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兴盛，作为佛教建筑一部分的石窟也大量开凿。石窟内最主要的部分是雕塑，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就雕塑而言，还主要表现在皇帝及大臣陵墓的建造之中。石窟与雕塑在隋唐五代都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一、敦煌石窟的成就及其他石窟

佛教石窟是从印度传入的。这类石窟是在石崖内凿出窟室，或供僧徒坐禅修行，或满布佛像造像壁画，供信徒礼拜。中国的石窟最早出现于新疆，知名的有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库木吐拉石窟等，这些石窟可能早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凿了。内地凿窟在北朝已经非常兴盛，出现了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等重要的石窟群，它们大都延续到隋唐或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最著名的石窟当推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今甘肃敦煌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即千佛山），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

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年代，据敦煌发现的《沙州志》记载，为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又据武则天圣历二年（698年），李怀重修莫高窟碑记载，为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李碑称当时沙门乐传在山上造窟名莫高窟，因此后世把整个石窟群也称为莫高窟。不过，原来的莫高窟已不存在，现存最早的窟是北魏中期开凿的。

敦煌石窟现存492个，其中隋窟110个，唐窟199个、五代窟32个，隋唐五代总计341窟，约占敦煌石窟的70％。隋唐五代时期是敦煌石窟开凿的兴盛时期。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都会”，从内地来的人，到达这里后，不免有思乡之情，许愿还愿把心灵寄托在这里，因而千佛山一度成为香火鼎盛的名山，莫高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凿并发展起来的。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丝绸之路畅通，敦煌地区呈现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如开元天宝年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6]。又张籍《凉州词》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笙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所描述的都是盛唐丝路的繁盛景象。此外，佛教开凿石窟除与僧徒修行、活动有关外，佛教以修功德、种福田的名义，招徕“布施”，引导统治者以至一般民众造像营窟，祈福永命，很多石窟的开凿也与此有关。尤其隋唐净土宗盛行，施财买福、修功德快速成佛成为一时潮流，营造石窟变成了修功德的一种手段，这就更促使了石窟的修造。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莫高窟隋唐窟形以覆斗式窟最多，可作为隋唐的典型形制，此外，还有少数的涅槃窟和大佛窟。

覆斗式窟在北朝已经出现，其“覆斗”形的窟顶形式是对现实“斗帐”的模仿。窟室在北朝时大都中心略后有一个中心塔柱，这是因袭印度的支提窟而来的。隋窟基本上和北朝相同，多数有中心塔柱，也有些窟洞已将中心塔柱改为佛座。唐窟绝大多数已无中心塔柱。初唐盛行前后二室制度：前室供人活动，后室供佛像。盛唐以后改为单座的大厅堂，只有后壁凿佛龛容纳佛像，有的左右壁也有龛，整个布局非常接近于一般寺院的大殿平面。又北朝的龛，平面半圆，龛顶为曲面，龛楣为半圆拱形，龛内一般只塑一佛，龛外多立二菩萨。隋唐时塑像增多，除一佛二菩萨外，还增加了二弟子，有时还塑出二天王，形成一铺五像或七像，而且都放在龛内，因此，龛的面积加大，平面改为外宽内窄的梯形，龛顶为外高内低的斜面，龛楣也改为直线，模拟佛殿的匠意更为明显。中唐以后龛形又有变化，即平面为横长矩形，龛顶为横长覆斗，正中做出支条方格组成的平棊，四周斜面塑画出竣脚椽，龛外左右画柱，上面画附有仰阳板、山花蕉叶和角端伸出龙头衔流苏的帐顶，明显表现出是对当时盛行于佛殿内的佛帐的模仿。因此，就全窟而言，是一座佛殿的象征，不再表现为一座佛寺了。这一转变，为晚唐出现而在五代和北宋盛行的背屏式窟提供了意匠的准备。

“覆斗窟中心高起，没有平顶的压抑感，也形成了坚固的自拱，是一个创造性的处理。覆斗窟没有中心塔柱，窟内空间完整宽豁，同时也给各壁面都提供了较大的前部空间，使各壁都可安置主题性壁画，并减少了光线的遮挡，窟内比较明亮。覆斗窟的盛行，反映了隋唐佛寺形制的发展，也间接地反映了宗教观念的转变，同时适应了大型经变画大量出现和彩塑增多的要求。”[7]

莫高窟的大佛窟有两座：一是凿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第96窟（北大像）；二是始凿于玄宗开元（713—725年）初年的第130窟（南大像）。窟内佛像，前者高达33米，后者高达26米，均为石胎泥塑的弥勒佛坐像，即在凿窟时留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外加泥塑。这两座大石窟都是在武则天提倡弥勒佛信仰的同时或稍后开凿的。大佛窟洞窟空间高耸，上小下大，因洞窟内佛前面积有限，人在窟底须仰视才能看见大佛全貌，更显得佛像的巨大和空间的高耸。二窟的前壁都凿有上下多层甬道，这在施工时可作为运输通道，完工后可登此就近瞻礼佛像上部，同时，这些甬道也增加了窟内的光线，尤其是上层甬道，给佛像头部提供了足够的光线，头胸以下转向幽暗，有着很好的艺术效果。

莫高窟有两座是涅槃窟，均凿于唐代，即第148窟（盛唐）和158窟（中唐）。涅槃窟是为安置佛涅槃卧像而凿，所以平面为横长方形。敦煌二涅槃窟形制相近，石榻上卧像长达十六七米，洞窟空间很大。

敦煌莫高窟以彩塑著称，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石窟中最主要的雕塑是佛像，佛像总是那样温和慈祥，庄严镇定，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大像和北大像，这两个大像，神态肃穆宁静，头部微微下俯，眼光下视，似与人眼相接，神人感应，令人敬畏，增加了宗教的感染力。以南大像为例，这尊身高26米的大佛是处谚、马思忠等塑造的，虽然气势上较武周时所塑的北大像略逊一筹，但其体型圆浑饱满，气度雍容庄重。匠师们在雕塑中还有意加大了大佛头部，在眼睑、鼻翼和嘴唇等处，都塑出较深的斜面，在甬道传进的自然光中，大佛轮廓分明，内在力量充沛，人们在其足下仰视时，反而感到比例适中，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表现着极丰富的创作经验，体现着盛唐的时代精神。

莫高窟中还有一处高达36米的唐代摩崖大像，前面建有7层楼阁，但佛像已经过后代改塑，大阁也是清代的建筑。

石窟中仅次于佛的塑像是菩萨，唐代菩萨身躯常作S形的三曲式，突破了呆板挺立的旧模式，尤其是盛唐菩萨，一个个丰满健硕，作“秾丽丰肥之态”，其中，第45窟正壁龛中北侧的菩萨，高1.85米，作S形站立，头梳高髻，低眉俯视，姿态妩媚绰约，如在静静聆听教诲，给人以非常亲切的感觉。

唐代石窟所塑人物较多，在其他塑像的塑造及群像的安排上也颇具匠心。如上述第45窟菩萨旁边站立的迦叶，却是一派老成持重的高僧神态，双眉紧锁，嘴角微微内收，眼睛富有洞察力，表现出他深邃的思想和富有自信的内心世界。又如第46窟南壁佛脚前的舍利佛，是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高徒，当佛涅槃时，他以火自焚，先佛入灭。这一身高仅0.52米的塑像，却表现出舍利佛对佛的一片虔诚崇拜之心。又第148窟西壁专设的涅槃佛坛上安卧着的佛的身旁，是佛弟子、天人、各国王子、佛姨母、菩萨等72身举哀像，则是群塑艺术上的一个代表作，也是一个试探性的新作。

龙门石窟位于今河南洛阳市南20余里，这里两山夹峙，伊水从中流过，名为伊阙。两山崖面上开凿有大批石窟，因石窟主要集中在西边的龙门山崖，所以名龙门石窟。因龙门石窟在伊阙，所以又名为伊阙石窟。

龙门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开凿的，至唐朝而达到兴盛时期。与云冈石窟相比，这里更多可是唐朝时期作品。龙门35个大、中型石窟有21个是唐开凿的。与莫高窟相比，龙门石窟基本保持了唐代原貌，不像莫高窟那样，多数经后代装修，一些地方已失去了原貌。龙门石窟以造像、雕刻为主，也不像云冈、敦煌那样本身有成熟的建筑处理，从建筑匠意看，这些洞窟都像一所佛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龙门石窟是一种新型的石窟类型。龙门石窟造像九万七千余尊，号称“十万躯”，主窟为奉先寺石窟，是于上元二年（675年）完成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佛龛，东西长35米，主尊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佛通高17.14米，丰颐秀目，安详持重，既有男性雍容大度、轩昂庄严的风度，又有女性温柔亲切、典雅颖慧的气质，特别是头部微向前倾，两目俯视，含蓄微妙，似乎在给观众一个重要的启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相貌是“方额广颐”，与此像相貌十分吻合，而武则天又资助两万贯脂粉钱造窟，并派官员督造此大佛，因此有人推测，这尊大佛应是女皇武则天的化身。除主佛外，两侧配置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都雕琢的各具特色，十分成功，表现出不同的造型、气质、性情、姿态和动作，并构成一个高低错落有致、彼此衬托照应的有机整体。

卢舍那大佛（唐）洛阳龙门石窟

与奉先寺大致同时的还有万佛洞、高平郡王洞、惠简洞、极南洞、东山看经洞等著名石窟，其中看经洞内29尊1.8米的高浮雕罗汉像是唐代浮雕中的重要作品。至中、晚唐龙门石雕有所减色，题材上弥勒像锐减，而地藏、观音和阿弥陀像增多。

天龙山石窟中也以唐窟为最多。该石窟群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40千米的天龙山上，共有21个洞窟，分布在东西二峰腰部。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其后北齐、隋、唐陆续开凿，唐占13窟。天龙山石窟不如云冈、龙门石窟规模巨大，又因屡遭劫掠、破坏，有150多件精美的雕刻品被盗往国外，但其艺术价值仍然可同云冈、龙门石窟相媲美。其用圆雕法雕出的佛像以雕刻精细、比例合宜、华丽美观而著称于世，被誉为“天龙山样式”，它是我国石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8]如第14窟的菩萨雕像，全身比例匀称，肌体丰满圆润，衣纹流利合度，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又如第9窟的晚唐摩崖造像，分上、下二层，上部为弥勒大佛，面相方圆适中，丰润雍容，有别于盛唐的丰厚刻风，下部是一尊高达9米多的观音立像，其上身著细璎珞，斜披帔巾，下裙紧贴两腿，衣纹“勾绰纵掣”，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轻覆在健美的肌肉上的罗裙的质感和动势，从而给我们展现了一位丰润、秀美、活生生的女神形象。

唐代凿造石窟的地区，由南北朝的华北地区，扩展到今四川及新疆地区，凿造石像的功德，由帝王贵族到一般平民。凿造规模由几十米的大像到仅高20至30厘米的小浮雕壁像。其中有无数的大小不等的窟室和佛龛，应称道的是乐山大佛和四川大足石刻。

乐山大佛在今四川省乐山市城东南凌云山前，面临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汇流处。乐山大佛依崖端坐，与山石浑然一体，体现出佛即是山、山即是佛的宏伟气魄。乐山大佛是我国最大的佛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坐像，高71米，《韦皋笔记》形容它：“趺足成形，莲华山水，如自天降，如从地涌。”乐山大佛是弥勒佛像，开凿于开元元年（713年），凿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整整90年的时间，主持造佛的和尚先后三易其人，参加雕琢的工匠不计其数，是我国石雕艺术史上的奇迹。

大足石刻以雕刻精美隽奇而称绝于世，共有造像五万多尊，凿于晚唐、两宋时期。“残唐遗踪映北山，两宋胜迹拥宝顶。”大足石刻以北山和宝顶山规模最大。北山在大足城北两公里。第136号的“心神东窟”，是北山石刻的精华，20多个菩萨面目清秀，体态丰盈娴雅，肌肤细腻润泽，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二、墓葬雕塑

唐代是我国陵墓建设的一个**。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共有21帝，除末代的昭宗、哀宗葬在豫、鲁外，余均在关中（其中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一陵），故有“关中十八陵”之称。它们都排列在渭河以北的盆地北缘，自西而东绵延百余公里，大致形成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扇形。

唐代帝陵借鉴了魏晋南朝流行的所谓“阴葬不起坟”的做法，即以天然峰峦为陵，内开墓室，不另起坟。唐18陵，除献陵、崇陵、端陵设在平坦地段外，其他15陵都是“依山为陵”。唐代帝陵四周筑内外双层城墙，四面对中开门，各门外列石狮一对，南门外为长达三四千米的“御道”，即古之神道。御道两侧陈列许多石刻，内容包括石兽、石人、石柱和石碑等。唐初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还未形成定规，故石刻的题材、位置和数目不一。

昭陵六骏（唐）

献陵有石虎4对，石犀1对，虎高1.7米，宽2.4米，犀比虎约大一倍，均作走动觅食态，风格凝重古朴，简洁有力。

昭陵开以山为陵的制度，陵前置有14躯诸蕃君长圆雕像，均为唐太宗所擒伏而归顺的一些国家、部族的首领，意在炫耀国威武功。此外，置于昭陵玄武门内的浮雕“昭陵六骏”，是唐代石刻艺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六骏”即是6匹骏马的浮雕，其中4件现已移置在西安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里，另外两件于早年被帝国主义分子盗窃至国外。它是根据李世民在作战中骑过的心爱的6匹骏马雕刻而成的。

现保存最好的唐陵为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陵也从乾陵始形成一定之规，以后各陵大体因之。乾陵自南而北，在御道两侧分列华表1对，翼马1对，浮雕驼鸟1对，石马（各附牵马人）5对和石人10对。此外，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各一通，“番酋”石刻像61座及石狮等。北门外，又加立马3对，号为“六龙”。陵区广植松柏槐杨，将石刻衬托出来，从而渲染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意境。

乾陵石雕蕃臣像是在唐各帝陵中最多的，这些蕃臣像的脊背上刻有他们的国籍和名字，反映了当时唐朝国力强盛，与外蕃交往之多。乾陵石狮共8只，高3.85米，长3.32米，昂首挺胸，作蹲踞状，有着睥睨一世的威势。乾陵马的造型则采用于写实性与装饰性相结合的方法。头部真实传神，胸腹部则加以夸张，双翼以流利的线条作装饰化的处理。鸵鸟是作为珍稀动物置于陵前的，说明当时鸵鸟已由外国进贡或输入。乾陵的石雕代表着唐代陵墓雕刻的最高水平。此外，其他帝陵的石刻也各具特色，不乏精品，如唐睿宗李旦的桥陵，有一对翼马的四腿间是填实的，而且雕满云朵纹饰，这既使马坚固稳重，又助长了翼马的神性。这种雕刻方法多为以后各陵承袭。

唐代皇陵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功臣贵戚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也有很多石刻，如华表、石人、石羊、石狮等，从已发掘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来看，洞内置石墓志、石槨等，石槨有精美的线刻人物和图案。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政治动**，帝王勋贵已无法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陵墓。江南、西蜀相对安定，帝王陵前一般都设置有石雕，但现仅见残迹，已无法知其全貌。

五代陵墓雕刻最著名的是前蜀皇帝王建永陵石刻。

永陵在今四川成都西门外三洞桥附近。其地宫是从地面浅处修筑，埋在封土之内，并由14道双重石券构成，分为前、中、后三室，全长23.4米。中室是规模较大的地宫主体。正中是一个用青白大理石砌筑的须弥座，称作“棺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均有精美的伎乐舞蹈浮雕，共24幅，刻工非常精美，其优雅动人的姿态动作和圆润的容貌，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她们或舞、或吹、或弹、或打、或奏，自然、生动、逼真，俨如一支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缩影。

在棺床两侧的脚下，还有12个半身抬棺武士俑，如从地内涌出一般。这些石雕武士戴武士帽或盔，身穿武士衣，外罩铠甲，面部表情十分夸张，都是二目圆睁，嘴唇紧闭，精神饱满，既突出了他们的身强力壮，膂力过人，又表现出了紧张、小心的神态。[9]

此外，后室还有王建的石雕肖像，陵墓附近还发现了高大的石刻文臣像，其高度与乾陵石像不相上下，可知永陵前面也是有石人石兽等石像的。永陵是很珍贵的艺术宝库。

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明器雕塑，内容包括人物俑、动物俑及以自然景物为对象的雕塑等。

人物俑以唐代女俑最具特色，造型与唐代绘画中的仕女一致，以肥胖、丰腴为美，大都面部饱满，口似樱桃，仪态温婉端庄，落落大方。其中乐舞女俑更显得婀娜多姿，俊美清秀。唐代社会开放，武则天以后，女子骑马成为风气，女俑中也出现了一些骑马形象。这时人物造型准确、精细，手法娴熟，充分表现了塑造者的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如上海博物馆藏一唐代调鸟少女俑：发髻高起，长裙束腰，身体微扭，左臂优雅地抬起，正在调弄立在右手拇指上的一只小鸟，造型十分富于韵律感，而且面带微笑，显示出少女的天真和欢乐。

男性俑大都比较夸张：文吏俑或俯首帖耳，诚惶诚恐；或歪鼻斜眼，蛮横无理，塑造者深刻表现了这类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性格。俳优俑显得表情生动；武士俑突出了威烈勇猛的样子。

人物俑中还多胡人俑，这是当时民族交流的真实写照，除深目、高鼻、髯须的西域人外，还有鬈发、厚唇、眼白、无须、肤黑的非洲黑人形象。

在动物俑中，十二生肖像大都雕塑的别致有趣，令人喜爱；马、骆驼的造型动作都十分丰富；而镇墓兽又奇谲怪诞，形象非常夸张；家禽、家畜显得更富有生活情趣。

动物俑中，以马的成就最为突出。或昂首傲天，或低首徘徊，或跳跃奔驰，或咬腿抬脚，形象都非常生动。就唐而言，均体态肥健，比例协调，色泽感很强。骆驼姿态不如马丰富，多为引颈昂首，张口长鸣的样子，于温厚稳重中显示出伟岸高亢的气势。镇墓兽身躯往往近似人形，手脚呈鹰爪状，坐猪或怪兽，张臂伸腿，头部和颈肩长毛向上升腾，如烈焰一般，衬托出猛烈如火的暴戾和愤怒。隋敦煌太守姬威墓中有一只母狗正在卧地哺育小狗。西安附近唐墓中还出土过一件彩陶驴，塑造写实精致。五代南唐李昪钦陵出土的各类明器中，还有人头鱼身和双人头蛇身的形象。人头鱼身俑长35厘米，俑为人面，头戴冠帽，鳞纹鱼身，是神话传说中的人鱼，寓吉祥之意。双人头蛇身俑，长45.3厘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

以自然景物作为明器雕塑，是前代所没有的。陕西咸阳和西安韩森寨都出土过唐代游山群俑。西安西郊中堡村还出土过唐代山池形水盂，其上雕塑有山、水、树、小桥以及树上的小鸟等。这些都是在雕塑中所少见的。

隋唐五代时期的明器雕塑以陶为主，其中不少是“唐三彩”的形式。也有少数是木质、石质和铜质的，个别还有以竹为材料的。陶俑一般采用双模制，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塑制。手、发髻、手持器物则辅以捏塑，衣纹在全部脱模后加以刻功，这使陶俑更富于变化。

三、著名雕塑家

隋唐五代时期，雕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精品，但正史并没有雕塑家的传记，即使留下名字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隋代雕塑家以李春和昙摩拙义最为著名。

昙摩拙义是天竺僧人，据《历代名画记》卷八载，他擅长绘画，隋初到中国，遍礼阿育王塔，曾到今四川成都雒昙大石寺看到十二神形，便一一摹绘下来，然后制作成木雕置于寺塔下。

唐代雕塑家知名的较多，并出现了被称为“塑圣”的杨惠之。

韩伯通，初唐雕塑家，据《历代名画记》称，其在隋时，已经以“善塑像”而知名。他是一个宫廷塑工，隋文帝所立佛塔中有他的作品，唐高宗时，曾奉诏为高僧道宣塑像并装銮，时称“相匠”。

宋法智是雕塑名匠，并兼善绘画。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随唐使王玄策去过天竺（今印度）。当时天竺佛教兴盛。在天竺期间，他摹写了大量佛像，图绘了著名的摩诃菩提树像样本。归国后，他将在天竺所得运用到实际雕塑中，对当时的雕塑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两京地区（今西安和洛阳）参加了很多重要的佛像制作。当时也有许多造像是以他临摹的蓝本创制的。

窦弘果，武则天时人，兼善塑绘，曾任尚方丞。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他的画作“迹皆精妙，格不甚高”，而在雕塑方面却“巧绝过人”。他曾在东都洛阳敬爱寺主持制作了大量的塑像。

释方辩，盛唐时期蜀地僧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方辩谒见禅宗六祖慧能，自称善于捏塑。慧能即请他试塑，于是当即捏七寸慧能像，曲尽其妙，但慧能却认为他“善塑性，不善佛性”。可见他长于真实生动地表现现实人物，而在表现抽象的人物方面要略逊色一些。

刘九郎，曾于今洛阳地区南宫大殿塑三清大帝塑像及门外青龙、白虎等守殿神，时人称为“神巧”。之后，广爱寺东法华院主持惠月又请他塑九子母，工毕声动天下，而他还说此像共塑3处，这一处是最差的。

隋唐五代时期，最杰出的雕塑家是杨惠之。

杨惠之，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与吴道子同时学画，师法南朝的张僧繇，后因吴道子在绘画上“声光独显”，遂焚笔碎砚，耻居其次，放弃绘画，专事雕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时人誉为“塑圣”，其雕塑上的成就也与吴道子绘画上的成就并称。

杨惠之的雕塑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物肖像更被称为“古今绝技”，往往气韵生动，栩栩如生。据说他曾为长安一个名演员留盃亭塑像，然后将其面壁放置在长安大街上，结果行人一看到这个塑像的背影，就能认出塑像的主人公来。可见杨惠之的雕塑技艺是很高明的。又昆山慧聚寺天王及二侍女像，也为杨惠之所塑，造像极其工巧，为人所称道。杨惠之为我国的雕塑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他创造了“山水塑壁”的雕塑形式，也就是以连绵山水树木为背景安排人物或故事的一种壁塑，在杨惠之首创以后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寺院中常见的一种雕塑样式。

（2）相传佛教雕塑中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造型是他首创的。又据记载，洛阳广爱寺的五百罗汉也是杨惠之塑的，这是关于五百罗汉像创作者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虽需进一步考证，但从史籍记载之多可以推知，杨惠之一生所造塑像很多，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对雕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杨惠之在从事雕塑创造的同时，还注重理论的总结，曾撰有《塑诀》一卷，后来虽然失传了，但这是我国雕塑史上唯一见于记载的理论著作。[10]

五代著名的雕塑家有雍中本、许侯、杨元真和程承辩等人。

雍中本、许侯和杨元真为前蜀人，雍中本以塑圣兴寺天王院的天王、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宿以及天长观、龙兴观、龙虎宫等像，驰名当时。许侯曾塑大圣慈寺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及华严阁释迦立像。雍中本和许侯的塑像，均由杨元真装銮，也称奇巧。

程承辩为五代后蜀人，除雕刻外，兼善绘画，曾塑造彭山道教洞明观内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