。城外大多还围以城壕，架桥通向城门，有的城壕在门外向前折转，使城门前形成一个广场，这些更增添了城市的雄壮。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在都城的建筑中，最主要的是宫殿建筑。隋唐时期宫殿建设的规模、气度不仅超越前代，而且色彩更为辉煌、绚丽。其中以太极宫、大明宫和洛阳宫最为著名。

太极宫位于唐长安宫城的中部，即隋之大兴宫。宫内部大致采取中轴对称格局，轴线上前后建有几座大殿，即外朝、治朝和燕朝。外朝是指太极宫最南的承天门，门前宽阔的大街，东西贯通皇城。皇帝每年元旦、冬至所举行的大朝会以及重要的肆赦、四方各国朝贺，都在这里举行。承天门内为太极门，再内是太极殿，即治朝，又称常朝，为宫之正殿，皇帝“朔望则坐而视朝焉”[50]。殿庭前部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再后为朱明门，继为两仪门，门内两仪殿，即燕朝，唐又称日朝，皇帝在此“常日听朝而视事焉”[51]。两仪殿东西有万春殿和千秋殿，之后有甘露门和甘露殿，可能是备退朝后休息的地方。在这些殿庭左右还对称地建有一些殿庭。这些殿里设有直接与皇帝理政有关的衙署如门下省、中书省、宏文馆、史馆等。此外，宫内还有其他馆阁殿亭36所及山、池、球场等，著名的图绘功臣像的凌烟阁在宫内的西北部。

太极宫北有禁苑，东有东宫殿庭组群，西有掖庭宫，都有宫门与之相通。

大明宫在太极宫东北，又称东内，太极宫则称西内，宫址南宽北窄，南墙是长安郭城北墙东段的一部分。东墙由东北角向东南方向斜行，与南墙相接。大明宫总面积约3.27平方千米，大于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面积的总和。

大明宫南面有五门，其中正门、丹凤门三道，直接面临里坊，这里也常举行朝会、赦免、朝贺等重要活动，但相当于太极宫承天门的大朝则在丹凤门内的含元殿。含元殿也是大明宫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宫殿，距丹凤门约六百米，坐落在龙首原高地的南缘，殿下又筑很高的土台，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二阁，通过飞廊同含元殿相连，殿阁有凌空之感。

含元殿还有龙尾道，这是由殿堂下至殿前广场的三条平行阶道，它平、坡相间，共七折，长约七十余米，自高而下，犹如“龙尾”垂地。由此登临，仰视含元殿及二阁“如在霄汉”[52]，气魄分外壮阔，展示着充满自信心的强盛王朝的精神风貌。

含元殿北有宣政殿，是为常朝，再北有紫宸殿，是为白朝，在这些正殿两侧还有中书省及宏文馆、史馆、延英、含象等殿。

紫宸殿以北为林园池沼，其中大池名蓬莱池，又称太液池，池中有岛名蓬莱岛，沿池南岸有蓬莱、珠镜、郁仪等殿，西南岸建廊400间。

方花白砖（唐）

1958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蓬莱池西建有麟德殿，由四座殿堂前后紧密串连而成，并配建有亭楼，总体量非常宏大，高低错落结合在一起。这是皇帝举行大型宴会的地方。麟德殿式的组合建筑，对唐以后的建筑有着重要的影响。

洛阳宫城不到长安宫城一半，南面开三门，正门隋称则天，唐改为应天，后又改称五凤楼。左右宫阙较低，略向前，与此门相连，形成一个“凹”字，较低的宫阙突出了门楼主体，凹字所围空间又给人威严感受。这种宫阙形制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则天门为大朝；门内隋时有乾阳门、乾阳殿，为常朝；再后的大业门、大业殿为日朝。这些殿、门，唐初均被焚毁。高宗时于乾阳殿旧址，修乾元殿，武则天又毁乾元殿作“明堂”。

明堂是合宫殿与坛庙为一的建筑，约高50米，共三层，下层方形四面，象征四季，各方按东南西北方各施青、赤、白、黑色，重檐；中层八角，四正向面每面三门，共十二门，象征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亦重檐，下檐八角，上檐圆形；上层耸立一圆形重檐攒尖顶大亭，类似今北京天坛祈年殿，八间，每间三门，共二十四门，象征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据《旧唐书·武后本纪》载：明堂北又起“天堂”，比明堂更高，五级，“内贮夹纻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

明堂、天堂建成仅8年即遭火毁，随即，又依旧制重建明堂，更名为“通天堂”。开元年间，折去上层，复名为乾元殿。

在洛阳宫城中轴线正殿两侧也各建有一串殿庭，总体也成为左、中、右三路，在宫内西北部，有九洲池及沿池的许多游观建筑。

综观隋唐宫殿建筑，都力求创新，不循旧迹。如明堂，高大雄伟，形制特殊，含元殿、麟德殿等也别具匠心，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昂扬健康的浪漫情调，同时也显示出高超纯熟的技术水平。此外，宫殿群左、中、右三路的布局方式，中路顺序布置三朝，这对以后的宫殿建筑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皇帝的宫殿建筑往往极尽豪华工巧之能事，但对官员的住宅却有规定。唐《营缮令》曰：“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53]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未必全能遵行，如《长安志》载：肃宗时中兴名将马璘，营宅于皇城南长兴坊，“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于当时”。白居易的《伤宅》也描述当时大宅院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垒垒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此大宅有六七进，每一进中轴线上建有豪华的堂，高墙深院，屋宇相连，并栽种有各种花木。

唐代一般住宅从敦煌壁画来看，与清代四合院十分相似，只是清代由于风水之说，除王府外，宅门大都开在右前角。唐代宅门都在正中，住宅一侧还另以土墙隔成侧院，院内又以土墙隔为前后二部，后部畜马为厩院，前部有“蜗牛庐”为仆夫栖身之所。

宫殿是君主处理朝政的地方，君主退朝要享乐，于是在宫中又布置了园林游乐之所。达官贵人为了自己的休息、游玩的需要也大置园林。但中国古代的园林与城市及宫殿或私家住宅不同，它不强调秩序井然，规则对称，而是自由式的，尊重大自然的自身规律。尤其中国早期的园林，更是以自然山水为主，但到隋唐时代，造园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大尺度的模仿真山真水，而是更多的融进了人的创造，讲究园林对自然的神似。隋唐园林大致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个部分。

隋唐三百多年间，皇家园林建筑不绝如缕，著名的有隋唐西苑、唐兴庆宫、温泉宫和其他几处避暑离宫等。其中隋唐西苑和唐兴庆宫为城市园林。

西苑位于洛阳西郊，始建于隋朝，据史书记载推测，其周长200里，为洛阳城的3.6倍，面积为洛阳城的13倍。大致可分南、中、北三部：南部有五湖，“每湖方四十里，东曰翠光湖；南曰还阳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洁水湖；中曰广明湖。湖中积土石为山，构亭殿屈曲环绕澄碧，皆穷极人间华丽”。中部指五湖之北的“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上皆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沟通五湖北海，沟尽通行龙凤舸”[54]。北部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穷极华丽”[55]。此外，渠上跨有飞桥以备通行，还从事果蔬家畜的生产，植物种类繁多，各种动物“动辄成群”。

兴庆宫图拓片

从苑的布局看，十六院聚于北部，人工因素较强，中部的北海，空间较为开阔，再南的五湖起陪衬作用，自然气势强一些。整个苑区以水景为主，结合地形布置景区，构成一片恢宏开阔，又亭殿屈曲环绕的园林景观。

唐高宗时，西苑重加修整，改名东都苑，又称神都苑，范围有所缩小。

兴庆宫在长安兴庆坊，原为李隆基称帝前宅所，后有泉涌出为池。李隆基称帝后改邸为宫，又沿池布置建筑，构成园林区。池东北有著名的沉香亭，李隆基与杨贵妃常在此赏牡丹，李白曾作诗记之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56]宫殿大多集中在北部，龙首渠自东而西横穿宫殿区，与池水相通。

我国古代公共园林甚为罕见，隋唐长安东南的曲江即为一例。

曲江风景区在长安东南角，穿跨城角内外。长安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在东南角有一水西折入城，故名曲江。水面在此扩大，汇为一湖，名曲江池。曲江池占长安城东南二坊之地，并延展至城外，从而形成曲江风景区，长安城也因池水阻隔而没有合拢。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对曲江池进行修扩，并重造园林建筑，成为一时胜境。曲江池面积为0.7平方公里。

曲江池南有紫云楼，西有杏园（亦称杏圃）。园区内有宫苑式建筑芙蓉苑及一些其他建筑。池北岸是一带高地，由此北望全城在目，南望一带郊原，远及南山。

莲花纹瓦当（唐）

1958年陕西西安唐兴庆宫遗址出土

曲江虽有专属帝王的宫苑，但毕竟是一个公共大园林，每至佳节，常倾城而至，“鲜车健马，比肩击毂”[57]。唐时进士及第后，都要到曲江杏园聚宴。对此，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曲江景色自然质朴，靠近城市，当时文人也多有题咏，在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颇负盛名。

二、安济桥与其他桥梁

桥梁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期，人们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设置独木桥，或在河溪中安放步石了。到秦汉时期，桥梁的设置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从汉画石、汉墓壁画和文献记载来看，大都是比较简单的桥下立柱的梁式桥。著名的秦汉渭水桥、汉灞桥，都是梁式桥。据《三辅黄图》载：秦“始皇始造渭桥，铁墩重不能移”。说明当时已经用金属制桥墩。比起梁式桥，石拱桥有更加坚固，更能加长跨度等优点，但它的施工难度也更大。现可知最早的石拱桥是《水经注·谷水注》中所记载的“旅人桥”，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282年）十一月初就功”。这种石拱桥的建造可能是从秦汉以来砖墓发券结构得到启发的，规模也不会很大。旅人桥现已无存。

现存最古的石拱桥是位于今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是隋朝由李春负责设计和建造的。安济桥全长52.82米，桥中部宽8.51米，净跨度长达37.47米，是当时中外跨度最大的石拱桥。安济桥首创了大跨弓形拱式，不用连续半圆拱券，这使桥下“豁然无楹”，山洪得以迅速流过，同时也使桥面平缓，有利于桥上交通。桥两侧各有两个小拱洞，可以减少洪水对大桥的冲击力，并具有泄水功能，又可减轻桥身自重免致下沉，同时也减少了工程量。

安济桥的拱“弧用28道并列拱券组成。各券石块之间嵌以铁腰相连。各券可以逐道建造，在施工过程中如遇水发也不致前功尽弃，并可使模架重复使用。为加强各券间的横向联系，不使向外翻倒，在拱券背上有五条横向铁拉杆，两端铆固，串拉各拱，又砌横向伏石一层，同时又借鉴木结构建筑中的‘侧脚’做法，两头桥脚宽度大于桥顶宽度各51厘米和74厘米，使各道拱券向内自然挤紧，用心可谓周密”。“四个小拱的砌法同于大拱，在各拱顶都有铁拉杆一根和伏石一层。”“小拱的造型效果很好，在尺度上它们是大拱和桥面石栏杆之间的过渡，同时又对出了大拱的真实尺度；大小拱做法一致，显出了统一性，同时，小拱的通透更使全桥显得空灵轻巧。全桥用石料砌成，却并不显得呆板笨重。可以说安济桥是真、善、美的高度结合，体现了古代匠师取得的高度成就。”[58]

桥的两侧栏杆、栏板和柱子也装饰得十分华美。其中栏板实心，板心雕有蛟龙，或互相缠绕，或回盘相望，或张目怒视，或作二龙戏珠状。还有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姿态生动，变化多端。龙尾都绕过后足向上翘起，显得“若飞若动”。栏柱上还刻有狮子头，个个栩栩如生。这些栏杆上的石雕，刀法古朴苍劲，是隋代优秀的石雕艺术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安济桥至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十分坚固，可以通行车马。除桥面和栏杆外，其他方面也没有大修过。新中国成立后，结合李春的设计，运用现代的技术条件，对安济桥进行了彻底整修，使之恢复了青春的光彩，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66年邢台地震，震中离桥很近，但桥身安然无恙。这充分显示了安济桥高超的设计和建筑工艺水平。

安济桥建成后，对我国的桥梁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在河北赵县，有两座石拱桥就是仿照安济桥修造的，一是金代修造的永通桥，与安济桥完全一样，只是规模略小，所以又名小石桥。另一座是明中叶修建的济实桥，桥身由两个大石拱构成，另在两个拱的两端和中间有三个小拱，显得非常玲珑可爱。此外，如山西原平县普济桥（金），河北井陉的“桥楼殿”桥（隋），贵州兴义的木长桥（清）等十余座桥，都是弓形拱，有的也有敞肩小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有所发展。

安济桥在世界建桥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欧洲罗马帝国时代所修的石拱桥虽更为古远，但早已毁坏。大约在元代，流行于中国的弓形拱技术才被带到欧洲，13世纪末，法国罗纳河上的圣埃斯普特桥就是运用弓形拱技术修建的。而欧洲人得知“敞肩拱”的做法，已经是14世纪末了。

三、寺塔建筑

唐代佛教兴盛，佛教建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寺塔建筑上。

寺塔是指佛寺和佛塔。其中佛寺是供养佛像，传播教义，居止住僧众的地方。唐以前佛寺布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心塔式，即围绕寺院中心一大塔四周建以廊庑殿堂，塔中供养佛像佛经，僧徒沿袭印度礼俗，绕塔礼拜，以示尊崇。另一种是不建中心塔，而以佛殿、讲堂等建筑为主，与一般官署、住宅的院落式组合差不多。唐代佛教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更加世俗化，所以寺院建筑也以后者为主。

唐都长安和陪都洛阳，集中了当时主要的佛寺建筑，据唐韦述《两京新记》载，仅长安城内就有僧尼寺90余所。有的佛寺很大，几乎占到一坊之地，殿宇达到4130间。

唐代一般寺院大都采取具有中轴线的严整组群构图，院落由回廊围成。前廓正中设大门，唐时称“中三门”。四角廓顶耸起角楼，形式有方形、矩形、圆形、六角、八角不等，角楼放置钟和经卷。中轴线上有一至三座大殿，大殿有单层的，也有楼阁式的。大殿两边建筑配殿，配殿小于正殿，多为单层，也有楼阁式的，不过以两层为止。佛说净土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所以寺院常有很大的水池，池中对称架一些低平台，台上绘佛说法和歌舞场面，各台以小桥相连，各台又有小桥与各殿相连。也有表演歌舞音乐的平台。整个寺院，殿、楼交错，布局得体。寺院中还种植树木花草，显得优美壮观。现存唐代佛殿只有两座，即在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虽然只是一些单体的中小型殿堂，不能反映唐代组合的寺院风貌，但仍有着很重要的文物价值。

南禅寺位于山西五台县李家庄，现存殿宇除大殿外都是明清建筑。大殿梁底有题记，曰：“大唐建中三年因旧名重建”。“建中”为唐德宗的年号，“建中三年”为公元782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了。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构殿宇。大殿开间、进深均三间，近于方形，单檐九脊顶。殿内无柱，使用通长大梁（四椽栿）。斗拱不用昂，只出两跳华栱。整个结构极为简洁。屋顶平缓，殿内中部为佛坛。坛高70厘米，坛上置满佛像。这为当时殿内布置的一般形式。

佛光寺位于五台山台外豆村的山腰，依地形坐东向西，这在佛寺中是少见的，因为一般佛寺是坐北向南的。主殿建于寺后部的高台上，据殿内梁下题记，该大殿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面阔七间34.0米，进深四间17.66米，单檐庑殿顶。全殿有内外两圈柱网，柱高度相同，柱上层叠多层木枋，构成内外两“槽”。“两槽之间用斗栱和梁枋结合，构成结构整体。槽的上面，隔着天花板再架屋顶结构的梁、檩、椽，称为草架。这种双层梁架体系，在宋《营造法式》中称为‘殿阁’结构，至迟在初唐已形成，佛光寺大殿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实例。”[59]佛光寺大殿斗拱已出四跳，高度等于柱高的一半。柱高与开间的比例略近方形。屋顶坡度平缓，屋脊用叠瓦形式，两端鸱尾遒劲有力，体现了唐代建筑浑厚、庄重的风格。“殿内还保存了一组唐代塑像和唐、宋壁画，连同建筑本身及墨迹题字，堪称一殿四绝。”[60]

据史载和敦煌壁画所示，佛光寺大殿原高95尺，合今28.5米，唐武宗灭佛时被拆毁，大中年间重建，规模已大不如前。此外，佛光寺内外还有一些唐代的经幢和墓塔。

隋唐佛寺建筑对日本和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在奈良参与兴建唐招提寺的规划工作。该寺的金堂建筑，采用于鸱尾、三层斗拱等形制，整个殿堂气势雄伟，结构精巧，体现了唐代寺院建筑的成就和风貌。

佛寺之外，与佛教相关的建筑还有塔。塔也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塔在印度原指坟墓，用以葬藏佛骨，或作为佛教纪念性的建筑。传入中国后，除贮藏佛骨舍利外，又用为供奉佛像、佛经或埋藏高僧遗骨。

隋唐时期很注意建塔，塔的建筑也很多，并多为木塔，因木塔易于毁坏，流传至今的全是砖石塔，而且多为唐塔。从形式上看，以楼阁式和密檐式为主。

楼阁式塔多为二层木结构，也有砖石结构的。台基多为方形，塔身大致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三种。塔檐和平座有花瓣状的，也有圆形和其他形制的，还多装饰有覆钵、华盖、相轮、仰月、宝珠、悬铎等。

唐代砖楼阁式塔，保存至今的以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最著名。此塔唐代为10层。后遭破坏仅剩7层，遗存至今。大雁塔在明代曾包砌加厚壁，所以今天看来显得坚稳雄壮。塔内建有仿木的壁柱、阑额和简单的栌斗等，之外，又设木板楼梯以供登临。唐代诗人题咏雁塔的诗作很多，其中以杜甫、岑参所作最为著名。岑参的诗曰：“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61]第一层塔壁有唐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碑文，是书法中的珍品。

此外，唐长安香积寺善导塔（在今西安市南郊长安县韦曲的西南）也是比较著名的砖石楼阁式塔，方形，原塔共13层，现残存10层，其中也有仿木砌出的柱槏，不过此塔从形制上看，已介于楼阁式塔和密檐塔之间。

唐代砖石楼阁式塔，只是大体模木构件，讲究神似，不刻意追求细节逼真，显得简洁无华，反映了唐人豪放的审美趣味。

密檐式塔我国现存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隋唐密檐式塔是从它发展而来的。

隋代密檐式塔现已无存，唐代密檐式塔留存至今的较多，著名的有位于今西安市南郊的小雁塔，河南登封嵩山法王寺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

密檐式塔的共同特点是：砖砌，下层塔身很高，二层以上塔身骤减，层层屋檐紧密相接，塔层高度变小，层数增加。

小雁塔又称荐福寺塔，原15层，约高46米，现存13层，残高43.3米，塔身素平无饰，各檐的檐端连线向上层层收小，但一至六檐收分很小，七檐以上收分程度加大，塔身轮廓线有一种由内向外的张力。

法王寺塔，15层，总高40余米，塔身上部收小明显，轮廓线中部微微膨出，整体略作梭形。基台极低，底层特高，犹如从平地涌出，十分挺拔俊秀。

千寻塔建于南诏国时期，东临洱海，西负点苍山，基台宽大，塔身高瘦，显得劲利挺拔。宋代在千寻塔之西，又建南北对称二塔，三塔峙立，增添了大理的秀丽景色。

唐代亭式塔建造也非常普遍，多为高僧墓塔，并多为木结构，但现存全为砖石建造的。亭式塔多单层，塔身大致像一个亭子，下有台座，上有塔刹装饰，并多有仿木倾向和采用华丽的浮雕。

塔一般实用性不强，仅可供登临或观赏，但从建塔的本意来看，主要是为了祈福，或为显示本地方的骄傲而建立的，因此，各地为了建塔往往不惜花费巨资，这就为建塔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使匠师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不仅使塔的建造追求精巧华丽、伟岸挺拔，而且也追求造型多样。如建于唐代，位于今山东历城县的九顶塔即非常奇特，其塔身由简单的方线划分为上下两段，塔顶耸立九座小塔，各小塔又都有莲花瓣座。隋唐时期还建有中央一大塔，四隅各一小塔的金刚宝座塔，还有的亭式塔上建巨大塔尖，塔尖表面饰许多花瓣，瓣上立小塔，尖顶有一较大的华塔，其造型想象也是很奇特的。当时还建有与印度建筑风格接近的窣堵波式塔，现仅存的一座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后，为志远和尚墓塔。

此外，唐代还开始了石幢和石灯的建造。石幢具体样式较多，一般以幢身和华盖为其主体，并雕以垂缦、花叶、宝珠等。唐代风格较为质朴，以后则华靡，南宋以后渐趋消失。石灯是在石座顶上立中空石亭，亭内可置灯，以石亭象征佛国的天宫楼阁，置灯意为佛光普照，光明永被。佛灯为寺院点缀建筑小品，唐代石灯现存两座，分别在山西长子县法兴禅寺和黑龙江宁安县原渤海国上京兴隆寺。

注释

[1] 《旧唐书·李淳风传》。

[2] 参见张奎元、王常山：《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旧唐书·天文志》。

[4] 同上。

[5] 《旧唐书·僧一行传》。

[6] 《旧唐书·天文志》。

[7] 《隋书·律历志》。

[8] 张奎元、王常山：《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新唐书·选举志》。

[10] 《元次山集·问进士第三》。

[11] 《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

[12] 《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九。

[13] 《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14] 《太平广记》卷二五○《邓玄挺》。

[15] 《杜诗镜铨》引李寔注。

[16] 《四时纂要》。

[17] 《茶经·三之造》。

[18] 《四时纂要》。

[19] 《隋书·元晖传》。

[20] 《隋书·杨尚希传》。

[21] 宋敏求：《长安志》。

[22] 《旧唐书·姜师度传》。

[23] 《新唐书·地理志》。

[24] 《旧唐书·宪宗本纪》。

[25] 《旧唐书·萧俛传萧倣附传》。

[26] 《新唐书·薛大鼎传》。

[27] 《隋书·食货志》。

[28] 《隋书·高祖纪》。

[29] 同上。

[30] 杜佑：《通典·州郡典》。

[31] 《新唐书·百官志》。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37]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

[38] 参见张奎元、王常山：《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9] 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

[40] 《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弊二》。

[41] 《全唐诗》卷二二六《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42] 葛洪：《抱朴子·金丹》。

[43] 《太平御览》卷八一二。

[44] 《旧唐书·李德裕传》。

[45]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46] 《旧唐书·王播传》。

[47] 《旧唐书·长孙无忌》。

[48]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49] 参见韩金科：《法门寺与唐文化研究》，《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0] 《唐六典》。

[51] 同上。

[52] 《剧谈录》。

[53] 《新唐书·车服志》。

[54] 《隋炀帝海山记》。

[55] 《资治通鉴》卷一八○。

[56] 《清平调词三首》之三。

[57] 《剧谈录》。

[58] 参见萧默：《隋唐建筑艺术》，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59] 罗哲文、王世仁：《佛教寺院》，《中国古建学术讲座文集》，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60] 罗哲文、王世仁：《佛教寺院》，《中国古建学术讲座文集》，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61]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