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自晋代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当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名家，书坛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

一、兼有南北，光大二王

东晋书法艺术繁荣，产生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到隋代楷书已趋定型，更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又由于全国的统一，南北文化趋向融合，这也对隋代书法艺术产生了影响。隋代书法，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书风巧整兼力，不离规矩，有东晋南朝书法的妍妙疏放，又有北朝书法的遒劲方整。唐初大家的规模风范，已在此时初具规模。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智永、智果等，其中以智永最为著名。

智永是陈、隋间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的和尚，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相传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藏有很多二王真迹，并继承祖法，精勤书艺，擅长真书与草书，曾手写《千字文》800本，分送附近寺庙，今有《智永真草千字文》传世，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智永书成名满天下，来求书法的人很多，将住处的门槛都踏坏了，于是包上铁皮，有“铁门限”之誉。他的书法得王羲之精髓，运笔凝练，骨力内含，结构方正，娴雅秀丽，对唐初影响较大。

与智永同时稍后的僧人智果，亦居永欣寺，书法亦师法王羲之，但字体“瘦健”，自认为得王书之骨，而智永得其肉。但当时人评价认为他“稍乏清幽，伤于浅露”[11]。

隋代墓志碑刻中也多有书法精品，如《张贵男墓志》、《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尼那提墓志铭》等，已带有南北书法融合的特点，间架趋于工整，在魏、齐的雄峻中带有齐、梁的温婉。其中《尼那提墓志铭》书法，端正宽博，笔划遒劲圆润，略带隶书遗意，融北朝魏碑体的方整雄健和南朝楷书的修美遒润为一炉，是不可多得的隋代书法珍品。墓志之外，还有一些隋代的碑刻，如《龙藏寺碑》、《启法寺碑》等。总之，当时的书法艺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点，预示着一个新的书法艺术**的到来。

尼那提墓志铭（隋）

入唐以后，书法艺术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唐初的太宗皇帝雅爱王羲之的墨宝，即位后，“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旭、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12]。唐太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真迹，多方求而得之，视为至宝，并命人以“钩摹”的方法加以复制，以广流传。临死还让高宗用来殉葬。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他所写的《温泉铭》和《晋祠铭》，是最早以行书写的碑文，从书法艺术上看，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太宗曾将《晋祠铭》拓片，作为赠送外国贵宾的礼物。唐太宗爱好书法，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王书法也因唐太宗的提倡举世风靡。

二、欧、虞、褚的书法成就

唐建立以后即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设有《明书》一科，而且其他科如进士、明经及第后，也不能立即实授官职，必须再经过吏部考核，内容是“身、言、书、判”[13]，在具体考核时，也是先考书判，书判合格，再考察其身言，但由于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多，实际不能一一察其言行，只是凭书判用人，所以唐代科举考试书法显得非常重要。此外，在最高学府国子监中有学生专门学习书法。邻国也派有留学生前来学习，这些都激发了读书人学习书法的热情。书法艺术在当时社会上得到了普及。同时也涌现出很多书法名家，其中名重一时的是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仕隋，官至太常博士。入唐，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世称欧阳率更。他学识渊博，曾负责编辑类书《艺文类聚》，能真、行、隶三体书法，其中真体为最，行体次之，隶体更次。真行初学王羲之，后于王派书法中融入北魏的峭拔，“字形瘦长，结体于严谨平实中求奇险，于险绝中求平正，左右配合，喜用相背之意，其势外拓。用笔则方圆互用，在横画与弯钩的收笔处犹存隶意。行书则体势纵长，笔力劲健。他的书法给人以神气外露，猛锐长驱之感”[14]。

欧阳询生前，书名已远著，“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15]。他传世的碑刻有《苏孝慈墓志》、《化度寺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及《九成宫醴泉铭》等。他的碑书结构严谨，笔画稳健，以方为主，略显偏长，给人以刀戟森森之感。后人曾归纳其楷书结构规律，假托他著《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他的行书有《卜商帖》、《梦奠帖》、《张翰帖》与《千字文》等真迹。又相传《定武兰亭》是以他的临本上石。小楷在套帖中有《心经》、《阴符经》等，甚为后人所推重。欧书自成一家，人称“欧体”。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初唐二王书法盛行，欧书因掺入了北方风格而时人颇有微词，如张怀瓘在《书断》中说他的草书，“迭**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可见在二王嫡系看来，欧书是不纯的。不过欧阳询书法对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有直接的影响，对宋代书法的发展影响也较大，直到清代，台阁书法讲究欧体。可见，欧书越到后来评价越高。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也长于书法，武则天时为宰相，后为酷吏所杀。他自幼学其父书法，长而以书法名世，时称大小欧阳。《书断》称其书法“瘦怯于父”，从其所书《泉男生碑》来看，结体雅正，笔力劲挺，别具一格。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世称虞永兴。他是智永的外甥，亲受其传授书法，继承了二王书法的传统，真书体方笔圆，外柔内刚，圆融遒丽；行书遒媚不凡，筋力稍宽。张怀瓘在《书断》里说他的字，“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间，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其书法如“姑射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虞世南真书代表作为《孔子庙堂碑》，姿媚遒劲，笔画凝练，结体端正而舒展，外形略长而见方，总体有文质彬彬之风。行草书墨迹为《汝南公主墓志铭》，是其撰写唐太宗女汝南公主墓志的草稿真迹，书法圆活自然。二者均为后人所推崇。当时人对欧、虞作比较认为，“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外交家）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16]。可见对虞世南评价要比欧阳询高。虞世南书法传给他的外孙陆柬之。陆又传给张旭。颜真卿又得张旭之传。

虞世南的书法被唐太宗称为一绝，太宗所藏二王真迹，也大都由虞世南鉴定。虞世南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认为从此无人可以论书，颇为伤感。这时，魏征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并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17]从此，褚遂良就继虞世南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颇受器重。“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出，一无舛误。”[18]

褚遂良为贞观名臣，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封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他擅长真书，书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能登堂入室，又能别开生面。其书法融欧、虞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然，富于变化，丰艳流动，节奏感较强。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书法“若瑶台青琐，窗映青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虞、欧谢之”。唐韦续《九品书》又评其书法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的碑刻作品有《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房梁公碑》和雁塔、同州两《圣教序》；行书真迹有临《兰亭集序》、《枯树赋》；还有楷书真迹《倪宽赞》等。

褚遂良和欧阳询都宗法二王，又都受北方风格的影响，融南北风格，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此而言，褚遂良更为突出一些。

唐初书法大都是师承智永一派，智永又承继王羲之，加上太宗、武则天都喜欢王字，所以初唐名家都学王字，善用辅锋，也就是兼用方笔和圆笔，成为风气。大家都这样又显得俗气，当时人讥之为“院体”。不过，这时的书法毕竟不是二王的翻版，而是在学习二王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三、张、李、颜的书法成就

书法至盛唐，名家辈出，诸体兼备，真草均彻底摆脱王家书派的约束形成了新的风格。真书方正宽博，雄壮朴厚，书法巨匠颜真卿为其杰出代表；草书在章法上变今草为狂草，笔法极尽变化，豪放纵逸，显现盛唐气象，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汉朝以后，篆书已成绝响，隶书混同真书，至盛唐，篆隶二体又重现书坛，出现了李阳冰、史惟则等名家，他们的隶书，结体用笔皆变汉法，规矩严于汉隶，另辟唐隶一体。行书新风貌始于李邕，发展到颜真卿则完全摒弃二王风韵。以下仅对张、李、颜书法作一介绍。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擅长真、草，又以草书著名，号称“草圣”。他的书法学自舅父陆彦远，彦远为陆柬之之子，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追根溯源还是宗法二王，承继智永、欧、虞等人，风格较高，当时有“乔松倚壁，野鹤盘松”[19]的评语。

（唐）张旭《古诗四贴》墨迹

李邕，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父李善，以注《文选》知名。李邕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

李邕善行书，笔力沉雄，又长于碑志文。唐以前碑志为隶体，入唐以后，因崇尚二王书法，除个别碑志还参酌隶体以外，多是以真书上石的，碑志往往结体端正，书法妍雅。当时人不仅请李邕作墓志文，而且还请他书写碑志文，为此不惜重金争求。李邕不仅负盛名于当代，后世评价也很高。《续书品》称其书法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解缙《续书评》称其书法如“楼台映日，花木逢春”；董其昌说“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23]。以致把他和王羲之并列言之了。

李邕有《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李秀碑》、《麓山寺碑》、《叶有道碑》、《端州石室记》等和行书真迹传世。从李邕所存碑书看，除受王羲之影响外，又得力于虞、欧诸家，字形宽肥而雄强凌厉，具有盛唐书法的特点。对李邕行书书法有所发展的是书法巨匠颜真卿。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拓片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又称“颜鲁公”。他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又亲得张旭指授，还专门写了《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

初唐书法崇尚二王，二王书法似回风流雪，娟媚见长，如人称褚遂良书法如“美女婵娟，不任罗绮”，开元年间，由于时君所好，字体渐趋肥腴。颜真卿从篆书中体会出中锋直下的笔法，遂弃辅锋不用，专用中锋，也就是以篆书作楷书，在当时肥俗的书风中杂以篆籀气，一矫当时肥俗之病；同时也彻底摆脱了初唐风范，摒弃了以姿媚为尚的风气，一变古法，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世称“颜体”，从此取代了王书的地位。直至元初，书坛一直是颜家的天下。他的真书和行草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其“真书雄秀端正，天骨开张，结字由初唐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正而不拘，庄而不险，雄强茂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精力内含，善用中锋笔法，得金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之笔意，饶于筋骨，亦有锋芒。他极善运用点画的粗细对比与钝锐对比，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粗笔中画饱满，出锋处又强调锋芒。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丰筋，具有盛唐气象，也显示出正直、质朴、倔强与内美外溢的个人风格。他的行草书，遒劲郁勃，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亦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24]

颜真卿书法传世极多，其碑刻作品，早期的有《多宝塔感应碑》、《东方化赞碑》、《鲜于氏离堆记》等，这些作品尚不够成熟；其成熟期作品有《郭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中兴颂》等，这时的作品个人风格已经形成；晚年作品有《元次山碑》、《宋璟碑》、《李玄靖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晚年作品更显得浑朴端庄一些。真书墨迹有《自书告身》、《竹山堂联句》等，其前者较之碑刻结体略窄，行书更硬，究竟是否真迹还有争论。行草书墨迹传世的有《刘中使帖》、《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其中《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祭奠在安史之乱中死去的侄子的手稿，其书纵笔浩放，**，浑然一体，情意动人，或遒劲，或流利，或若篆籀，或若镌刻，从中似乎可以看到颜真卿当时内心的悲愤、激昂、沉痛、缅怀的情绪起伏。该书法被誉为继《兰亭》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已为珍品，《新唐书》本传称其“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宋代书家评价他的书法说：“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观欧、虞、褚、薛、徐、沈（传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一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25]苏轼也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措手”[26]。宋代书家还竭力提倡颜书，南宋诗人陆游就有“学书当学颜”的诗句，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对这种具有刚劲、厚实、雄伟的民族特色的书法艺术，特别欣赏。可以说，颜真卿把我国的书法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

四、沈、柳的书法成就

盛唐以后，书家受唐玄宗的影响，书风趋于肥俗，直至柳公权异军突起，才力矫此弊，他以颜书为体，以欧虞书法为用，自出新意，别成一体，成为百代宗匠。中晚唐至五代著名的书法家还有沈传师、林藻、高闲、杜牧、杨凝式等人，其中又以沈传师成就为高。

沈传师，苏州吴人，贞元末举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新唐书·沈既济传附传师传》称：其“工书，有楷法”，书法为后世所重。宋朱长文《墨池编》称：“传师正、行书，皆至妙品。”当时著名诗人杜牧亦工书法，杜牧做过沈传师幕僚，书法可能受传师影响。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恳，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禁中，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拓本

柳公权初学王书，后又遍阅近代笔法，得力于颜与欧，但变颜之内蕴于外棱，又极力变王体书，不使与其面目相似，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穆宗十分欣赏他的书法，一次尝问公权笔法，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27]穆宗是个很荒唐的皇帝，柳公权借谈笔法来劝谏穆宗，从而使他在书史上也留下了“笔谏”的美名，但同时也说明公权是正锋用笔，这样写出来的字方折峻丽，棱角分明，以骨力劲健著称，并能于方正中见清媚舒展，后世称之为柳体，与颜书并称“颜筋柳骨”，他本人又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真书之外，柳公权还长于行书，墨迹《蒙诏帖》，字体豪雄，气势遒迈，为一名迹。

柳公权生前书法名气极大，“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28]柳公权传世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和敦煌所出的《金刚经》为最。

颜柳二人的楷书结构严谨，法度精密，到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以后，其印刷字体即取自颜柳楷书，称为“宋体字”，一直使用至今。

五、书论

隋唐时期有关书法的论著极多，已知的有40余种。其中重要的有初唐李嗣真的《书后品》、孙过庭的《书谱》，盛唐张怀瓘的《书断》、窦臮的《述书赋》，晚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

李嗣真，字承胄，初唐书法理论家，官至御史中丞，他在诗、书、画方面均有论著，流传至今的仅为《书后品》。《书后品》（一作《后书品》）是继梁肩吾之后的又一部书法品评著作。全书按十品评述秦至初唐的81名书法家。“品”即“等”，十品是在九品之上加“逸品”，评论之词，好用辞藻，晦涩难懂，但保存了一些史料，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孙虔礼，字过庭，吴郡人，初唐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官率府录事参军。他擅长行草书，《书谱序》即用草书写成，留存至今。《书谱序》，亦称《书谱》，二卷六篇，成书于唐垂拱三年（687年），是我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的书学论著，历来为学书者所重。作者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汉魏以来的书法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阐述了书法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既主张继承，又提倡创新；既充分阐明了不同书体的功用和特点，又着重探讨了真草二体的特质与相互为用；既敏锐地指出书法美有如“情动形言”、“本乎天地之心”，又对“执、使、转、用”等书法技巧探微钩玄；既标举出“内含筋骨”与“外耀锋芒”两大风格，又反对褊狭之弊；不但总结了书法创作“意先笔后”、“运用尽于精熟”的经验，也指出了学习要分阶段进行，“先求平正”，“次追险绝”，“复归平正”的必要。[29]南宋姜夔撰《续书谱》一卷，论述正、草二体的具体书写方法等，亦可供参考。

张怀瓘，海陵（在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上海陵镇西）人，书画理论家，开元中（713—741年）供奉翰林院，又曾任率府兵曹，鄂州司马等职，能书法，但不足称，书画理论著作极丰，其中以《书断》最为著名。《书断》成书于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分三卷，对盛唐以前书法作品，溯源明流进行分析和评价。卷上为“十体源流”，论述黄帝至盛唐的10种书体，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的发生发展，各体的特点及表现效果。卷中与卷下为“三品优劣”，共品评历代可入品流书家170余人。卷中为神品与妙品，卷下为能品，每品中以书体为先后，每人列一传记，传中夹叙夹议。每卷末又有一总评，并对前人书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公允，记述详赡，当时和后世均对此书评价颇高。张怀瓘还著有《书议》、《书估》、《文字论》、《六体书论》、《二王等书录》、《评书药石论》、《玉堂禁经》与《论用笔十法》等，这些著作论及有关书法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张怀瓘的书论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张怀瓘也因此成为绝无仅有的书法研究家。

窦臮，字灵长，扶风（今陕西扶风县）人，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官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述书赋》为其晚年之作。《述书赋》综论周至盛唐书家200余人，持论概从所见原作出发，审慎、精到、严肃，评语则不加粉饰，“直道公认”，或理尽名言，或“外假兴喻”。叙述则要言不繁，所引颇丰。

窦臮兄窦蒙，也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史论家，著《述书赋语例字格》对《述书赋》中评论用语加以解释。他在《题述书赋语例字格后》一文中，对窦臮生平著述有简要的评述，对《述书赋》也有简要的说明，指出《述书赋》在用语遣字上，“且褒且贬，还同谥法”，极为考究。并说明其作《述书赋语例字格》的目的，是使“注有未尽，在此例中；意有未穷，出此格上”。因此，《述书赋语例字格》对阅读和研究《述书赋》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张彦远，祖籍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唐著名宰相张嘉贞之后，大中（847—859年）初，曾任尚书祠部员外郎。他是杰出的绘画史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学者，据说他曾以九等品第汉至唐的书学人物，但已不传。他所编的《法书要录》是第一部书学论著丛书。

《法书要录》共10卷，收载东汉至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各家书法理论文字及著名的书法著录40余篇，多数具载原文，少数仅存书名，采集繁富，又不失精要，唐以前的遗文佚篇，往往赖之以存，张彦远自称“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这虽为自信之说，但确实也为研究书法的重要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