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它是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合为一的文体，而不是纯文学的散文，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特点，把自己从与其他文体相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另外，先秦散文中的骈句，到两汉时发展成质朴的骈文，再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文人为了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进一步追求用典，讲究声律与词采的雕饰及句式的整齐，以至骈文用典增多，词采繁丽，句用四、六，充分展现了它的艺术美。但同时骈文的局限性和弱点也充分地暴露出来，过多地用典超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过分地追求词采也使内容贫乏，这样骈文的路子越走越窄，为自己的破灭准备了条件。

骈文兴起之后，散文一直并未中断。晋代王羲之的书信，南朝范缜的《神灭论》等都是用散体文写的。西魏宇文泰、苏绰出于政教的目的，提倡改革文体，之后还有很多人出于政治的目的，如隋文帝、王通等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但收效都不大。

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丽之习，王勃、杨炯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大张复古旗帜，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到玄宗开元时期，苏颋、张说主张“崇雅黜浮”，他们有时虽然还用骈体，但浮侈华靡之风已革。此外，当时文人的书信也多用散体文，大都写得真切生动，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一开头就很有气势：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至于此也。

这个开头，成为千古名句，以致有“识荆”一词流传。

玄宗天宝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接下来的独孤及、梁肃、陆贽、权德舆、柳冕等人研习经典，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能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元结的《七不如篇》：

元子以为人之贪也，贪于权，贪于位，贪于取求，贪于积累，不如贪于德，贪于道，贪于闲和，贪于静顺者尔。於戏，贪可颂也乎哉？贪有甚焉，何如？

其中已了无骈文痕迹。安史之乱以后，元结的散体文更加成熟，如他的“记”，已有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细致描写景物的特点，如《右溪记》：

道州城西四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在当时散体文作者增多的同时，唐朝的科举考试中的制策和对策，于建中元年也开始用散体。这个时期虽还有骈体文，但从陆贽的骈体文奏议看，内容切实，说理严密，叙事间以散行，已无词采雕饰与典繁晦涩之病。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对文体文风改革理论上的探讨。这样，在韩、柳之前，主张文以明儒家之道，重政教之用的宗经复古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和流行了。但当时的作者对现实超脱，缺乏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特点，缺乏实践性的品格；他们对骈文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这也就是否定了文学的特殊性；他们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只是简单地模仿先秦两汉的文体文风。天宝以来，唐王朝经安史之乱而陡然衰落，文学上的复古思想与当时的历史现实有关。文体文风的改革只能待以后去完成。

唐朝到贞元、元和年间，虽然当时藩镇割据等社会矛盾还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太平时期，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这时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有积极的用世思想，如韩愈即以重建儒家道统自居，反对佛老，反对藩镇割据，强化中央政权，在文学上确立了文以明道的思想。这时柳宗元也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他要明的道，是辅时及物之道，就是要有益于时政，有益于生民，求实变通，不死守经义。他思考现实，面对现实，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改革。韩愈、柳宗元尽管哲学思想不同，政治立场也不一样，但他们积极入世、主张改革的求实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使他们结成一体，开创一个文学的革新运动。

文以明道是纯功利主义的，这次文风改革在提倡以文明道的同时，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而不平则鸣说是文体文风改革者们强烈入世思想在文学上的另一种反映。这样就把不平则鸣，把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统一起来。韩愈、柳宗元都在创作中体现了这一思想。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肯定了柳宗元遭贬后，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穷愁失意的产物。

在形式上，韩愈和柳宗元还主张创新，即博览群书，集众家之所成，然后在此基础上求自树立，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了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开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然后是对古书有所取舍，最后进入化境。什么叫化境呢？他在《答刘正夫书》中又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也就是说学古只是手段，集众家之成，创新才是目的。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也说：“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韩、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写出富有独创性的文章，在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唐以前，文学上没有所谓古文。“古文”一词始自韩愈，他把自己的散体文称为古文，是与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对立的说法。韩愈所谓的古文实质上已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散体文，而是已经吸收了骈体文在散文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艺术经验与艺术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新。由于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文体文风的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韩愈、柳宗元周围聚集了很多拥护者和支持者，经过贞元到元和二三十年的时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散体文复杂丰富，包括传记、政论、书启、墓志铭、赠序、杂说、祭文等各种体裁。但从内容上又可分为说理散文和其他散文两个部分，而说理散文又可分为政论文和一般说理散文两个方面。其中一般说理散文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弊病和不合理现象就事论事，大都文字精练，结构严谨，语言生动，说理透辟，感情充沛，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师说》就是一篇很著名的一般说理散文。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耻于相师的不良风尚，阐明了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从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师弟关系上，又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强调应该广泛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师道观念，有着进步的意义。文章流转生动，有很强的说服力。又如韩愈的《杂说四·说马篇》也颇为人所熟知，文曰：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借千里马来说明才能之士不被擢用，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感叹；同时也是在表达作者的自命不凡和一腔委屈。文章简短明快，说理透彻，有些句子已传于人口，深入人心。

韩愈在政治上是反对佛教的，而且是唐代反佛名气最大的一个。韩愈针对佛教写的文章，如《原道》、《原性》和《谏迎佛骨表》是其重要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颇有气势和特色。佛教在中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脱离生产的佛教徒大量增加。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租、免役等特权，成为社会上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严重地危害着国计民生。韩愈对他们的抨击，有着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韩愈对佛教的抨击是比较肤浅的，如他只看到了佛教对社会有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佛教的劝善说、因果报应说、教育人民不做坏事等说教，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又如关于国家的兴亡，韩愈仅仅是从是否奉佛来推断国家兴亡，统治久暂，而不是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关系等方面去找原因，这显然比贞观君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要肤浅得多。又如他在文章中一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与唐代开放的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此外，韩愈对佛教提出的处理方案，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47]，也是简单粗暴的，因此，韩愈的这些主张，对佛教不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显得简单、幼稚。也就是“当一种事物还没有发展到衰落、消亡的阶段时，在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企图从社会的外部，强制性地将这事物窒息、取消，是根本办不到的”[48]。此外，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但没有引人注目的文章问世。

韩愈说理以外的文章以赠序和墓志铭为著名。赠序在唐以前为朋友之间的赠言，到唐代成为一种文体。唐代赠序之作以韩愈最多最好。他往往因事立议，有较充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又有创新，不落前人窠臼。其中《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和《送李愿归盘谷序》为他的代表之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的董邵南，与韩愈私交甚厚，因仕途失意及科考不第将往游河北，韩愈作此文以赠。文中对邵南遭遇深表同情，在政治上又提出了朋友的忠告，劝他不要走入歧途。当时河北藩镇势强，为了对抗朝廷，喜招揽人才，以增强实力。邵南游河北实为依附藩镇，韩愈的忠告即因此而发。但韩愈行文委婉，含意深长；同时也反映了韩愈维护中央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送李愿归盘谷序》则是送李愿归隐而作的。文章本着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指出士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独立人格，是可以走退隐山林这条道路的。文章还对热衷于功名富贵人们的种种丑行尽情地予以揭露，对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嘲讽。文章用对比的写法，流畅而有气势，这是韩愈早期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

韩愈所作墓志铭也较多，其中以为柳宗元所作的《柳子厚墓志铭》最为有名。墓志铭是唐朝颇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刻石纳于墓中，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记载死者世系、名字、爵里、生平及子孙状况；铭则用韵文来概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但也有只用志或只用铭的。《柳子厚墓志铭》综述柳宗元生平，着重论述了他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韩愈对他的政治才能进行了表扬，对他在柳州的政绩进行了肯定，对他的不幸遭遇寄予了同情。但出于政见的不同，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颇有微词。韩愈对柳宗元文学上的不朽业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并指出了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斥久”、“穷极”，这与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是相一致的。韩愈所写的墓志铭没有六朝以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公式化，叙事重点突出，条理畅达，奔放明快，富有感染力。韩愈的文章还能根据不同情况有种种不同的写法。柳宗元死后，韩愈还写过《柳州罗池庙碑铭》、《祭柳子厚文》，但与《柳子厚墓志铭》无一笔犯重。

韩愈其他题材的文章也不乏名篇力作，如韩愈的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被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文章为悼念亡侄而作，行文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抒写委曲，语语从肺腑中流出，哀感动人。此外，韩愈的文章还颇有战斗性。他在很多文章中阐述了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文化上不断创新的思想，为古文运动呼号呐喊。

韩愈的文章在语言上也很有自己的特点，除少数篇章追新逐奥，略感生涩外，大都文从字顺，曲折舒展，偶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辉，有些已为成语，流传至今，如“细大不捐”、“不平则鸣”、“落井下石”等。皇甫湜说韩愈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说他的语言“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49]。用这些话概括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是非常恰当的。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与韩愈齐名，但在政治上与韩愈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另在哲学上也颇有成就。

在唐代作家中柳宗元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不像盛唐作家那样充满理想主义。他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充满着一种求实的精神，为此他投身于永贞革新；同时，他对自然、对历史、对人生进行思索，又使他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在政治上他和韩愈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柳宗元要比韩愈站得高，看得远，而且深刻得多，这主要表现在柳宗元的名作《封建论》上。先秦时期我国实行封建制。秦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为郡县，由中央直接领导。因秦速亡，汉以下的有些统治者，即把秦亡的原因归之于皇室缺乏辅助，于是在沿袭郡县制的同时，又兼行封建制，一些封建文人也贬低郡县制而鼓吹封建制。柳宗元的《封建论》即是对此而言。文章根据历史史实论证了封建制的得失，指出“裂土分国”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封邑世袭也堵塞了贤者才能的发挥，文章最后认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势”，而“州县之设”也“不可革也”。文章虽然有维护君权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藩镇割据的中唐有着现实意义，对统治集团排斥贤俊的现象也是一种批判。文章立论高远，见解新颖，论据确凿，表现了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为我国古代政论散文的典范之作。

柳宗元像

柳宗元散文也是丰富多样的，除政论散文外，记人的如《段太尉逸事状》；辨析的如《论语辨》；叙事的如《捕蛇者说》等，都非常著名。这些文章或剪裁恰当，描写生动；或见解精确，分析周密；或尖锐深刻，细致入微。然就总体而言，他最富创造性的文章是寓言讽刺文和山水游记。

柳宗元寓言讽刺文著名的是《三戒》。《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短小警策，发人深思。《临江之麋》写受主人宠爱的麋，后来离开主人，被外犬“共杀食之”的事，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得意忘形的小人。《黔之驴》写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终于被虎吃掉的事，嘲讽那些外强中干、无德无能的人，最终不免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永某氏之鼠》写永某人家盛行老鼠，而终于被捕灭的事，以警喻世人。这三篇文章，寓意深刻，形象生动，这说明作者善于体情察物，能抓住事情的本质。柳宗元的其他讽刺寓言也都写得深入浅出，锋利简洁。先秦寓言只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柳宗元在前人的基础上大量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对寓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柳河东文集》

柳宗元最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充满了诗情画意。一个小丘，一个小潭在他的笔下是那样清丽可爱，生动逼真，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个山野中的小石潭，简直是一个脱离尘世的净化世界，没有一点污浊，也使人忘掉了人世间的烦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教大千世界里无声无息的生生灭灭，和一方“净土”。如果说柳宗元的诗作受到佛教影响的话，那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是受到佛教影响的。或者说在柳宗元那优美的景物描写背后，仿佛可以看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悲哀。他的出游也并不是那种无所牵挂、超尘出俗的随意，而有着一种打发时日的无奈，也因此，他的文章于明秀之中带着清冷，而不是欢快和热烈。或者说当时南方很多地区还没有开发出来，自然风光秀美天成，奇丽的景色往往会使北方来的文人陶醉其中，使他们沉浸在迷人的山光水色之中，从而陶冶了他们的性情，然后再摹山范水发而为文，产生出妙绝千古的文采。包括《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在内的“永州八记”，虽然其中有作者不幸遭遇的流露，是作者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寄情山水之作。但如果没有当地清新秀美的景色，柳宗元是叙写不出那样的文字和描绘不出那样的文采的。“永州八记”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很高的，但首先是写实的。总之，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像唐诗一样辉映千古。

柳宗元还写了《惩咎赋》、《闵生赋》、《对贺者》、《起废答》、《愚溪对》、《哀溺文》等文章，表不平之鸣，述悲愤之情。他的《天对》、《天说》等哲学论文，从文学上看也是散体文的力作。

总而言之，柳宗元在散体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