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前者以汉代名将李广射石之故事，写出将军神武之伟力；后者则在对边塞战士之生活与艰苦环境的纪实中，表现出众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又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描写久戍思乡士兵的心思，节奏和谐，情景感人，很接近王昌龄的风格：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此外，当时诗人由于经历了战乱之苦，往往也流露出一些对人民的同情，如韦应物的名句“邑有流亡愧俸钱”[33]，即表达了这种感情。有时在诗中也能反映最底层人民的遭遇，如李端的《宿石涧店闻妇人哭》：

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

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著旧将军。

这种在诗中对战乱现实的反映，是从杜甫开始的写生民疾苦的新的创作倾向的继续。

但那时诗人们在继承盛唐诗风的同时，一种追求宁静寂寞而形成的清丽纤弱诗风也开始形成了。如诗风与王维、孟浩然相近的刘长卿即是如此，但没有王、孟诗中那种蕴含于静谧中的蓬勃生机。王维写终南山的名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34]于闲适、宁静之中，有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感。而刘长卿写江亭眺望的名句：“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35]，却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感。由于战乱，文人不被重视，不少人因此而丧失了自信心，同时也就失去了高昂明朗情调的风格，这在当时诗人中较为普遍。此外，诗人对生活、对人世也有一种冷漠态度，诗也缺乏强烈的爱憎和浓烈的情思，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当时还逐渐重视雕琢绮丽，在诗歌理论上主张高情、丽辞、远韵。但结果是“辞意新而风格自降”[36]，或者在诗歌内容上表现为对开元、天宝盛事的回忆。总之，与盛唐相比，诗坛呈现出一种回旋的趋势。

辉煌灿烂的盛唐诗歌使后人盛极难继，大历、贞元年间，诗僧皎然还曾对诗歌创作做了许多规定，想从作诗法入手，为诗歌创作寻找一条捷径，但结果也陷入了繁琐破碎。在盛唐之后，开辟新的道路把诗歌引向前发展的较早的诗人有张籍和王建。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高棅语曰：“大历以还，乐府不作，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近，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亦唐世流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

王建擅长乐府诗，他的诗受民歌的影响，清新、明快又通俗易懂。王建接触下层人民，诗也多以田家、蚕妇、织女、水手为题材，对当时的腐败政治和人民疾苦有所反映。此外，王建和宦官王守澄同宗，他从王守澄的谈话中得到一些宫内的真实情况，作宫词100首，大都刻画细致生动，在艺术上别具特色，当时和后世仿作颇多。

张籍也探求诗的通俗化。他的乐府诗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与王建所作并称“张、王乐府”。他的诗多表现民间疾苦，从“俗言俗事”入诗。风格明朗，有一种质朴感和真实感。

王建、张籍的创作倾向得到李绅、元稹、白居易的进一步发展。

李绅曾作新乐府20首，已佚。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从李绅开始，元稹、白居易相继用这一题材创作，从而形成了新乐府运动。用白居易的话说，新乐府核心就是“歌诗合为事而作”。今从李绅著名的《悯农诗二首》来看，语言浅显，事情真实，讽喻之义，寓于其中，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李绅新乐府的写法。元稹今存诗中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写法上，变张、王细腻写实为叙述与议论，写的也非亲见亲历的实景，而是写当时或以前的一些史实，风格也沉着而不纵横，浑朴而不悲壮；同时也没有王建、张籍那种俚俗、浅近，而是变为一种士大夫的口吻，诗也由感性的变为理性的。

新乐府之外，元稹诗以《连昌宫词》为著名。诗通过描述宫边老人今昔盛衰之感，揭露并批判了安史之乱前的朝政腐败，追述了招致祸乱的因由，表现了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元稹的言情诗也较著名，如《三遣悲怀》之二曰：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诗为追悼亡妻韦丛所作，写得真挚情深。

中唐诗坛上，元稹与白居易齐名，称为“元白”。白居易也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

白居易像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年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因上书言事，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官终刑部尚书。

白居易可以说是新乐府运动的主将，他有计划而作的乐府诗50首，历来为人们所注目，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有颂美之词，有规劝之言，也有讽喻之义。其中精华为写生民疾苦的讽喻诗9篇。诗对宫女、田夫、织女、寒士、蕃人等生活遭遇表示了同情。如在《杜陵叟》诗中，他这样愤怒地写道：“夺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讽喻的有些还是当时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如《卖炭翁》讽喻的宫市即是。这首诗在写法上也突破了理性的范围，细致生动地描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在艺术手法和思想勇气上都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50首新乐府所写的社会问题并非白居易所亲历，所以像《卖炭翁》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但这50首之外的讽喻诗则多是他亲历亲见；或当时有感而作，所以写得比较真切自然，如《观刈麦》是亲见之后有思而作，所以写得颇为感人，又如《秦中吟》十首，也是“一吟悲一事”的即感而作，所以也写得自然真实。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写法上大都明白如话，叙事详尽，虽然做到通俗易懂，但也减少了一种诗的余韵。白居易诗写得韵味深长，余韵不绝的是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其中又以《长恨歌》更为著名。

《长恨歌》是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为素材，即“不但感其事”，同时也想通过这件事，批判统治集团因腐朽荒**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但作者在刻画玄宗相思之情上着力多，又描绘精彩，形象生动，因而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长恨歌》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融进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流畅，音节和谐动人，把抒情和叙事紧密无间的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晚年官做大了，志趣却低了，往往表现出一种万事不关心，唯逸乐是寻的态度，诗中也往往描写一些身边琐事。这些闲适诗在白居易诗中占有很大比例，以致后人有“白俗”之谓。

白居易所作杂律也较多，如他16岁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自河南经乱关内阻兄弟离散》等已广为人所传诵。此外，因白居易长期在江南做官，有些描绘南方景物的诗也非常动人，如《钱塘湖春行》、《暮江吟》等，其中《暮江吟》曰：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诗脍炙人口，美妙可人。又如《钱塘湖春行》用白描的手法刻画早春的景象，自然新颖，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与张、王、元、白不同，当时的孟郊、韩愈、贾岛、李贺等人又探寻着另一条诗歌之路。

孟郊的诗有一种萧索悲凉之感，如“霜洗水色净，寒溪见纤鳞”[37]。又如“秋草瘦如发，贞芳缀疏金”[38]。于这种冷色调中，给人一种和谐的美。大约孟郊遭遇困穷，故抒情哀苦，读之使人惨戚无欢。不过孟郊著名的《游子吟》却写得情真意切，余韵不绝：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和孟郊同以“苦吟”而著名的诗人是贾岛。关于他的苦吟，有“推敲”一词来历的流传。贾岛的诗给人一种荒寂枯凉的感觉，如“孤鸿来半夜，积雪在诸峰”[39]。或写怪禽，“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40]。因为他刻意追求作诗，锤炼字句，所以往往忽略了全篇。他也写了一些好诗，如《剑客》、《怀博陵故人》等，其中《剑客》曰：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剑客的豪侠意气，跃然纸上。

与孟郊、贾岛诗风相近，而成就较大的是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内修武（今河南河阳）人。因郡望为昌黎，每自称昌黎韩愈。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谥文，世又称韩文公。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但他的诗笔力雄健，气势壮阔，也自成一家，对以后宋诗的发展影响很大。韩愈由于过分地避熟求生，不免流入险怪；有时又以文为诗，损坏了诗特有的语言美。

韩愈提倡古文，诗也多古体而少近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疾苦，但更偏于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和被贬的牢骚情绪。其中颇为人传诵的是近体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写贬官途中的失意之感，痛切而动人。

韩愈也多写景之作，著名的《南山诗》用铺排手法描写重峦叠嶂，四时变化，奔腾瑰丽，反映了自然美中奇特的一面；但也极尽搜罗奇字、押用险韵之能事。韩愈在《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中的“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又给人一种壮丽雄健的新鲜意境。此外，有些写景诗还颇有盛唐诗风，如著名的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写早春微雨中景色，新鲜而又别致。

李贺是与孟郊、贾岛、韩愈诗风相近的一个诗人。因避家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因此愤懑牢骚，想入非非，诗多为怀才不遇及出世之作；有时也接触社会矛盾，写一些健康的作品，其中为人所称道的是歌颂边塞将士英雄气概的《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在诗歌创作上，力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从而形成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对以后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唐诗坛上柳宗元自成一家。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参加了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贬永州司马，调柳州刺史，死于柳州。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与韩愈齐名。诗幽峭明净，多感叹身世之作。

柳宗元的诗大都作于贬官之后，对自己忧伤悲凉的情怀表现得较为显露，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把自己贬逐后的生活感受和对挚友的怀念交融在一起，十分感人。柳宗元有些诗也写的较为含蓄，如《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诗于深隽中，给人一种伤感之情。即如柳宗元著名的《江雪》，也使人于安谧冷寂中，似乎能看到诗人的苦处。此外，柳宗元还作有一些反映生民疾苦的诗；又写一些寓言诗，借以抒写自己失意沉沦的不平之感。

与柳宗元遭遇大致相同的刘禹锡在中唐诗坛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禹锡（772—843年），字梦得，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人。贞元七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官监察御史。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贬朗州司马，历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后入朝为主客郎中。晚年居洛阳，与白居易为诗友。

刘禹锡诗风自然，格律精切，由于和柳宗元身世相同，所以也写了很多感叹身世的作品。有些诗还直接讽刺了当朝权贵，如他贬官10年被召回京师后，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结果得罪了权贵再度遭贬。14年后，他再次被召回京师，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一诗，诗曰：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讽刺辛辣，表现了作者倔强的性格。刘禹锡在流放巴楚期间，注意学习当地的民歌俚调，他仿民歌而作的《竹枝词》，于唐诗中别开生面，其中之一曰：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清新爽朗，节奏和谐，用花比男子，更别有一番风致。

刘禹锡诗中还有很多怀古之作，如《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石头城》等，怀古伤今，流露出诗人对唐王朝衰微的感叹。

中唐诗坛上出现了讽喻诗，出现了反映生民疾苦和抒发自己仕途失意的作品，这都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立志改革、以图中兴的思想与行动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但随着改革一次又—次的失败，朝政日甚一日的腐败，宦官专权，藩镇跋扈的有增无减，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唐朝复兴的希望破灭。诗歌也转向写怀古伤今的咏史之作；或描述自我，以致把闺阁生活、爱情生活、歌楼舞榭的生活大量地写入诗歌中。诗风也日益变得纤弱。

中晚唐的咏史之作，以杜牧最为著名。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大和进士，官终中书舍人，世称杜樊川。

杜牧工诗、赋及古文，以诗成就为最高，长于七律及绝句，其中一些咏史之作写得颇为精彩，如《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永恒的时间里消逝的一切，让人体识到盛衰兴旺不可抗拒的哲理。杜牧好谈兵，抱有用世之心，但不得志，往往又借古抒怀，如《赤壁》诗曰：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英气逼人，但也流露出一种不得志的感叹。

杜牧诗中也有些是关于闺阁、爱情和歌楼舞榭的，但这方面的题材，应以与之齐名的李商隐更为出色。

李商隐（812—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县）人。开成进士，但不得志于仕途。他的诗多伤时感己之作，也写咏史及爱情诗，其中又以爱情诗为著名。他摆脱了宫体诗写闺阁生活、男女**的庸俗情调，把男女之情上升到感情领域，纯净、高洁、真挚、缠绵，更多的带有精神追求的成分，有一种凄艳的美感，如：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41]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42]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43]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44]

李商隐的爱情诗有的诗意颇耐人琢磨，从而产生一种朦胧美。总体来看，他的爱情诗对后代的诗、词、戏曲都产生过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李商隐的咏史诗也颇为可观，如《贾生》一诗即从贾谊的故事发挥开去，融大议论于短篇之中，而以慨叹出之，韵味深长，耐人寻味。李商隐也写古体诗，主要学习和继承前人风格，其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长篇巨制，气势磅礴，沉郁顿挫，质朴自然，为其同类诗体的上乘之作。

李商隐死后的第二年，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朝出现了灭亡的征兆，从此到唐朝灭亡，唐诗的发展也经历了它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有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司空图、韩偓、陆龟蒙、吴融等人。

这时期的诗人由于感到唐朝在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大都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心态：“不共诸侯分邑里，不与天子专隍陴。静则守桑柘，乱则逃妻儿。”[45]又由于不断发生战乱，统治阶级也产生了一种及时享乐的思想，这样就出现了以柳巷青楼、金闺绣户为内容的艳情诗，在写作技巧上较宫体诗也更为出色。这时也有些诗人追求一种清丽的情趣，韦庄在唐亡之前的作品最能反映这种倾向，如《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七言五首》之一曰：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

好是隔帘华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

当时诗人还大都表现出对淡泊诗境的追求，但因为不是一种自觉的对美的追求，所以表现的淡泊情思与淡泊境界，反而处处反映了精神上的空虚。他们放神于自然，但也没有盛唐诗人那种向往自然的韵外之致，实际上不过是在战乱中寻找一个安身之地，或在精神上寻找一点慰藉与寄托而已。因此，这类诗也大多格调不高，不过其间也有清新可喜之作，如吴融的《凉思》：

松间小槛接波平，月澹烟沉暑气清。

半夜水禽栖不定，绿荷风动露珠倾。

这清新的景物描绘对宋代诗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末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重，人民生活困苦，这些也反映到诗人作品中来，虽然数量不多，但颇有佳作，如聂夷中的《咏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名篇，形象深刻地概括了农民被残酷剥削后的惨痛心情。

总的来说晚唐诗歌创作的成就不是很大的，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称道的是司空图《诗品》的问世。这部诗论是对唐人诗歌创作上艺术审美的出色总结，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辨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他所欣赏和倡导的是一种“妙选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结合他其他一些诗论，不难看出他诗论的核心点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之说，而《诗品》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把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者的形象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也就揭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景外之景”与“味外之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审美欣赏的过程，这个欣赏过程可分三个环节：

象、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第一个环节是“象”和“味”，这个“象”是第一重象，是指作品所展示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可以诱发读者进行想象的意象。“味”是从这个“象”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是读者不经过审美想象就可以直接得出的。“味”也就是浅层的“味”。第二个环节是象外之“象”，这个象可以说是第二重象，是欣赏者在获得第一重象之后在头脑中经过想象而获得的意境。第三个环节是味外之“味”，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远在“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它紧紧伴随第二环节而来，是欣赏者经过想象获得意境之后从意境中品尝出来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远而不尽”。只有当他寻觅到味外之“味”的时候，他的审美欣赏才算完成。正如司空图所说：“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46]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说，丰富和拓展了我国传统文艺和批评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美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